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13日，1组空投特务在广东翁源县被歼，2名被击毙，2名被俘：

被俘的两名敌特，一个是组长华秉钺，一个是报务员何锡之。华秉钺还有另一个职务——“陆军粤赣边区总指挥”。

这个匪特番号过去从未出现过，且与国民党匪特武装的番号很不相同，什么来头？

尽管成了阶下囚，华秉钺还用狂傲的口吻说：我们与国民党不相干，属于“自由中国运动”，是美国人的嫡系！

据说另一个被俘敌特何锡之交代，“自由中国运动”的“总部”在太平洋塞班岛，岛上设有“军政干部学校”，由美国教官亲自授课，毕业后被派遣空降大陆。

这是我方过去不曾掌握的情况，让有关人员如听天书，到底是真是假？

两个俘特相当傲慢，不肯多说，直到我在广东陆续缴获了该组织的8份训令，特别是在江西鄱阳湖全歼1组空特后，情况才完全明朗。

在鄱阳湖空降的4名特务分别为组长、“陆军赣北纵队司令”王布，副组长、“纵队副司令”张德本，参谋吴保禄，副参谋周维新。

被迫投降的王布和周维新（另2人被击毙）比较详细地交代了“自由中国运动”的有关情况。

“自由中国运动”又称“第三势力”，是由美国支持于1951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

他们标榜既反对第一势力共产党的“独裁政府”，又反对第二势力国民党的腐败政府，以反苏反共，建立所谓“自由民主政府”为宗旨。

其“总部”设于日本神奈川县茅奇之南湖医院内，总负责人是原国民党中将蔡文治（化名吴定）。

蔡文治

蔡文治曾经是蒋军中的青年才俊，蒋介石最器重的参谋军官。

他生于1911年，湖北黄冈新洲县（今武汉市新洲区）人，中学毕业后自费上日本士官学校，“九一八”事变后毅然回国抗日，插班入黄埔军校第九期。

毕业后在陆军第13师任基层军官，后被保送入陆大第十三期深造，因成绩优异，结业时被留在军委会任处长，因运筹台儿庄战役有功，被蒋介石提拔为中将厅长。

他英语流利，是中美军事外交的活跃人物，陪同蒋介石参加了中、美、英首脑开罗会议，见证了《开罗宣言》的签署。

蒋介石批准他带职入美国参谋学院学习一年，归国时抗战胜利。

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内战，他是北平调停处国民党方面的参谋长，全力保护我调停代表的安全并给我力所能及的方便，与共产党方面的参谋长叶剑英建立了友谊。

我渡江战役之前，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主持讨论长江江防。蔡文治甚至看出了我中路突破的重点是在南京上游之荻港，主张以重兵防守。

而手握重兵的汤恩伯却奉蒋介石之密令不守长江守上海，两人在会上发生激烈冲突，拍着桌子对骂。

蔡文治当场扯下自己的将星，猛地扯开上衣，把5颗扣子都扯掉了，当场声明从此不与汤恩伯为伍，不再是国军军人。

随后蔡文治失声痛哭，痛心疾首地说：总裁为什么要用汤恩伯这样的草包啊？重用饭桶，党国如何能保？

所以有人戏言，蔡文治一哭，哭灭了党国。

他哭罢即离开南京，借道香港去了美国，不久入美国籍，被美国国防部聘为顾问。

当时，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已经失望，而他们曾经寄予希望的代总统李宗仁因实力不济，失败后不敢到台湾，以看病为名呆在美国。

