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还真是美国帮忙抬进去的

近代史知识分子 2024-06-01 07: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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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方炽,分歧已现

二战尚未结束的时候,美国、苏联和英国就已经开始考虑,战后世界新秩序应该如何来建立了。“三巨头”数次的会面,并不仅仅是为了协调作战计划,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制定出一项战后的安置计划——而且这个计划还必须同时顾及到国际义务和各国的具体要求。

当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时,他们姑且还能团结一心。更何况,除了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外,这三个国家也没有什么相同点了。

所以,战时的合作和团结是不可能引导战后的世界走向安全和和平的——实际上,就连三国的关系都在战后就马上转入对抗和敌视了。

但是三巨头都认可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和平维护组织,并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框架来解决国际问题和争端。其中罗斯福尤为积极,这个概念就是他最先提出的,因为他不希望美国在战后再次回到孤立主义;而斯大林同样不愿意让苏联像二战前一样陷入外交孤立。

如果说在1942年时,关于建立战后秩序的问题还偏向于理论探讨的话,到了1943年,随着阿拉曼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以及盟军在北非登陆之后,已经有足够的信心展望胜利的盟国,就开始迫切地讨论起战后的具体方案了。

从一开始,苏联和美国政府都各自构想出了一个理想的蓝图,都希望能够按照它来建立一个和平、富饶和幸福的新世界。

美国设计的蓝图是——世界将由自由、独立、民主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在美国、英国以及西欧发展形成的议会式民主制相类似。许多美国人相信,。既然没有人喜欢战争,假设人民能够真正地控制他们的政府,那么也就不会再发生战争了——其实真不要把欧美民众想像得有多么聪明。

苏联政府描绘的伟大蓝图自然就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有革命才能实现世界和平,因为战争的唯一根源就是罪恶的资本主义。但是斯大林也很清楚,在战争中损失惨重的苏联,未来几年是不可能发动一次席卷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了。因此,战后世界的规划框架还是先在美国人的设想基础上来谈判。

至于英国,同样不可能全盘接受美国人的设想,因为这意味着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的迅速消亡。但英国人同样也认识到了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在战场上迅速崛起的广袤国家的巨大实力,因为随便哪一个都要比势单力薄的英国强大太多了。

对于英国政府来讲,他们希望能够在战后尽量挽救英国的影响、财富和势力。而丘吉尔和外交部却仍旧抱着过去的幻想,希望能够像过去一样,几大列强之间能够达成协议,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比较可笑的是,美国一方面对欧洲国家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统治横加指责,一方面自己又在拉美洲和中国大搞类似的手段——的确,美国没有动用军队,也没有直接向对方政府施加压力,但他们采取的却是经济控制这种效果很好的替代手段——在战争时期,除了阿根廷之外,美洲所有的共和国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俯首帖耳。

尽管对于中国的战时政策,美国政府披上了一件还说得过去的马甲,但是任何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么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中国成为美国的附属国:

一名美国将军被指派为中国军队的参谋长,后来还要求将全部的军权交给他;美国总统不断派出使者向蒋介石献策;而最关键的就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苏联和英国不得不同意给中国一个“盟国强国”的座位——尽管只是出于礼貌。

一名美军教官在教中国士兵如何使用轻机枪。

而蒋夫人宋美龄也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向罗斯福总统私下保证,中国将在战后和各种重大会议上支持美国的政策。

最后就是法国了,罗斯福最开始坚持,一旦德国被解除武装,法国或任何其他欧洲大陆的国家就没有理由和必要来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了——他们的安全将由联合国部队来保证——法国过去的战略要地将分别由美、英、苏三国军队来驻守。

要不是英国的坚持,估计今天联合国就只有“四常”了——英国希望法国再次成为军事强国,这样才能和英国一起来抗衡苏联。

蒋介石政府“外交胜利”的真相

那么,作为“强大盟国”之一的蒋介石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简单来讲,就是政治独裁腐败、军事无能、经济濒于崩溃、民生凋零——苦苦坚持了6-7年全面战争的重庆政府,已经从骨子里面渗透出了一副死相。

在中国的知识界和众多重庆高官心中,大家都产生了一个可怕而又无法阻止的预感:也许都等不到日本侵略者战败,蒋介石政府就会因为其自身的腐败、堕落和无能而自我毁灭。

国民党政权的种种黑暗和腐败,被公平、廉洁的共产党队伍衬托得愈发不堪入目。在战争初期,当日本军队沿着公路和铁路交通干线快速推进的时候,大片的农村地区被他们抛在了背后。日本人寄希望于他们扶植起来的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来接管并有效统治这些地区。

当敌后战场就被开辟出来后,最初的抵抗运动或游击运动并非全都是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其中有不少敌后抗日武装是效忠于国民党政府的,还有一些是由各个战区的司令长官派出的小部队。

但是,从一开始,共产党人就在这些运动的发展中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的工作效率和组织性比大多数竞争对手都好得多;他们团结一致,政治态度鲜明,能够最大程度地发动和组织群众;而且在一些关键性的战斗中,地方游击队还可以得到精锐的战斗部队(八路来了!)支援。

进行迫击炮训练的八路军士兵

在敌后战场不断壮大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军队,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奋战,在国际和国内,树立了一些远比部队规模扩大更为有益的理念和认知:

1、共产党是惟一认真抗日的集团,是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党,同“反动的”、“法西斯的”、“封建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和日本眉来眼去的国民党形成了鲜明对照;

2、相当部分的美国人认同,共产党是美国租借法物资的最有资格的接受者,是未来美国远征军的最有希望和最值得信任的中国盟军部队;

