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贾樟柯一部《天注定》横空出世，这部电影当年虽然未能在国内上映，但其所拍摄内容，还是在国内掀起一阵狂潮。

其中最核心的讨论，就是关于贾樟柯这部电影所涉及的“根据真实案件改编”。

没错，电影《天注定》以四段式结构讲述了四个取材于真实事件的故事：胡文海、周克华、邓玉娇三起轰动全国的刑事案件，以及富士康跳楼事件。

而这四起案件中，最为轰动，死伤最为惨重的，就是“胡文海案”，也就是电影里的第一个“乌金山大海”的故事。

但这起发生在2001年的真实案件，和电影里集中展现出来的情节，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尤其是在电影里，我们看到的，是姜武饰演的大海，在多次举报煤矿贪污未果，还反遭“上位者”奚落嘲讽甚至殴打的背景之下，最后“量变引起质变”，靠着一把猎枪，枪杀数人，靠着暴力武装的形式，解决了自己多年举报未果的那些“罪恶之人”以及“肮脏之事”。

所以，从这样的电影情节里，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快意恩仇，惩凶除恶的“现世英雄”。

但实际上，电影里“英雄大海”的现实原型——

2001年“山西榆次区大峪口村特大枪杀案”的首犯胡文海，并非是一个值得被称为“英雄”的人，当年的许多案发细节，其实随着时间流逝以及各种“传言加工”，早已失真。

也正是在这种“失真滤镜”之下，大家对于2001年的那起震惊全国的枪击惨案，也有了跟原本真相存在较大出入的误解——觉得胡文海是个十足的英雄，惩恶的好汉。

那如果，在尽可能还原当年案发经过的基础上，这起曾经真实发生在2001年大峪口村的凶杀惨案，究竟性质如何？

是惩恶扬善？还是更类似于“争地盘”未成的“狗咬狗”事件？

胡文海其人，究竟是英雄，还是一个裹着英雄外皮的恶魔凶徒呢？

或许听完了当年，您也会有所评断——

01

胡文海一夜枪杀14人的惨案是发生在2001年10月26日。

但胡文海其人，却早就有了要杀人的念头。

这样凶狠残杀的念头，最早可追溯到1999年6月19日——

那天，据胡文海到案后回忆所说，因为那段时间是村里集中浇地的时间，而他家地头和高氏兄弟家的挨着，所以在他自己浇完自家地后，就跟高家兄弟可以直接把水引过去浇他们家的地了（胡文海所言，当时村里的浇地设备，一旦关闭，再打开，就得起码等待半小时才能够再次上来水），所以，这在胡文海看来，就完全是出于好意的提醒。

但就是这样纯属好心的提醒，却遭到了令他出乎意料的“反馈”——高彦书、高彦堂两兄弟居然对此毫不买账，甚至直接骂起来了胡文海，说胡文海“纯粹是多管闲事”。

也正是在这样的争执口角中，事态朝着更加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在不断升级的口角骂战中，最终还是动起了手，高彦堂直接就拿着手里的铁锹，朝着胡文海头上就劈了下去，这一劈可谓力道十足，挨了这一打的胡文海，头上瞬间血流如注，眼看这样的战局逐渐走向难以收拾的地步，幸好最后还是被赶来的胡文海父亲及时阻止，情况才没有继续恶化下去。

胡文海01年犯罪到案后，也曾屡次提及这件“浇地事件”，他说，当时要不是自己父亲出面阻拦，自己可能在1999年的当时，就要“大开杀戒”了，而且，胡文海也说，这件“浇地被打事件”，就是他下定决心势必要将这些人都要杀掉的导火索。

在胡文海看来，这起“浇地事件”绝非偶发，而是相当有预谋有准备，“背后肯定有人策划指使，就是要置我于死地的”，所以他说，“我肯定咽不下去这口气的，我肯定得报复他们的，这回杀不掉我，肯定他们也得计划下回的，所以我要先下手为强。”