美国要反苏反共，要推翻新中国政权，建立亲美势力，但又对腐败无能的蒋介石政权失望透顶。

于是杜鲁门异想天开，扶持成立“第三势力”组织，使之发展壮大，将来建立一个既非蒋介石又非毛泽东的“自由民主新中国”。这就是该组织名曰“自由中国运动”的来由。

由谁来领导这个组织呢？美国人把蔡文治看为最理想的人选，他兼知中美，年轻（1950年才39岁）有为，是许多国民党青年军官的偶像。

杜鲁门从美国总统特别经费中拨款作为其活动经费，开始为每月20万美元。

该组织“总部”下辖总务、情报、作战、后勤4个处，其机关刊物为《自由阵线》，在香港湾仔高士打道田凤印刷公司印刷，每期售价1角，近乎免费赠阅；

另外又创办《新闻天地》，主要播报大陆时事新闻和武装人员空降情况，可算半机关刊物，在台北出版，售价港币1元。

50年代的台北街头

“自由中国运动”在香港、日本琉球、冲绳设有工作站，在西太平洋的塞班岛上建有特务训练基地，以远东公司贸易处为掩护。

塞班岛长约20公里，宽约7公里。二战前为日本占领，岛上居民5000余人；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被美国占领，居民只剩下500余人，且80%是妇女，所以老年男人也有四五个老婆，如今拥有人口6万人，是著名旅游地。

特务训练基地用铁丝网与居民隔开，进行秘密训练，设通讯、作战、干部三校。

通讯学校培训报务员，干部学校培训“敌后游击”干部，学制均为6个月，毕业后，均须再进作战学校学习3个月。

校长中美各一，中方校长均为有留学背景的国民党军官。

以干部学校为例，中方校长石心（本名王志杰）毕业于西点军校，曾担任过国民政府国防部情报官员和麦克阿瑟的参谋；

教育长黎东民也是留美的，在美、英工作过。

美方校长为赖理，副校长为西门士。

作战学校中方校长姓文，留日军官，当过军长；美方校长是米周尔约士，少校。

从“总部”一直到学员班、组，各级均有美国指导员。教员大约中美各半。

学员有两个来源：一是所谓“敌后”根据地“保送”的，其实是由在港九的空头司令“保送”而与“敌后”根据地无关。

如王布就是由逃到香港的国民党军长汪原成“保送”的，而此前他们根本就不认识；

二是在香港调景岭“难民营”秘密招募的，全部是逃港后去不了台湾的生活无着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如下面我们将要见到的高嵩，就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招募的。