3、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中,蒋介石中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种种弊端,只有通过共产党的胜利才能被根治——他们已经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十分厌恶了。

暂且先不说焦头烂额的蒋委员长如何应对,想要在这些严重的、日益增长的困难下继续鼓舞起中国人的士气,就变成美国政府无法忽略的问题了。

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扩大给中国的物资援助,但是这受到好几方面的直接制约:

1、美国物资的主要输送方向目前只能是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中缅印战区在战略重要性上是无法和其他地方相比的;

2、物资运输路程过于遥远,仅仅把物资运送到印度,就已经让美国有限的运力不堪重负了:从美国运到加尔各答港的海上航程就超过了20000公里,再从港口运到机场还需要在印度那破烂的公路和铁路线上辗转2400公里,最后还要在世界上条件最为恶劣的山区飞行1000多公里,物资才能送到中国。

3、在缅甸仍旧被日军占领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和外界直接交流的港口,物资即使运到了机场,就凭“驼峰航线”那点子不计成本的运量,也无济于事。

一套消洗装备正在装机,即将运往昆明。

于是,美国政府将目光转到了一项一直被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的法律问题上——治外法权(注1)。于是,美国在1942年10月9日向中国提议签署一项放弃美国的治外法权的条约。英国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在1943年1月11日,民国政府分别签订了中美条约和中英条约, 结束了这两个强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城市里的租界权。

随着英美两个主要的贸易强国放弃治外法权的行动,加上大多数其他“条约国”先前已经放弃了治外法权——中华民国直到这会儿才有资格自称为“自由”中国了。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国民党中国的合作,在罗斯福总统要求下,美国国会宣布废除了早先拒绝中国人移居美国的国会法案,从此中国人也将得到每年的移民限额,通过这一途径抵达美国的中国人将有资格获得美国国籍。

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里,盟国向中国保证,自1894年以来,日本侵占中国的全部领土将归还给中国——本质上,蒋介石中国现在和未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外交胜利,主要还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在战时和战后的贡献抱有乐观的期望。

而英国和苏联则完全相反:斯大林和丘吉尔都对蒋介石政府的能力持严重怀疑态度,丘吉尔更是将其对外宣传称为“一个我认为是完全不真实的价值标准”。

可以说,完全是依靠罗斯福和赫尔为中国争得一个大国地位的决心。国民党中国才得以和苏联、美国和英国并列为大国,并设想它能够在推翻“德意日三国轴心”后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

估计有人看到这里,又要骂我替美国说好话了——但是拜托你们仔细想想,出于平衡需要,当日本倒下后,东亚出现的权力真空由谁来填补,美国才会最放心呢?是苏联、英国?还是一个被美国控制的中国更加合适呢?

实际上,在开罗会议之前,在奠定战后几个盟国大国之间的合作的问题上,中国的地位一直就是一个主要的障碍:美国坚持要把中国拉到一起,和英、苏、美作为宣言的共同发起人;而英国人(艾登)愿意做出让步,但起初苏联(莫洛托夫)是断然拒绝的。

在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坚持下,莫洛托夫退了一步,同意把中国的席位问题搁置不议;但在几天后,苏联终于松口了。

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受权代表中国政府在宣言上签字。1943年10月30日,“普遍安全宣言”在莫斯科发表,中国成为了签字国之一。

这个在国内并不为人熟知的宣言其实意义重大——不过和中国关系不大——它初步确定了三巨头战后的合作意向,也意味着美国终于放弃了孤立于欧洲和世界政治之外的传统政策。

能够坐到桌上,其实和实力无关。

总是有些果粉和“光头粉”把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吹成中华民国的重大外交胜利,那么我倒是想问问你们,一个压根就无法影响区域战争战略的“大国领导人”,会议上讨论的战争计划是他的美国参谋长和英国盟军总司令制定的,他自己在国内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在一个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国际会议上,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向美国多要些物资,保存他自己军队的实 力,而把对日作战的重担推卸给他人。

本质上,于1943年11月26日结束的第一次开罗会议进展甚微,任何问题都没有达成切实的协议。英、美两国的战略分歧很大;蒋介石不仅没能了解全面的情况,还对战局产生了误解;而更关键的是,正是因为蒋介石政权的内部的虚弱和无能,此次会议关于中国在远东的未来地位所作出的政治上的保证,最终几乎全部落空。

蒋介石政府为此而得意洋洋,感觉自己在国际上终于可以和列强平起平坐了,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因为,除了你的爹妈,不会有任何人,任何国家无条件地为你付出的。

或者说,任何形式的自由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1944年6月28日,日军逼近桂林,撤退的民众挤满了火车车厢。

当美国将国民党中国托举到如此崇高和重要的一个地位上以后,美国政府是要求国民党政权承担起和他们的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责任的。而所有读者都知道,就蒋介石政府那个鸟样,他们哪里有能力来承担责任,做出贡献啊?

别说主动出击,能够保证在日军的进攻下不输得那么难看就是万幸了。

其实,驻华的众多美国记者和美军官兵,对于蒋介石政权可悲的能力和水平都心里有数。但是直到1944年初,美国政府仍然对中国抱有幻想——直到日本人发动了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最大规模的一场进攻——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

战役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想象——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居然会败得那么快,输得那么的丢人现眼——此次战役之后,在外国人眼里,国民党军队的作为,不仅不配被视为一支军队,而且简直都不能当人看了。。。

注1:治外法权简单来讲就是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管制,他们在中国犯罪后,只接受本国法律审判。这基本都是当年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所丧失的诸多主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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