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6年10月7日晚上，袁宝华，那时候他是国家计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给以前的秘书王守家打了个电话。他让王守家明天一到单位，就先去他办公室一趟。
8号一大早，王守家就直接去了袁宝华的办公室。他一进门，瞧见国务院的副总理谷牧也在那儿呢。
王守家心里猛地一颤：谷牧副总理竟然亲自上阵开会，这得是多大的阵仗啊？他还没琢磨出个一二三，紧接着，7个熟人陆陆续续走了进来，都是王守家常打交道的老同事。
谷牧瞅了一眼，见大伙儿都到场了，就直接给他们派了个大活儿……
【8人小组秘飞上海】
下面简单说说这8个人的情况：他们都是谁，咱来简单聊聊。这八位，各有各的特点。
王守家从1959年开始，给袁宝华当了十年的秘书。之后，他就转到了生产组下面的生产技术室，当上了冶金小组的领头人。
徐良图是王守家工作多年的直接领导，在生产技术室当主任。他以前管过“北煤运到南方、南粮调到北方”这些大事，所以大家都叫他“应急高手”。
李景昭，他是国家建委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团队成员。
曹大澄在国家经委和国家建委都担任过要职，他是那儿的办公厅副主任。
干志坚，他是国家计委里的一名工作人员。
王德瑛，他是国家建委里管燃料动力那块儿的头头儿。
陈斐章在国家计委办公厅担任科长一职。他有过在毛主席身旁服务的经历，并且，他还是知名书法家陈秉忱先生的儿子。
周力，一开始在国家经委物资总局工作，担任的是调度室的头儿。
这八个人一直在谷牧和袁宝华的带领下做事，他们都是经过长时间考验、经验丰富且正值壮年的老同志。
今晚大家碰到一起，平时那种互相开玩笑、逗乐子的场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紧绷着的脸，气氛显得格外凝重。
过了一会儿，谷牧直接了当地告诉大家一个超级好消息：中央已经果断出手，把那四个祸国害民的家伙给逮住了！
说完之后，现场立马爆发出像打雷一样响亮的掌声。谷牧虽然没直接点那四个人的名，但大伙儿心里都明白，他指的就是他们。
得说一下，谷牧提的那个“昨天”，其实就是7号上午他去玉泉山参加会议，听到那个消息的那天。
等大家不吵闹了，谷牧就开始说，上海这个地方长期被“四人帮”掌控，但我们对那边的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就派了你们8人小组去上海，有个任务要完成。主要就是，你们得盯着上海那些帮派每天的动静，然后赶紧把情况报告回北京。
最后，谷牧对曹大澄说，让他跑一趟上海，去找王一平同志问问情况。为啥要跟王一平“碰头”呢？
王一平和谷牧既是同乡又是同窗。1932年，通过谷牧的引荐，王一平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在抗战和解放战的那些年里，他们俩一直保持着联系，相互协作，关系铁得很。到了1952年，王一平退役后，被安排到上海担任市委的组织部长。那会儿，谷牧也调到了上海，做了市委的宣传部长，还兼任市委副书记。
两年后，谷牧被调到了国务院，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得去上海。每次见面，他们俩都能聊上大半天。除了聊工作上的事儿，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喜好，那就是喜欢收藏字画和古董。搁现在来说，就是“收藏界的小伙伴”。
除了他们俩彼此非常了解外，谷牧还很看重王一平在那个特殊时期的表现。那时候，王一平遭遇了隔离审查，接着又被安排到“五七干校”去劳动。
有一回，马天水冷不丁地去找王一平，跟他说，只要他肯站出来，把第一书记陈丕显的事儿抖搂出来，立马就能获得“自由”。王一平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这“自由”对他和他一家子有多重要，但他还是硬气地跟马天水摇了摇头，说了个“不行”。
王一平这么做，把马天水惹毛了。后来，张春桥知道了这事儿，在“五七干校”的一份报告上，狠狠地写下批语：“王一平干活挺卖力，但脑袋里的想法太不对劲。”
到了1971年，王一平总算是重获自由了。
