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党开完“七大”会议后，上头决定派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陶铸，带着一拨儿干部去湘粤桂边区搞游击战。因为这任务特别危险，上头下了死命令，说女同志和家属都不能跟着去。
陶铸的夫人曾志知道这事后，就直接去找了毛泽东，她说：“我得跟陶铸一块儿去，就算死，也得死在前线！”
毛泽东面露难色，直言道：“上头已经拍板了，所有女同志都不能去，咋就偏偏能让你破例呢？”
曾志坚决地反驳道：“我地下工作的经验那么丰富，为啥不能去敌后？别小瞧了我们女同志！”
毛泽东拧不过曾志，只好笑着点了头。可就在曾志打包好行李要出发时，她突然发现自己阑尾炎犯了。手术过程中，曾志琢磨着敌后战斗会很激烈，以后还得打不少硬仗，就跟医生说想顺便把绝育手术也做了。
因为这事儿挺重要，组织肯定得问问陶铸的看法。陶铸二话不说，直接写了张纸条回复：“我支持曾志的想法，没意见。”
陶铸两口子要走之前，把只有4岁的小闺女亮亮，交给了一个参加过长征、身体二级残疾的老兵杨顺清来带。要走的时候，曾志跟杨顺清讲：“这孩子就交给你了，万一我们没回来，亮亮以后就是你的孩子了。”
最后，陶铸紧紧抱着女儿，狠狠亲了一口，而曾志走一步回一次头，心里直犯嘀咕，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女儿一面……
陶铸两口子到了洛阳那会儿，日本鬼子早投降了。他们突然接到党中央的紧急通知，说是要跟国民党在东北较劲，得赶紧改道，直奔沈阳东北局去报到。
随后，陶铸和曾志夫妇俩立刻改道往北方赶，不分白天黑夜地前行，终于在1945年9月中旬的时候抵达了沈阳。没过多久，陶铸就被安排做了辽宁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的职务，而曾志呢，则成了沈阳市委的一员，同时还兼任铁西区的区委书记。
陶铸一到东北，就跟曾志讲：“咱俩不能光想着安逸日子，过那种老一套的家庭生活，得有个口头上的‘小规矩’，好让咱俩想法和做法都合拍。”两人商量了一阵，就定了三条“陶曾规矩”：自个儿拿主意，互相帮忙，等胜利了再好好聚聚。
铁西那边是个工业地带，离沈阳有二三十公里远。曾志和陶铸呢，平时吃住都不在一块，所以两人碰面的机会也少。到了这一年的11月份，国民党军队有了美军撑腰，气焰嚣张地往东北各地冲。到了11月26日，我们党政军的人只好从沈阳撤退。说来也巧，陶铸在离开沈阳那会儿，忙得都没空跟曾志说一声。
等曾志从沈阳离开后，市委书记想着让她和陶铸见上一面，就安排她去省委那里说说工作进展。当曾志看到陶铸时，发现他满脸都是胡茬，眼睛也凹进去了，整个人瘦了不少。她眼眶立马就湿了，心里头一阵愧疚，觉得自己没照顾好丈夫，心里头怪不是滋味的。
到了11月，东北那边冷得要命，可陶铸还是穿得很少。曾志看着他，心疼地问：“冬天的衣服还没发下来吗？你本来就有关节炎，这样怎么受得了啊？”
陶铸讲道：“这儿的老百姓长久以来被日伪军欺压剥削，日子过得挺艰难，部队和单位的物资也不充裕，不过没事，这些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这天，陶铸叫上曾志，两人一块儿吃了顿饭。桌上摆的挺朴素，就是高粱米饭配白菜汤，厨房还额外弄了一碟煮黄豆。曾志吃得特别高兴，因为这几个月到东北来，他们夫妻俩头一回能单独坐下来一起吃饭。
第二天，曾志在去市委之前，悄悄地把自个儿身上最后一件毛衣给拿下了，留给了陶铸。
没过多久，曾志就被调到了辽吉五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岗位上，这样一来，她和陶铸的距离就更远了。陶铸因为没日没夜地忙活，肺病又犯了。上面的人看他身体这样，好几次想把曾志调到省委机关，好方便照顾他。但陶铸每次都拒绝，他说：“新地方刚开发，干部不够用。曾志以前干过武装，她去前线那边工作更合适。”