两部分学员均须经美国人严格考察，负总责的是美国人保罗，他是茅奇“总部”和香港站的总代表，公开身份为美国驻香港新闻处处长。

学员要求坚决反共，初中以上学历，学科成绩优良，身体健康，年龄在22岁以上35岁以下，但特殊需要者例外。

干部学校开7门课程：1.游击战；2.地下战；3.爆破；4.心理战；5.马克思主义批判；6.民主政治；7.农业。

作战学校开6门课程：1.汽车驾驶；2.雕刻（刻假图章）；3.游泳；4.划船；5.中美友好关系；6，跳伞。

学员学习期间津贴为美金40元，毕业后、派遣前为50元，派遣后为120元。

学员在入学前即编代号，入学后和派遣时再两次重新编号，即使在内部，很多人也只知对方代号而不知其姓名。

代号以1个英文字母打头，后面是3个阿拉伯数字，开头的字母共7个，分别为FREEDOM，连起来即英文“自由”一词。

学校管理十分严格，因铁丝网外就有日本女人，所以私自外出者很多，美国人特地规定，未经校长允许私自外出要都要受到严厉制裁。

如学员被美国特务机关发现涉嫌“通共”或者训练期间有意志动摇、说怪话等行径，即被秘密处决。

到1953年初，塞班岛基地共培训特务近3000名。

学员在学习期间就要自报派遣地，说明理由，订出计划，然后编成一个3至5人的空降组，等候派遣。

小组成员往往是同乡，选择的空投地点也都是他们的家乡。中南地区是其空降重点，但遍及包括东北在内的全国各地。

塞班岛美军基地，原“自由中国运动”特务训练基地就设在这里

1952年6月，该组织转由美国远东海军司令雷德福领导，名称改为“自由远东军”（又叫“国际军远东区中国总部”。

美国人企图在大陆每省建立一个师，以作将来“反攻大陆”的内应。

由于香港和华南地区的特殊地位，“自由中国运动”为实施其“十年斗争计划”，专设有一最高负责人坐镇香港，实际策划华南地区的活动，广东广西亦分派有负责人。

其中广东由涂思宗负责，设“自由中国陆军广东区司令部”，涂任总司令，古正平任副总司令，下编东江、北江、西江、南路、潮汕、广三铁路等纵队及若干独立支队。

其活动任务除建立广东全省及赣、闽、湘、桂边区土匪游击武装外，要向群众广泛宣传“自由中国运动”，并大力进行纵火、爆炸、暗杀、绑架等行动性破坏活动。

自从1952年4月以来，“自由中国运动”的特务渗透行动越来越频繁：

50年代的香港

4月22日，“自由中国运动”第4大队大队长张伯玲等6人，携电台2部，由香港潜入惠阳县龙岗地区，为当地公安部队和民兵捕获。

4月23日，武装匪特6人，从香港乘船至宝安甜水坑登陆，为当地边防部队和民兵捕获，缴电台一部。

5月4日，“自由中国运动广九粤汉路总指挥部”副司令黄剑青一组7人，由香港潜入宝安县沙头角梧桐山，企图窜向东江罗浮山一带与当地土匪挂钩，为当地边防部队与民兵全歼。

5月13日，武装匪特7人，携电台2部由香港元朗乘船至宝安县桂庙偷登，当即为执勤民兵捕获2人，缴电台1部。

9月10日，“自由中国运动赣北纵队”司令王布一组4人空降至江西省余干县，翌日下午为当地公安人员和民兵全歼，王布等3人被活捉，副司令兼电台台长张德本在围捕中自杀。

10月7日，“自由中国运动湘西反共游击指挥部”总司令陈祥、副总司令段文同、参谋长唐祖德一行6人，空降至湖南省桃源县。

经当地公安部队和民兵围剿，陈、段、唐3人被击毙，其余3人被活捉。

……

1952年底，毛泽东看了东北剿灭空特的材料后，12月2日给公安部长罗瑞卿写信说：

从东北的材料看来，已发现和剿灭的是长白山区的五处（五个县所属）；此外敌尚企图在小兴安岭山区和闾山区空降，目的是建立游击根据地和派人侵入城市爆炸和暗杀。

由此判断，敌在我全国各省的森林、沙漠、草原等无居民区，除已知者外，说不定有许多我们并不知道的。在非山区也可空降特务。据说北京、天津附近即已空降过。

请你考虑由公安司令部对此事专门作一次布置，例如在长白山区 大巴山区及其他山区设立武装便衣侦察据点许多处。

责成各大军区和每个省各设若干这样的据点，专为对付敌人空降而设。

无事则在山里生产和学习，有事则报信和捕捉特务。如有必要，应召集各区的一些人来京开一次专门的会议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罗瑞卿召开了反空降专题会议。各军区和各省进行了专门部署，普遍采取了重点布置，结合群众性全面监视，分片包干的办法。