在这次浇地打人事件之后，高彦堂全家4口因害怕报复当晚连夜搬走。

胡文海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原支书胡根生去他家里，说受村支书李利生(高彦堂姐夫)所托，前来调解此事，许以2万多元作为调解费。胡文海认为有幕后指使者，要求指出幕后指使。但高彦书说没有，说只是自己一时性急犯下的错误。

但是，胡文海对此说法完全不信，在他看来，这件事发生得过于突然，背后目的极不单纯。

胡文海认为，这次自己被打，幕后黑手就是村干部以及煤矿管事胡根生、李利生、刘海生等人。

而其之所以讲怀疑的矛头对准这几人，也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因为在胡文海跟这三人之间，早就存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直接可以说是仇恨——

那就是：承包煤矿。

02

说起这件事，就需要再次把时间往前回拨——

1993年，在胡根生任村支书期间，胡文海曾经承包过3年村办的大峪口煤矿，据几位村民讲，也不知什么原因，胡文海还白白多包了两年，由此胡文海发了一笔大财，成为了村里有名的富户。

五年后，即1998年初，大峪口村决定采取公开招标的办法将煤矿重新承包，由于别的村民出价高，村干部决定将煤矿交与他人经营。

但胡文海执意要以原价续包，这样的“强霸要求”，胡根生自然是不可能答应的。

而在胡文海看来，胡根生之所以不把大峪口煤矿继续承包给自己，原因绝对不是什么扯淡的“别人出价比自己高”，而是胡根生等人，见自己这几年承包煤矿挣到了钱，眼红眼热，所以就想着借着自己手中的权力，把这样一块充满油水的“肥肉”，塞到自家的口袋里去。

也正是因此，胡文海和胡根生等人，算是彻底结下了解不开的梁子，毕竟俗语有言，“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胡文海就此下定决定，绝对要给这些人“好看”，必要时刻，找他们拼命也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

揣着这份仇恨，时间来到了1999年——

该年，乌金山镇供销公司经理贾润全，找胡文海商议向反贪局举报大峪口村煤矿“3年少报5万吨产量，偷漏税100万元，少交管理费25万元”的情况。

胡文海对此当然很是乐意，在他看来，这就是扳倒胡根生等人，再次将大峪口煤矿”夺回“自己手里的绝佳时机。

但举报之后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接到举报后，稽查处去了五六趟太原（大峪口煤矿的煤运往太原销售），查不出证据，此事就不了了之。

因为此事，贾润全还被刘海生（时任大峪口煤矿矿主）打了两拳。

这样失败的举报经历，让本就对胡根生等人怀恨在心的胡文海更受刺激，他也更加钻入了一个牛角尖之中——认为这一定就是所谓的“官官相护”。

“报公”解决不了，胡文海又起了“动用私刑”的念头。

所以，当这样的念头，再撞上“浇地被打事件”之后，胡文海的怒火杀意更是彻底爆发了。

在那次浇地被打以后，胡文海发誓一定要找到背后主使，他坚信凭着自己在村里的“威望”，高家两兄弟背后如果没有个“撑腰的”，是绝对不敢那样动手打自己的。

也因此，在那件事后，胡文海曾经好几次打过高彦书，目的就是企图逼问出当天主使打自己的那些“幕后黑手”，但高彦书坚称，自己那天真的只是一时“急火攻心”，才“犯了错误”，但已经被仇恨冲昏头脑的胡文海，对此解释，压根是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相信。

在他那时心里，已经是百分之百将胡根生、刘海生、李利生三人看作是“恶魔三人组”了，就相当于是“攥着答案找试题”了，只要别人说这些事跟胡根生等人没关系，胡文海就觉得这肯定就是怯于强权或是出于同流合污的“包庇”。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不顺”和“心理扭曲”下，胡文海决定将自己的“杀人计划”，提上日程了——

