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IEA)发布国际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研究(ICILS 2023)最新结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各地的八年级学生越来越多地使用信息和计算机技术(ICT),但数字素养成绩却没有相应提高
弗拉芒地区首次参加了ICIL(International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Study,“国际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研究”)测试,这是一项针对中学二年级学生计算机技能的国际比较研究。
参与此次测试的学生共3,365人,来自136所学校,该项国际比较研究覆盖了34个国家,几乎包括了所有欧盟成员国,美国和哈萨克斯坦也在其中。
此次研究由鲁汶大学和根特大学的研究团队完成,负责人是鲁汶大学的夏洛特·斯特鲁伊维(Charlotte Struyve)。
弗拉芒学生表现极为优异
在数字素养方面,弗拉芒学生表现极为优异,仅次于韩国和捷克。
研究人员指出,这个结果合乎逻辑,因为计算机技能水平往往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数字测试的内容包括要求学生设计搜索任务等操作题目。
弗拉芒教育部长祖哈尔·德米尔(Zuhal Demir)(N-VA)表示:“由于这是弗拉芒地区首次参加排名,因此我们还无法进行比较,但我感到非常自豪:我们的学生名列前茅。” 此外, 她还补充道:仍有12%的弗拉芒学生未达到数字素养的最低水平,但这一比例明显低于各国平均水平的24%。
逻辑思维能力
研究的另一部分聚焦于学生的计算思维,即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体来说,要求学生能够逻辑清晰地分析问题,将其分解为可处理的部分,并最终找到高效的解决方案,在这一方面,弗拉芒学生也取得了优异成绩,仅落后于台湾、韩国和捷克。
在该部分的测试中,学生被要求通过图示帮助农民用无人机灌溉农田,弗拉芒学生的总体得分为509分,只有7%的学生未达到最低水平,相较于10%的国际平均值表现更佳。
荷兰语为家庭语言的重要性
研究还考察了学生的背景因素及其对数字技能的影响。
例如,女生在数字素养方面的得分更高,而男生在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更胜一筹。
学业滞后和贫困会导致学习成绩下降,但教育津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影响。
研究显示,古典语言和科学类的学生得分最高,而B流学生得分最低, (B流指有特定需求的学生,例如未通过初等教育的学生)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语言为荷兰语的学生在数字素养和解决问题能力上得分均高于其他学生。
家庭语言为非荷兰语的学生在数字素养上得分低了48分,而国际上,在家讲另一种语言的学生平均差距仅为29分。在解决问题方面,这一差距更为明显,达75分,国际平均差距则为52分。
德米尔表示:“荷兰语至关重要,不仅在数学和历史科目中重要,如今我们发现它在计算机技能学习中也同样重要。根据以往研究,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表现比其他欧洲国家逊色,现在是时候行动了。”
智能手机对成绩的影响
学生问卷还显示,做作业时经常被智能手机或电脑分心的学生,在解决问题能力上的得分更低。
数据显示,在分心的学生中,67%表示会发信息,66%会浏览社交媒体,65%会在线看视频。
弗拉芒地区将在2028年再次参加该项研究,届时将可进行进展对比。
对于下一次测试的期望,德米尔表示:“我希望家庭语言非荷兰语的学生能有所提升,从而提高整体水平。”比利时学生中的数字鸿沟依旧存在
2021年弗拉芒大区采取了“数字跃进”计划,旨在消除弗拉芒的数字落后情况,其中包括为学校大量采购笔记本电脑。
就此,鲁汶大学的洛尔·佩尔格里姆斯(Lore Pelgrims)表示:“虽然电脑已经在学校中普及,但如何在课堂上使用却是另一个问题” , 作为科研助理,她共同分析了弗拉芒首次参与的国际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研究(ICILS)结果。
前弗拉芒教育部长本·韦茨(Ben Weyts)(N-VA)在任期内为学校数字化拨款近4亿欧元,他的继任者,兼同党成员祖哈尔·德米尔(Zuhal Demir)承诺在未来新政府任期内将再提供相同金额,其目标是每位学生都能拥有笔记本电脑,从而获得数字化学习的机会。
根据ICILS研究,目前在弗拉芒只有1%的学生家中没有电脑,17%的学生表示并非总能访问电脑以完成作业,而在参与研究的34个国家和地区中,这一比例平均为34%。弗拉芒的学生在电脑获取上已处于全球前列,仅落后于瑞典和丹麦。
如何有效运用这些设备是另一问题
然而,学校和教师是否知道如何最佳地使用这些笔记本电脑则是另一回事。
在弗拉芒,数字技能的培养似乎主要局限于实际的计算机课程。
仅125名受访校长中有49%表示学校内有整体的ICT愿景。教师的培训需求
在参与ICILS研究的学校中,大约80%的学校的ICT协调员表示教师对ICT的掌握不足,超过一半的教师自己表示希望接受更多培训。
研究结果显示,这种培训可带来积极效果:接受过ICT培训的教师,其学生在数字技能上表现更佳。
影响因素复杂
是否仅靠家庭语言即可解释这些学生间的数字鸿沟尚未确定, 持不同看法的就有鲁汶大学的库恩·阿萨尔特(Koen Aesaert),她认为:“这往往涉及多重复杂因素,不能单靠母亲的教育水平或家庭语言来解释,这种情况较为复杂,与贫困问题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