在空降与反空降的敌我较量中，最惊心最有趣的故事发生在湘鄂西。

1953年2月17日（元宵节），一架无标识飞机飞临湘西上空，低空盘旋。

机上只有4名“乘客”——“自由中国运动”“龙山组”成员——却有5人护送：美国指导员尔里和4名协助空降的伞兵。

“龙山组”组长刘玉麟，化名叶仁，代号F149，湖南龙山洗车河人，40余岁，解放前曾任龙山县警察局长，后逃往香港；

组员钟培常，化名金辉，代号C135，四川内江人，28岁，国民党军少校团副；

组员高嵩，又名高世芝，化名李大年，代号R152，湖南永顺县勺哈乡人，32岁，解放前为国民党军副团长兼营长；

报务员黄孝度，化名郭世杰，代号R042，湖南衡阳人，25岁，1950年逃港，其父为国民党区长。

他们的使命是空降后即与湘西匪首瞿波平、彭雨青等联系，重建湘西游击根据地。

这些自以为对湘西了如指掌的特务和他们的主子，一开始就犯了致命的错误：他们将要联络的匪首，瞿波平早已投降了，其他几个或死于进剿，或死于镇反。

真是梦里不知今非昔，错把今日当昨夕。

10日，在神奈川茅奇“总部”，头儿与美国顾问一起设宴为他们送行。宴请后又陪同他们坐专机飞到琉球中转站，领取武器和物资，计有：

冲锋枪4支，手枪6支，子弹1000余发，电台2部，手摇发电机1部，密码5本，明码2本，联络表（呼号、波长、联络时间等）1份。湘鄂川边区军用地图5份。

缴获的部分特务武器

指北针4个，望远镜1个，刻章工具一套，龙山县、来凤县假公章1枚（两面刻字），假路条5张，鸭绒睡袋4条，炒米、罐头若干。

美国人为即将空降的特务想的还是非常周到的，也很大方，4名特务的物资共装了8只大口袋。

此外，还发给每人人民币1000万元（旧币），黄金5盎司（约142克），手表1只，青色中山装一套（领取即换上）。

由此可见，一是美国主子确实财大气粗，舍得在特务身上投入，所领取的钱财比蒋记特务多了10余倍，难怪能吸引不少逃亡国民党军政人员参加；

二是他们是准备一落地就有人接应的，否则，8大口袋的物资4个人怎么也背不动（平均每人负重100公斤以上）。

领取物资后，他们被专机接到冲绳岛休息待命，于16日晚上飞向大陆。

他们选定的空降点为湖南龙山县洛塔界吴座亭，预备空降点为湖北来凤县百福司之鲤鱼洞。

可17日凌晨飞到湘西上空后，美国飞行员怎么也找不到准确方位，稀里糊涂地把“龙山组”丢到了来凤县卯洞与湖南龙山桂塘坝交界之捏车坪。

当日中午，特务们在焚烧降落伞时被3个放牛娃发现，刘玉麟开枪，放牛娃逃脱，自此陷入民兵的追剿之中。

到28日，来自湖北来风、湖南龙山、四川酉阳三个县的公安战士和民兵共5000余人，拉网搜山。

3月4日，在龙山县明溪之腰带山将特务组长刘玉麟击毙，迫其他3人投降。

据高嵩后来交代：“上司规定，如被发现，毁物就义，宁死勿降。我们却将电台、通讯联络表、密码本等物，全部妥善保存无损，可见我们投降之诚意。”

从他们后面的表现看，他说的也不全是假话。

全歼“龙山组”的喜讯传到中南公安部，部长杨奇清决定成立湘鄂边区反空降指挥小组。

以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徐达三为组长，他曾任恩施专署公安处长兼利川县委书记，对湘鄂川边的情况非常熟悉，有丰富的剿匪反特经验；

以湖南省公安厅政治保卫处处长李强为副组长，相关地区的公安处（局）长为组员，配属一个无线电通讯班，统一指挥边区反空降斗争。

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视察，晚上在湖北省委驻地红楼听取关于反空降行动的汇报，毛泽东特别嘱咐杨奇清：

对被俘空特要看管好，但一个都不能杀，也不能让他们逃跑或自杀；他们是有大用的，你们要多在政治争取他们，让他们引诱敌特，像钓鱼一样，把特务从天上“钓”下来。

带着毛主席的嘱托，徐达三一行昼夜兼程赶到来风县，鉴于空特多为湖南人，便将他们押解到长沙。

湖南省公安厅特地派了一男一女两位科长陪他们吃家乡菜肴，喝湘西土酒，还一起打麻将，在吃喝玩乐中聊湘西风俗，家长里短，各色人物。

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巧妙攻心，渐渐地，空特的心理防线开始崩溃。

第一个动摇的是高嵩。在他的永顺老家有他的发妻和女儿，朝思暮想能见上一面。公安人员表示，只要能配合我工作，见到妻儿不是问题。

想到自己1949年逃港到空降被俘的这段经历，高嵩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他随国军第10师从桂林撤退至柳州，部队被冲散，便带着小老婆张整秀辗转逃到香港，沦为“难民”。