03

心底的“杀人计划”既已“打出草稿”，胡文海也开始暗自做起了自己的“杀人前准备”——

据胡文海在侦查期间的供述证实：“从1999年6月19日和高家兄弟因浇地发生口角，他们拿铁锹劈了我之后，我就下决心要查清是谁参与劈我的，并准备全杀了他们。第一我暗中调查是什么人参与的；第二1997年买了两张假身份证，准备逃跑时用；第三是问刘海旺要了一包炸药和几个雷管（炸药3.7公斤，雷管5枚），万一杀人后跑不掉准备自杀用；第四是买了一把消防斧；第五是乱花钱，大肆嫖娼、吃喝，把挣的钱几乎全花了。”

由此供述也可以看出，此时的胡文海确实是动了“壮士断腕”“破罐子破摔”的最后决心了，连着自己挣的钱都几乎挥霍一空，摆明了是连着家庭也不要了，连着以后家人的日子，也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随着“杀人准备”的日益充分，胡文海的杀人计划也日益明晰——他曾设想过在除夕之夜大开杀戒：“等春节晚会一开始，我就干，一个也跑不了！”他曾经计划杀人数量多达45人。

但也正是在此时，又出现了一个本来可以成为转折点的事件——

第一，2001年，大峪口村再次竞标煤矿，胡文海仍然没有承包成功，这一事件，也更让胡文海相信，现在村里的煤矿承包，早就是“走个形式”，其实“完全已经内定”，心中恨意自然更深；

但，好巧不巧，2001年年初，胡文海居然通过一次强闯村委会的举动，误打误撞地拿到了村煤矿1992～1993年度的工资表。

之前干了好几年煤矿的胡文海，看这种报表那自然是一把熟手，很快，对此表格，胡文海得出了以胡根生为主的村委会干部以及煤矿经营者“狼狈为奸”，贪污了最起码500万的结论。

这个发现，让当时的胡文海异常兴奋。

他兴奋的点，在于觉得自己又可以通过“正当举报上访”的途径来“扳倒”胡根生等人了。

照胡文海到案后供述时所讲，“就那时候，我看见这几年他们大致贪了500多万。我看到他们贪污了这么多，就不想陪他们一起死了，想通过正当渠道告他们。”

于是，胡文海又挨家挨户地跑，共得到大峪口村121名村民包括党员和干部的签名。

然后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举报。

他最早找到的是乌金山镇负责纪检的崔副书记。崔副书记说过两天再去查，但却一直不查。

于是，胡文海开始越级上访—从镇、区、市一直到省，他循着公安、纪委两条途径逐级举报。

结果，8个月过去，没有任何相关方面进行回应和处理。

一审庭审中，胡文海曾言：“对我的上访材料，省公安厅迅速批到晋中市公安处，公安处1个月后批到榆次区公安局，结果，公安局整整压了5个月……”

总之，无论胡文海举报到哪里，这些举报材料最后都被批到两个部门处理——

一是乌金山镇纪委，二是榆次区公安局经侦大队。

按理说，这是符合处理流程的，但是越到下面，越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办起事来却越来越难了”。

据胡文海到案后回忆说，乌金山镇主管纪检的崔副书记曾对他公然叫嚣道：“你就是告到中纪委，我崔某某不给你办手续，你也没办法！”

而区公安局经侦大队的大队长则以“没有办案经费”搪塞胡文海。胡提出自己可垫支办案经费，该大队长又以“人员也不够”来敷衍。

而这些情况，据后来的走访调查，此类“渎职包庇”“官商勾结”的情况确实存在，也对相关部门以及相关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

总之，这样的情况，让胡文海感觉凭借着”动公家“完全已经没有了希望，也就是此次”上访告官“的再次失败，让胡文海彻底下定了”杀人“的决心。

就这样，时间终于来到了2001年10月26日。

04

2001年10月26日晚7时许，胡文海指使刘海旺以调解为由将胡根生和原村煤矿会计李继先后骗至自己家中。

随即，胡文海和其弟胡青海威逼殴打胡根生、李继二人书写所谓的“贪污”材料，因二人不从，胡文海持双管猎枪和刘海旺持消防斧将二人押出门外。

此时的胡文海，已经没打算再放过这两人了，按照他的计划，是要将他们带到附近山上”枪决“，但不出意外地，还是出了意外——

当五人向西行至胡文海之父胡广智家大门外时，李继因听到附近过往车辆的警报声而突然反抗，而且当其再次被胡文海等人控制时，或许是觉得有警笛声响起，给自己壮了声势，也想着胡文海不敢就这样当街开枪杀人，李继居然来了一招“作死骚操作”——他居然开始挑衅胡文海，将自己的头颅凑过去，叫胡文海“有胆的就朝这里开枪”，胡文海果然开枪，李继当场倒地死亡；

