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必立其治。说在商君之内外而铁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是以愚戆窳堕之民，苦小费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谤而振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狎习于乱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
以上是《韩非子》的《南面》篇中结尾的部分内容，“故夤虎受阿谤而振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狎习于乱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这几句的意思解读，你是查不到的。能看到的论述就是：最后几句史实不详，多不能解。
本来这篇我是可教可不教的，不过看到历代学者似乎对此“无解”，我可就来了兴致，做了一番研究。按文理逻辑的思维方式，现详细解析如下：
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
以上是“人主者”的前面一部分内容，韩非子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没有商汤的臣子伊尹，周武王的臣子周公旦的政治改革，商汤与周武就无法称王。没有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在治理上进行改革，这两国也不能称霸。
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必立其治。说在商君之内外而铁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
以上是除去了难解的那几句，前面部分的内容。韩非子认为提出依法治国的政策之后，必然会影响到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和普通老百姓的惯常习俗，即改革路上的障碍。那么此时就需要君主的“力挺”和严密的“安保措施”，来确保改革能够实施下去。
是以愚戆窳堕之民，苦小费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谤而振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狎习于乱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
这一段就是解读的难点了，我先要把这几句进行分类，有些是有通假字的，有些则是有错漏，还有些是缺乏相应的史实资料，并不代表在理解上有难度。所以我先把这一段我认为大有可能的版本显示如下：
是以愚戆窳（yǔ）堕（惰）之民，苦小费而忘大利也，故夤（yín）（阳）虎受阿谤而振；惧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狎习于乱而不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
注意括号内的蓝色字体是替代的字，没有括号蓝色字体的是漏掉了的汉字。“窳堕”应为“窳惰”，属于通假字，即懒惰的意思。“是以愚戆窳惰之民，苦小费而忘大利也”的意思就是：因此愚蠢鲁莽而懒惰的人们，总是为微小的付出而苦恼却忘记了大的利益。
我把这一段分成三句，是有其文理结构的。“愚戆窳惰之民”是一个大类，“苦小费而忘大利也”是他们的通病之一，即类似“因小失大”，“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意思，然后就举了“苦小费而忘大利”的例子。每一个“故”的前面都是“愚戆窳惰之民”的一种通病，后面就是相对应的事例。
“苦小费而忘大利”的例子是“夤虎”，在春秋战国时期可谓是“查无此人”，这也是历代学者难以参透的原因。我为什么会认为大概率是“阳虎”呢？首先“振”是“兴起”的意思，也就是阳虎因为被呵斥毁谤，然后就得势了。我们来看一下阳虎的履历：
阳虎原为鲁国季孙氏（季平子、季桓子）家臣，通过控制季孙氏把持了鲁国的朝政。 而后在和鲁国三桓的斗争中遭遇失败，逃往齐国后又遭到迫害，辗转逃到晋国， 受到了赵鞅的重用。阳虎倾心辅佐赵鞅，几乎使其成为春秋时的霸主。
在《论语》里，阳虎是孔子的反面典型，我打过比方，阳虎和孔子就好比“六耳猕猴”与“孙悟空”的关系，非但能力上差不多，长相还差不多。《论语》里那章讲的是阳虎得势后逼着孔子做官的事情。韩非子举的例子，可能是阳虎为什么会变成“陪臣执国”的这段经历：
鲁定公五年（前505年），阳虎和季桓子的宠臣梁怀之间有矛盾，阳虎想要将梁怀赶走，被同为季氏家臣的公山不狃阻拦。同年秋，梁怀越来越骄横，阳虎就把梁怀抓了起来。季桓子对此非常生气，阳虎就把季桓子也囚禁了。季桓子答应了阳虎一些条件才被释放，但自此之后，阳虎更加轻视季氏了。
你从上面这段详细的记述可以看出，阳虎虽是季桓子的家臣，却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不是只会拍马屁的宠臣，而且他还握有实权，否则如何能把自己主子的宠臣梁怀给抓起来呢？而以梁怀的骄横和其之间的矛盾，自然没少在季桓子面前说阳虎的坏话。季桓子在梁怀被抓之后依旧骂骂咧咧，阳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季桓子也关了起来，这才造就了所谓的“陪臣执国”。这不就是“阳虎受阿谤而振”吗？