手上的200银元很快花光，多方求职无着，靠编藤椅和糊火柴盒勉强度日。

调景岭难民营

他平时在一个半救济性的饭馆就餐，5角港币可买一份快餐：6盎司（约170克）劣质米饭加少许蔬菜。这是对200名登记在册的“难民”的优待，其他人是享受不到的。

当时，逃港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多达一两万人，港英当局难以接纳，所以登满200名后便不再登记了。

国民党的高官们早就在香港购置了房产，铺好了后路，可怜那些中下级官员一下子成了没有爹娘的孩子。

胆小的去打黑工，胆大的盗窃、抢劫，还有的让妻妾卖淫，闹得个乌烟瘴气。

港英当局于是在调景岭（原名吊颈岭，因一外国巨商在此开工厂破产后上吊自杀而得名）设立“难民营”，收容了1万多人。每人每天供应12盎司（约340克）劣质米，吃两顿。

这些人曾经为蒋介石卖命，可要去台湾却比登天还难，要求有一个现役将校军官或一个店主作保，保证其不流落街头，经申请批准，才能拿到《入台证》。

有一个叫周雍南的河南人，原桂林突击第3总队总队长，师级军官，邀集200人凑份子找路子申请入台，得到批准。

台湾方面为此还寄来8000港币作为入台费用，周雍南却卷款逃匿了，气得那200人捶胸顿足，破口大骂。

坚决反共是入台的先决条件，所以“难民营”中的各种组织均以高调反共为荣，即使不能入台，也可以收到一点救济款。

湖南同乡会就曾收到台湾寄来的港币1万余元，可参加同乡会的会员有一千三四拜仁，平均每人分到的还不够10元。

反共不仅是一种政治态度，更是一种谋生手段。有个姓巫的人只因有一枚大陆某工会的证章，一家五口被“难民”毒打后赶出了“难民营”。

之所以对同类如此残忍，原因即是为了取得混迹其中的台湾特务的青睐，争取搞到一张《入台证》。

一个从上海来的画家叫南洋，是个自由主义者，为了自保，便画了一张蒋介石像贴在门上，下写“蒋总统万岁”。

“难民营”京剧团春节演了4出戏：《女起解》《捉放曹》《黄金台》《汾河湾》，有人揭发这是暗喻“解放台湾”，闹得个不亦乐乎。

1951年农历正月“难民营”被大火烧光，“难民”的悲惨境遇引起我中央政府和广东省政府的关注。

广东与港英当局联系后，派了一个20人的代表团带着大米、猪肉、衣物等大批救济物资前来慰问，竟遭“难民”围攻。

他们高呼反共口号，辱骂慰问团成员，爬上汽车哄抢慰问物资，最后港英当局动用高压水龙头才将他们驱散。

尽管这些人比着反共，但能得到《入台证》的是极少数，大多数的“难民”还是“难民”。他们时刻盼望脱离苦海，可回大陆没有胆，去台湾没有证。

调景岭

就在这时，原任国民党辰溪、沅陵地区警备司令的湘西同乡颜梧找上门来，介绍高嵩加入了一个“可以去外国，前途远大的秘密组织”，每月能得到20元美金维持生计。

管它是什么组织，能给饭吃，能发薪水就行。高嵩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入伙的。

在与已经怀孕的小老婆告别时，泪水沾襟，无限凄凉，可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永远当“难民”吧！