1946年快结束时，在西满分局的一次集会上，曾志碰到了野战医院的头儿吴之理。她赶紧跟吴之理说，想让他给瞅瞅肚子里长了一年多的那个疙瘩。吴之理按了按，脸色立马变了：“这不对劲儿，里面发炎得厉害，得赶紧动手术！”
会议刚完事儿，曾志立马就被送进了野战医院。吴之理大夫动手给她做手术，一边忙活一边忍不住说：“真是太悬了！那脓包离腹膜近得就跟隔了两层纸似的，要是再穿破点，治疗起来就麻烦了。曾志啊，你可真是走运！”
手术做得很顺利，过了几天，曾志就被安排到齐齐哈尔的一家医院进行康复了。
1947年1月头上，陶铸赶到了齐齐哈尔，准备带几位辽吉地委的战友重返战场，曾志也吵着要跟陶铸一同回去。医院的战友们看曾志病刚好没多久，都一个劲地摇头，不同意她这么做。可曾志硬是要去：“别人都能长途跋涉回去，我咋就不能？我就这样走了，那不成了逃兵嘛？”
最后，陶铸点了头表示赞成，没过多久，曾志就又一次回到地委上班了。
以前啊，辽吉这块地方经常闹鼠疫，国际上还给这儿挂上了“危险区域”的牌子。1947年刚过完春节没多久，鼠疫就在辽吉开始肆虐了。陶铸对此特别上心，他不光赶紧安排了卫生和防疫的工作，还亲自带着一批干部跑到疫区去救人。结果，有6名防疫干部在执行任务时，不幸染上了鼠疫，献出了生命。
那时候，好多领导都担心陶铸的安全，劝他赶紧离开疫情严重的地方。可他却铁了心，说啥也不走，他说：“我来到东北，早就做好了把所有都搭上的准备。万一哪天我不在了，只要能在我的坟头上刻上‘共产党党员陶铸’这几个字，我就心满意足了。”
陶铸在瘟疫区忙活了一阵子，虽然没被鼠疫缠上，但他原本就挺厉害的关节炎却恶化了。他全身的关节都肿了起来，疼得腰都弯不下，路也走不了。这样一来，曾志只能先把工作搁一边，请假去专心照料陶铸。
曾志按照医生的嘱咐，每天都会用高电压灯泡做的热敷罩给陶铸热敷三次，还会用硫磺水给他泡澡、擦洗身体，并且帮他按摩，整个过程得两个多小时。每次忙完这些，曾志都是一身大汗，但她心里特别高兴，觉得作为妻子，自己算是尽力了。在曾志的细心照料下，陶铸那原本肿得厉害的关节竟然慢慢消了肿，又能走路、骑马了。
陶铸病愈之后，立马就想冲到前线去。曾志瞅着他，笑眯眯地说：“你安心吧，我肯定会高高兴兴地送你走，但你自己可得好好照顾自己，千万得多加小心啊！”
陶铸哈哈大笑道：“到底是地委书记呢，真心感谢你这个书记加老婆的理解、支持和提醒。”
陶铸去了前线没多久，有天彭真过来瞧瞧他。聊着聊着，彭真就问：“亮亮咋样了？她没跟你们一块到东北来吗？”
陶铸回道：“曾志和我把她留在了延安，没带过来。”
这时候，警卫员走进来，跟我们说：“有个老乡带着个小女孩，说想见‘陶铸爸爸’。”
陶铸一听，心里头那个激动啊，立马就往外冲。一出门，就看见杨顺清和亮亮站在那儿。他赶紧把闺女搂到怀里，结果亮亮倒被吓哭了。陶铸笑着摸摸女儿的头，说：“这才两年没见，就不认识老爸啦？”
1946年6月那会儿，国民党军队突然对解放区发起了猛烈攻击，延安那边眼看战火就要烧过来了。中央为了大家的安全，赶紧让所有不搞战斗的人员都撤走。就这样，身体有残疾的杨顺清，还有他那才5岁的儿子亮亮，在那混乱的年代里，不得不开始往北走，去找他们的亲人。杨顺清和亮亮这一路上走了整整一年时间，经历了好多艰难险阻。不过最后，他们终于在东北那边找到了陶铸。
曾志在地委上班时，听说女儿来了，心里头那个高兴啊，连着好几个晚上都没睡踏实。可工作实在太繁忙，一直到半个月后，她才抽空跑到省委机关去见女儿。一瞅见亮亮，她立马就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快，快叫妈妈……”
在东北那三年多时光，陶铸和曾志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也就六七回吧，但他们俩在各自的岗位上，那可是干出了大名堂。辽沈战役一打完，陶铸就跟着四野的部队进了关，踏上了新的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