王一平一直以来对“四人帮”，还有上海的王洪文、马天水这些人，态度都很坚决。他在家里待着，可对上海那边的事儿清楚得很。正因为这样，谷牧才决定派人去跟他联系上。
在去上海之前，谷牧特地给王一平打了个电话，两人简短地交流了几句，关于8人小组的事情。
说起来，为啥偏偏挑了这8个人去上海呢？这其中的曹大澄、李景昭、王德瑛，都是国家建委的，他们是谷牧推荐的。而国家计委那边，徐良图、干志坚、周力、王守家、陈斐章这五位，则是袁宝华挑选的。
每年全国计划会议都是由这八个人负责，他们会跟各省市打交道。当他们到上海出差时，别人都会以为他们是真去抓计划和生产工作了。这样，大家就不会猜想他们其实还有别的事情要办。
会议结束后，王守家赶紧忙活起来，他是那个8人小组里管后勤的。他直奔计委接待处，给大伙儿订了8张机票。接着，他给上海市工交组打了个电话，通知说：“咱们明天8个人要去上海出趟差，大概8点半到上海。到时候麻烦你们去机场接下我们，再帮忙安排个住的地方。”
10月9日一大早，8人团队就坐上了直飞上海的飞机，时间掐得刚刚好。
【8人小组被监视，形势极为凶险】
飞机一到上海虹桥机场，我们这八个人就到处张望，结果连个接站的人影都没瞧见。王守家二话不说，直接给工交组的值班室打了个电话，直截了当地问：“怎么没人来接我们啊？”
那人讲：“跟工交组的头儿陈阿大说一声，他那边的审批到现在还没搞定呢。”
陈阿大以前是个翻砂工人，他以前可是个出了名的不正经家伙。就在那个年代，他居然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市工交组的一把手。王洪文对他那叫一个看重，还当众表扬他说：“陈阿大，他就是咱们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人物。”
王守家问道：“安排住宿这事儿，还得专门批准不成？”
对方说：“上海那边的旅馆都爆满了，找不到空房间了。”
看对方那个样子，王守家干脆说要搬到工交组办公室住下。这下子，对方也急了，赶紧说会派范处长去接他。
没过多久，范处长开着辆面包车就到了。大伙上了车，他开口第一句话竟是问：“春桥同志最近咋样？”
然后，范处长带着那8人小组，来到了锦江饭店旁边的一座三层楼房。听范处长那么一说，我们才明白，原来工交组的领导们都外出开会了。
看来，上海那边早就对那8人小组起了疑心。他们正密谋着要商讨武装反抗的事情呢。
10月7日一大早，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就接到了来自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电话，说让他们赶紧到北京去参会。按老规矩，这种事儿得上海市委先找周纯麟，但这次不一样，是中办直接打的电话。
这事儿让上海那些“四人帮”的残余分子心里直犯嘀咕。所以，马天水在启程去北京前，特地交代说，他上了飞机后两小时会给上海来个电话报平安。可没想到的是，马天水刚坐上飞机，跟上海的联系就断了。
到了晚上，上海那帮人想尽办法终于联系上了马天水的秘书，结果却被告知，他还在等着指令呢。
有人问起马天水的近况，秘书回答说，马老最近有点着凉了，这会儿正在浴室里泡澡呢！
那时候，“马老”这个外号传到了周总理那儿。1970年，周总理当面问马天水：“你今年到底多大了？为啥大家伙儿都管你叫马老呢？”马天水回答说：“我马上就58岁了，按虚岁来算。”
周总理听完，笑着问道，你比我小这么多岁，为啥大家都叫你马老呢？马天水一听，脸立马就红了。
过了好几个钟头，上海这边总算是接到了马天水的消息。马天水本人说他们一切安好。事情是这样的，马天水在参加完那个“碰头会”之后，是由中办秘书局的局长亲自给送回来的。有局长在场，马天水自然是不敢乱来的。
8号那天，上海那边的一些团伙试着给王洪文、张春桥还有姚文元手下的人打电话，但奇怪的是，一个都没打通。
没办法，他们只好再次给马天水的秘书打电话，结果秘书说他们老板的老胃病又犯了，叫他们以后少骚扰。为了弄清楚这事儿是不是真的，上海那帮人派了个人去瞧瞧，回来一说，原来马天水的秘书压根儿没胃病。
上海那边的帮派想知道点确切的事儿，就派人跑到北京，去找马天水的秘书探探风。等他们拿到消息后，回来报告的暗号挺简单：要是小事儿，就说肚子疼；事儿大了，就说胃不舒服；要是事儿特别严重，那就直接说是心脏有问题。
