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这是一部反映土改的“史诗性”作品，是“一个女性作者对历史变革的独特感受.....”

这部作品于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这是当时世界文学最高奖，那个时候也是丁玲创作生涯最为风光无限的时期。

1931年，史沫特莱在上海为丁玲拍摄

纵观丁玲的一生，二十四五岁就成名，但她并没有停留在成名带给她的舒适和优待中，而是将自己的命运紧紧地与时代的风云变幻和革命斗争捆绑起来，因此她的一生注定是不平凡的，是充满了跌宕起伏的。这是她的性格，也是她的个人选择。

在丁玲复杂而激荡的一生中，对她影响最大的，就是她最崇拜的毛泽东。虽然在家乡上学时，她就知道毛泽东的大名，但真正见面，却是她来到延安后。

谈到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丁玲曾在1948年和儿子蒋祖林回忆：“1936年11月，我到了保安。我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见我的第一句话是：‘听说你和开慧是同学？’”

丁玲回答：是的，开慧比我高一班。

延安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比较少，丁玲的到来给延安带来了新气象。由于和毛泽东同是湖南老乡，他们又在文学方面有共同的兴趣和话题，因此丁玲一度是毛泽东最好的聊天对手。

1920年代的丁玲

丁玲的祖上是湖南湘西一带非常有钱的大户人家，但在丁玲出生时，那个大家庭已经破落了。而丁玲3岁时，她父亲就患病去世了。父亲死时，并没有留下什么财产，反倒欠了很多债。

丁玲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有思想和见识的女性，她变卖家产，帮丈夫还完了债，然后带着5岁的丁玲和她刚满1岁的弟弟离开了夫家，回到了常德舅舅家。

在丁玲成长的过程中，她母亲对她的影响很大，从小就教她读书识字。在丁玲的自述中，她说：“我个人的思想，受我妈的影响，比较复杂一点。对封建社会、旧社会很不满意，有改造旧社会的一些朦胧的想法，但究竟该怎样改、怎样做都是没有一定的道路的。”

丁玲的母亲和向警予是好朋友，她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社会时事，以救国、以教育为己任。向警予常向丁玲的母亲介绍一些新书、新思想，丁玲从小就受她母亲和向警予阿姨的革命思想影响。她母亲还常常和丁玲讲秋瑾的故事，也讲法国革命女杰罗兰夫人的事迹，这些都使丁玲对旧社会很不满，对革命的新社会充满憧憬。

1928年，革命志士向警予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这对丁玲的震动很大。她一直非常崇拜向警予。严酷而黑暗的现实让丁玲开始真正思考革命与中国的前途问题。

寄住在舅舅家，她们母女的生活很受压迫。由于丁玲很小就被指婚给她的表哥，随着年龄增长，她越来越反对这门亲事，甚至很恐惧，因此她努力读书，希望以此摆脱命运的束缚。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丁玲所在的桃园女子师范学校也卷入这一运动中，在愈演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丁玲的革命热情也被激发了。在当地风气还非常保守的情况下，她毅然剪去长发，加入到同学们的集会游行中。

那个时候，丁玲的母亲创办了女子小学并任校长。当她听到丁玲讲她们学校发生的事，她母亲也领着学生进行游行、喊口号等活动。舅舅舅妈对叛逆的丁玲经常冷嘲热讽，她母亲却极力保护和支持女儿，她们这种既是母女，也像朋友的关系，让丁玲生活在非常难得的自由空气中。

母亲对生活的热情洋溢也感染着丁玲。在新学期，她想要转学到著名的长沙周南女子中学，从这个学校走出来的向警予和蔡畅，以及学校管理员陶斯咏，都是非常有名的具有进步思想的新女性。

丁玲母亲虽然薪资微薄，还是想办法将女儿送去了长沙，并交给自己的好朋友陶斯咏帮忙照顾。

图中第一排左二为陶斯咏，最后一排左四为毛泽东

在周南女中，丁玲的文学功底开始显露了出来，她的一些文章被老师拿到《湘江评论》（毛泽东所创办）或《湘江日报》上发表，在学校也小有名气。

在一次上暑假补习班上，丁玲听到校长朱剑凡说要请毛泽东来给她们讲课，但后来并没有来。他们这个讲习班也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办起来的。那个时候，杨开慧也在这个暑期班学习。假期结束后，丁玲和杨开慧及其他一部分同学转入了岳云中学。

在自述中，丁玲说杨开慧在学期结束前同毛泽东就结了婚，婚后就来得比较少了。

岳云中学原来是男子中学，这次接受丁玲她们几个女生，在湖南也是一种革命创举。在岳云，功课要比较紧张些，但课程的深度和广度也提高了不少，这对丁玲来说，意味着思想方面更全面和开阔，她也常常思考自己的前途和将要探索的道路。