根据“组织”的安排，高嵩同另外3个同一组织的成员乘坐陈纳德经营的民航公司客机，从九龙启德机场起飞，经台南、冲绳，到达东京。

再坐一小时汽车，来到“一座松林茂密、鸟语花香，环境幽雅的“小山包”上。

他先由两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翻译个别谈话，填写自传，进行考査。3天后，蔡文治亲自接见，作长时间的谈话。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参加了“自由中国运动”。

高嵩一行被编到该组织湘西地区指挥部。参与这个指挥部的30余人，都住在茅奇总部营房。

50年代初的日本东京

蔡文治告诉他们，湘西地区偏僻落后，山高林密，社会和政治复杂，历来未平静过，是“自由中国运动”发展势力最理想的一个重要基地。

说到这里，蔡一个一个拍着他们肩膀勉励了一番：“只要忠诚组织，好好干，将来前程似锦。”

高嵩刚一参加这个组织，每月就发20美元；许诺参加训练后，月薪60美元；参加工作后，月薪120美元，再加上活动经费和各种补贴，养活老婆孩子没问题。

虽然待遇优厚，但极其严酷，不把人当人，对所谓“共谍嫌疑”和“意志动摇”者，绝不给活路。

他在“总部”亲眼见到一个被定为“共谍嫌疑”的山东人戴着脚镣手铐，在严刑逼供了3个月后被枪毙（当时大陆尚不知有此组织，何谈共谍）。

代号为分别为E134和M038的两名报务员，原自报参加“龙山组”，临时变卦要求改为其他组，便被加上“意志动摇”的罪名关押，三天后被美国大兵活埋。

现在高嵩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而“公安干部把我们当人看待，从不打骂。”

他回忆说：“（湖南）省公安厅梁湘龙副厅长和李强处长等，耐心地向我们宣传共产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政策，教育我们弃暗投明，将功补过。”

“比我们早空投到桃源明月山的桃源组郑同川、段文周、刘洪才等4人，因顽抗到底，全部被枪毙，似一声警钟，在我们耳边敲响。”

“人心不是铁打的，在事实面前，我们受到了教育，看到了前途和光明，决心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继高嵩之后，钟培常、黄孝度也表示愿意听从我指挥，立功赎罪。

于是，经上级批准，在我方电台的监视下，一场“天上钓鱼”的暗战开始了。

然而，黄孝度一连三天在约定的时间呼叫日本茅奇“总部”，电告“成功到达，等待指示”，而对方却毫无反应，直到到第四天深夜才联系上。

“总部”回电：“祝贺成功抵达，桐油价格如何?”这后一句是暗语，意为身体健康否？因组长刘玉麟已被击毙，如何回答是个难题。

经再讯俘特，得知刘玉麟平时患有肺结核和心脏病。我指挥小组巧妙编出回电：“3人无恙，刘旧病突发而休克，欲言而不能语，不知其所欲言。”

我怀疑其“总部”对组长另有交代，想“钓”出来。

“总部”回电任命金辉（钟培常化名）接任组长，指示要他们设法进入城市潜伏，策反起义部队中校以上军官，让他们搜罗旧部，建立地下军；

“总部”还要求空降特务立即着手侦察来风、龙山两县情况，限3天内上报。

两天后，“龙山组”报“已化装去来风机场侦察”，又两天后，报“机场有农人放牛，未见共军”。

在给“总部”报告时，我掌握不紧不松的原则，说得太紧了，吓得特务不敢再来，就别想“钓鱼”了；说的太松了，他可能到处空投，那也是一个麻烦。

如此几天后，“总部”来电：“需要什么，尽可详告。”

“龙山组”回电：“仍潜深山，生活困难，望补充人员及物资”。

“总部”复电:“准备空投场地，不日即有人员、物资补充。”