夜里，上海那帮家伙突然接到一个暗号：“我妈心脏出大问题了”。一听这话，他们立马慌了神，乱成一锅粥。
这时候，上海那帮大佬里的头儿徐景贤，写了份让上海准备打仗的指令：
请民兵指挥部提升战备状态，把两千五百人集结起来，另外三万一千民兵得做好准备，晚上得集中待命。还有，民兵指挥部得赶紧派人去加强电台和报社的安全防护。
这时候，上海那边武装叛乱的事儿已经紧张得跟拉满的弓一样了。可说来也怪，就在这火烧眉毛的时候，有个8人小组冷不丁地跑到上海来了。虽然国家计委说他们是来推动革命，促进生产的，但这时间点也太赶巧了吧。
这也是为啥上海那帮子人一直拖着没去迎接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起来也怪，小组里的八个人被安排到了一栋三层小楼里，先凑合住着。可没过多大会儿，工交组的副组长竟然自己开着车来了。他四周看了看，然后对那八个人说，这儿条件太差了，得带他们去衡山饭店住。
搬进新地方后，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一个单间，里面的配置都挺上档次。可没过多久，大伙儿就察觉出不对劲了，原来饭店的楼梯给锁上了，想上楼下楼，只能坐电梯。更让人奇怪的是，楼道里总有“服务员”走来走去，眼睛还一直盯着我们这8个人。
八个人为了避免被困饭店，赶紧凑一块儿商量对策。商量来商量去，他们决定主动行动。他们找了个机会去找工交组的头儿，聊聊工业生产和交通的事儿，同时派曹大澄去王一平那边探听点“内部”消息。
【8人小组不负众望，获得惊天“内幕”】
曹大澄被选中去找王一平，原因是他们两人因为共同喜欢书画而结缘，关系特别好。王一平每次来北京处理事务，都会叫上曹大澄，一起去探望黄胄、李苦禅那些老一辈的画家。
谷牧让曹大澄通过书画交流作为掩护，好隐藏他们这次行动的真正意图。
曹大澄想挑幅好画，就亲自跑到黄胄家里，拐弯抹角地告诉他“四人帮”被抓的消息。黄胄一听，乐坏了，立马就挥毫泼墨，画了一幅《菊花螃蟹图》来庆祝。这幅画跟他客厅里挂的另一幅螃蟹图还挺搭，那幅图上写着：“螃蟹肥了酒也香，秋天真好，看你们还能嚣张到啥时候。”
10月9号那天，曹大澄成功摆脱了盯梢的人，费了好大劲终于见到了王一平。一见面，王一平就说，他原本打算把上海市委头天晚上宣布全城进入一级战备的事，跟谷牧副总理说一声。可没想到，谷牧让他先别急着在电话里讲，而是让他去和曹大澄见面详谈。
曹大澄马上就把黄胄画的那幅画掏了出来。王一平瞅了一眼，转头跟屋里的客人说道：“都是自己人。”
屋里有位客人，叫李庸夫。他在上海市委秘书处干了好些年，王一平知道的很多新情况，都是靠他传递的。
李庸夫在8月底那会儿，就开始留意“四人帮”在上海的小动作了。那时候，王洪文没跟周纯麟打招呼，就私自让马天水在上海悄悄发枪。
张伟强在市总工会干活时，碰上了这事儿，就赶紧跟老朋友李庸夫说了。李庸夫呢，又去找了他以前的领导王一平商量。他们合计着，得找个靠谱的人，把这重要消息送到北京，亲手交给谷牧。
从那个时候起，李庸夫就开始更加留心上海市委的一举一动。
肯定的是，王一平获取情报的渠道不仅仅局限于李庸夫这一个。
这次碰头，曹大澄直接跟那两个人讲了为啥来和要干啥。王一平和李庸夫很快就跟曹大澄说了10月7号和8号的事儿，就是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和王秀珍打算怎么发动武装叛乱，还有具体的行动步骤。
拿到关键消息，曹大澄立马回了衡山饭店，跟小组里的其他人一起琢磨接下来该咋办。
商量之后，大家决定让李景昭带着资料回北京交差。曹大澄呢，因为对上海比较熟，就继续留下来完成任务。
那天晚上，王守家搞定了机票，亲自把李景昭送上了飞机。李景昭一回到北京，就火急火燎地把资料递给了谷牧。谷牧吩咐秘书，把这些内容整理成《上海来信》的第一份报告，并且赶在晚上之前，亲手交给了华国锋、叶帅等中央的大领导们。
看完报告的那天晚上，华国锋和叶帅商量了一下，觉得得让徐景贤和王秀珍来北京一趟。为了免得他们俩人心里犯嘀咕，华国锋就安排马天水给他们打个电话，通知一声。
徐景贤和王秀珍抵达北京后，经过一番耐心的开导，他俩立刻给上海那边通了电话，说：“等我们回去后再做决定吧。”
谷牧派了一个8人小组去上海，他们很快就摸清了那边的情况。这样一来，华国锋和叶帅就能轻松应对，不用动武就解决了上海那儿的暴乱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