之后，胡文海又将枪口瞄准胡根生，因双管猎枪哑弹，第一枪失败，胡根生见状上去抢枪，胡文海又令刘海旺持消防斧劈伤胡根生，之后胡文海再补了一枪，胡根生装死躲过一劫。胡文海事后回忆此事，毫无愧意，有的只是遗憾，“我以为他是死了的，但凡他那时候动一下，那么近的距离，我肯定得在他脑袋上再补一枪，想起来就是失算了。”

之后，刘海旺逃离现场。

也是至此之后，后面的所有血腥罪案，都是由胡文海和他手里的那一把“杀人猎枪”犯下——

之后，他依次来到村会计张敬林家，杀死其妻和次女；

到光棍汉高彦书家，杀死高彦书；

到前村长冀金堂开设的小卖部，杀死冀金堂，打伤其妻胡拉弟；

到村民胡福龙家，杀死胡福龙及其妻；

到村民胡三计家，杀死胡三计、他的儿媳以及儿媳的两个妹夫；

到村煤矿矿长刘海生家，打伤刘海生；

到前村支书李利生家，杀死李利生及其妻女。

就这样，在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内，胡文海相继枪杀14人，枪伤3人。

胡文海杀人后，返回家中，与胡青海说了杀人之后，拿上事先准备好的炸药包和雷管等，骑自行车沿偏僻小道一路逃至太原许西村后，将自行车扔掉，换乘一辆绿色的夏利出租车。被正在建设路盘查的职工新村刑警中队民警抓获。

被捕后的胡文海，坚称自己为除贪官而杀人，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却认定胡文海为报复杀人，判处胡文海、刘海旺死刑，胡青海无期徒刑。

在被胡文海打死、打伤的17人中，只有胡根生，李利生，刘海生、高彦书是“浇地纠纷”被胡文海认为要杀他的人。其它人跟胡文海并无深仇大恨，如原村长冀金堂、村民胡三计、胡福龙等，他们只是被胡文海认为曾经“散布谣言”，说过“胡文海不是东西”及“劈死他活该”之类“坏话”，或者只是与胡根生关系过密，而被他残忍杀害。

事后，胡三计之子胡俊林认为：我和胡文海是不出五服的本家，如果有意见可能是因为他结婚时我没有上礼。

在法庭上，胡文海解释说这叫“捎带”：杀一个是死，杀一群也是死，既然如此，何不趁此机会，把自己看不顺眼的人统统除去！而且，死掉的14人中，还有两人只是来此做客做生意，跟胡文海压根就不认识，但即便如此，胡文海还是毫不犹豫地对其痛下杀手。

至于为什么要杀孩子，他的解释则更为冷血，“一下子都灭了嘛，免得他们家孩子以后欺负我们家孩子”，这样的话，简直令人齿冷心寒。

这种想法，简直就是“恶魔逻辑”，为了所谓的复仇，之后悍然走上“捎带杀人”之路，完全就是置他人的生命于不顾，残杀无辜他人，只该唾弃，何以称之为“英雄”？

05

2001年12月25日，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10·26血案”，并当庭宣判：胡文海犯故意杀人罪、私藏枪支弹药罪，两罪并处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刘海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胡青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胡文海、刘海旺、胡青海不服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被省高院驳回。

2002年1月25日，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召开“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公处大会”，宣布了对3名案犯的终审判决。

10：30左右，胡文海、刘海旺两人被执行枪决。

罪恶之人，终于结束了罪恶一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