“鱼”就要来了。可在“龙山组”多次报告空投地点（龙山、永顺边之摩天岭）后，而对方始终不告诉具体空投时间。

4月27日凌晨，1架B-17轰炸机飞到湘西，但狡猾的特务没有按“龙山组”所报的地点空降，而空降在永绥县与沅陵交界之麻栗场山区。

这一手已在我指挥组的预防之中，4名空特落地后即被发现，他们分两路行动，一路2名冒充志愿军被我3个民兵识破，拔枪拒捕。

1名当场被梭镖刺死，所携2支手枪被缴获，民兵用缴获的手枪将逃跑中的另一特务击毙。

B-17轰炸机

另一路2名特务冒充苗族群众，被7名走在上学路上的小学生拦住盘查，8名赶集的苗族妇女也围上问话，特务露馅后拔腿就跑，1名逃脱，1名被擒。

审讯得知，被俘者名麻广庆，逃跑者是此次空降的“永顺组”组长黄祥麟。

黄祥麟不过多钻了一天山林而已，次日即被我守卡民兵和搜索部队生擒。

黄祥麟供认，“永顺组”的任务是迅速与“龙山组”取得联系，打入长沙建立据点，打通长沙、广东、香港的陆路联系通道。

经中南公安部报国家公安部批准，反空降指挥组决定将两个空特组一起利用“钓鱼”。

又先后“钓”下“桑植组”（3人）和“花垣组”（4人）。

空投的特务组一个个自投罗网，而茅奇“总部”浑然不觉，反而对最先弃暗投明的“龙山组”更加信任。

1954年5月，“总部”来电要高嵩化名郭忍，赴广州市西关恩宁路恩宁新街12号（特务秘密联络点）领取补给。

接头时间连续7天，约定每天上午某时，限制在10分钟内进行。

送物人化名卢笛，站在12号门前，右衣领内扎，右衣袖上卷，“郭忍”以左手掏出白手帕擦右眼。卢笛说：“请进，休息一刻钟。”“郭忍”答：“休息5分钟。”

对上这些暗号后，交接钱物，然后两人合影，以证明接收成功。

要求合影这一点有悖特务活动常规，看来美国特务机关还是很谨慎的，他们不仅是要以此证明接收成功，而且是要看到高嵩其人，以防我冒名顶替。

在前往广州之前，我特地派人从永顺把高嵩的发妻田兆香、9岁的女儿高武香和胞兄高世润等3人接到沅陵，让他与亲人团聚两天。

到广州后，高嵩与“卢笛”接上了头，如约顺利领取了人民币4000元（新币）。

50年代初的广州

“总部”见到高嵩与卢笛的合影照片后，来电祝贺，说：

“见大年（高嵩化名）照片容光焕发，非常高兴。望以安全潜伏为首要，以便继续行动。”

“决定任命金辉为湘西地区司令，大年为副司令，黄孝度为电台台长。花垣组黄竹祥等人补充龙山组，协助行动。”

后来，“总部”再次让高嵩到广州领取了电台和经费。直至1956年"自由中国运动"寿终正寝，并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龙山组”一直为我所用而未被觉察。

蒋特接手后，台湾当局继续与高嵩等保持秘密联系到1957年。

因为协助“钓鱼”有功，湖南省人民法院决定对高嵩等免予刑事处罚。他选择回乡务农，改革开放后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委员。

蔡文治在“第三势力”消亡后仍为美国防部顾问。1980年10月应叶剑英之邀回国访问、与叶剑英、徐向前等相聚甚欢。

1980年，蔡文治回国探亲

此后他频繁往返于中美之间，被选为黄埔同学会理事，旅美黄埔同学及家属联谊会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问。1994年病逝。

总体上看，美国直接导演操纵的“自由中国运动”，同其他势力和派别相比，组织更加严密，计划更加周详，经济实力更加雄厚。

只是，同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的错误的战争——侵朝战争一样，搞“自由中国运动”也是非常不合时宜并注定要失败的。

这一点，从其成员一批批派回大陆一批批遭到围歼，已经得到充分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