我们再来看韩非子在《外储说左下》“说二”里关于阳虎的内容：
阳虎议曰：“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试之。”逐于鲁，疑于齐，走而之赵，赵简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窃人国政，何故相也？”简主曰：“阳虎务取之，我务守之。”遂执术而御之。阳虎不敢为非，以善事简主，兴主之强，几至于霸也。
这阳虎绝对就是个人才，他只是盼望有个贤明的主子，所以在他被鲁国赶走，被齐国怀疑而拘禁后，逃到了晋国受到了赵简子的赏识，最后帮助晋国强大了起来。写到这里，或许你还是对我的论断有所怀疑，那么不妨看看“说二”的前面两段内容，是不是能瞧出什么端倪？
齐桓公将立管仲，令群臣曰：“寡人才将立管仲为仲父。善者入门而左，不善者入门而右。”东郭牙中门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为中门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为能谋天下乎？”公曰：“能。”“以断，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若知能谋天下，断敢行大事，君因专属之国柄焉。以管仲之能，乘公之势以治齐国，得无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内、管仲治外以相参。
晋文公出亡，箕郑挈壶餐而从，迷而失道，与公相失，饥而道泣，寝饿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国，举兵攻原，克而拔之。文公曰：“夫轻忍饥馁之患而必全壶餐，是将不以原叛。”乃举以为原令。大夫浑轩闻而非之，曰：“以不动壶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无术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同样在谈及阳虎之前，韩非子提到了齐桓公和晋文公。而“说二”中的事例，是对应《外储说左下》“经二”的这段：
恃势而不恃信，故东郭牙议管仲。恃术而不恃信，故浑轩非文公。故有术之主，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虽有驳行，必得所利。简主之相阳虎，哀公问“一足“。
上述这段的意思是：君主依仗权势而不依赖臣下的诚实，所以东郭牙建议不能把大权全部交给管仲；君主依仗权术而不依赖臣下的诚实，所以浑轩反对晋文公断定箕郑以后不会背叛。所以懂得法术的君主，有功必赏，以便人尽其能；有罪必罚，以便禁止奸邪；即使臣下有乱七八糟的行为，也一定有可以利用的地方。赵简子任阳虎为相室，充分发挥了他的才能。鲁哀公了解到夔只有一个特长，认为也足可利用。
季桓子容不得阳虎而赵简子容得，为了个宠臣而失去阳虎这么一个人才，还逼得他以下犯上，执掌了国政，这是不是“苦小费而忘大利也”？以上的分析不仅从史实还是文理逻辑推断，都非常合拍。
惧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
在上述这句里，我加了一个“惧”字，对应的就是“苦小费而忘大利”。“因为害怕小的改变而失去长远的便利”的意思才符合韩非子这一整段的论述逻辑。但后面的“邹贾”却未必是个人名，不一定要和“夤虎”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后面一句里的“郑人不能归”中的“郑人”一定是“郑国人”而不是“人名”！
“邹贾”若不是“人名”又作何解释呢？可以是“邹国的商人”！关键在于“载旅”如何解释，而且如果查不到史料的话，整句话又怎么去理解？这就要考究能力和水平了：
“载旅”一词你也是查不到的，所以只能“载”是“载”，“旅”是“旅”。而这个旅却不一定是“军旅”，还可以是“商旅”：《孟子·公孙丑上》：“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
既然“邹贾”不是人名，那么同样“载旅”也无需是人名，商旅必然需要用车载货，那么邹国的商人多半是“坐商”，所以才反对改“坐商”为“行商”（载旅）的这种经商方式，类似“推车小商贩”。这种小变化可以带来长远的便利、让生意变得更好，但他们却因害怕而非议，这不就是“惧小变而失长便”吗？早在商朝时期就有人拉着牛车去做买卖了，这也是买卖人为何被称为“商人”的缘故。在《尚书·周书》的《酒诰》中就有“肇牵车牛，远服贾用”的描述。
狎习于乱而不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
上面这句我加了个“不”字，这就是标准的文理逻辑分析。因为习惯于混乱，所以必然无法容忍被管制，于是那些不能忍受被管制的郑国百姓就不会回来了，放到今天来讲，这“郑人”可不就是“润人”吗？
历代学者都不明所以的这几句话，经我这么一梳理，是不是在逻辑上通顺合理了？除了第一位“阳虎”需要通过史实来分析证明，后面的“邹国商人”和“郑国润人”，即便找不到相关史实记录，仅凭这几句话的前后文理逻辑分析，我也可以不客气地说“虽不中亦不远矣”！
这一切都离不开对错漏字的修正，而修正这些字靠的就是文理逻辑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