1923年丁玲和母亲在湖南常德

从湘西的一个小县城到常德，再到省城长沙，丁玲的眼界已然越来越开阔。在岳云中学读完一个学期后，她遇到了改变她一生的一个机会。

这年底，她在桃园女师的学姐王剑虹从上海回来，她和一个亲戚来看望她母亲。这个时候的丁玲是自信的，也是迷茫的，她和王剑虹像久别的挚友一般聊起来。她喜欢倾听王剑虹讲述上海的种种见闻和事情，她们在一起谈革命、聊文学、诉说理想，聊得非常投机。

聊到最后的结果是，丁玲决定放弃在岳云中学继续读书，她要和王剑虹去大上海。

在湖南，不到三年时间，丁玲就转了三个学校，现在她又要离开省城去更远的地方，她母亲同样支持她。

即使到了老年，丁玲仍然感慨：无论此后她有什么成就，走了多少曲折的道路，但她母亲对她的信任和支持是永远不变的。她也为了母亲而战斗不息，不敢自怠。

丁玲和王剑虹

怀着对外面大世界的向往，1922年，18岁的丁玲和王剑虹结伴离开湖南，来到了上海，进入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

在此之前，王剑虹已经在上海参加了妇女工作，她热忱于社会主义和妇女解放，并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宣传革命。

她们在平民女校上了一段时间后，感觉有些失望，丁玲想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

一年后，她们离开上海来到南京。在这里，她们认识了瞿秋白。丁玲从这个“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男方官话”的温雅的男人身上，仿佛看到了理想的光芒和希望。

那时瞿秋白刚从苏联回来不久，他给她们讲苏联的情况，丁玲形容他：“一个像熟练的厨师剥笋”，能将高深的理论讲得像迷人的故事，这让年轻的她们在迷茫中看到了一丝光亮。

瞿秋白鼓励她们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一边可以学到一些文学基础知识，也可以学到一点社会主义。经过思考后，丁玲和王剑虹离开南京，又返回上海。

在上海大学，为她们上课的老师有茅盾、余平伯、田汉等人，他们各有所长，但丁玲认为，这里最好的教师就是瞿秋白了。他不但知识面宽广，而且讲课很吸引人，如同让人遨游在“上下古今、东西南北”的海洋。

瞿秋白

王剑虹和瞿秋白恋爱了，但相互压抑在心里。直爽而热心的丁玲发现端倪后，跑去告诉瞿秋白，让他主动表白，就这样丁玲促成了自己的好友和老师的恋情。

三人行，虽然瞿秋白和王剑虹都很照顾丁玲的情绪和生活，她也继续喜欢听知识渊博的瞿秋白讲当时的各种文坛轶事，但渐渐地，丁玲感到寂寞了，开始向往更广阔的世界。

于是她告别王剑虹和瞿秋白，在打算去北京之前的暑假里，她回到湖南看望母亲。然而回来没多久，她就接到王剑虹的信，告诉她自己生病的消息。

丁玲起初以为不是什么大病，所以在随后接到王剑虹表妹让她速来上海，王剑虹已病逝的消息时，她大吃一惊，急忙奔赴上海，却发现人去楼空，而好友王剑虹已躺在棺木里。

丁玲深感震惊和痛苦，她想追寻这一切的原因，却没有见到瞿秋白。葬完好友后，她带着怨恨离开上海，来到北京。

虽然之后接到很多瞿秋白的信，但好友的死始终让她无法释怀。

1924年，丁玲来到北京，在这里，她又结识了许多追寻知识、怀抱理想的好朋友，也开始了她第一次真正的恋爱。

很快，丁玲从在上海的失意和痛苦中又一次振作起来，她认识了一个叫胡也频的年轻编辑，在带给她快乐的同时，也给了她无微不至的照顾。

丁玲还结识了在这一阶段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好友——沈从文。她和沈从文都是从湖南湘西走出的，在异乡相遇，都倍感亲切。当她知道沈从文在离开湖南时，还曾去拜访了她在当地小有名气的“英雄母亲”时，丁玲更感亲切了。

丁玲来北京本来是想考北大的，但没考上。由于生活所迫，丁玲还曾去应聘过演员，最终因为不喜欢而作罢。和胡也频认识时，他是个文学编辑，也自己创作。

沈从文和丁玲一样，也没考上大学，他们都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丁玲在上海时，已经深受瞿秋白的影响，他曾一再鼓励丁玲可以走文学创作的道路。王剑虹的离世也促使丁玲有了越来越强烈的表达欲望。

1927年，丁玲以自己和王剑虹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小说《梦珂》，发表在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

处女作发表后，就引起了反响，这使丁玲进一步增强了走文学创作之路的信心。

接着在1928年，她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莎菲女士日记》，由于女性主义的立场和私小说的创作风格，使这部小说一刊出就引起轰动。

1937年，正在读中学的张爱玲，还写过一篇读后记称赞丁玲和她的《莎菲女士日记》，她写道：“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性，颓废美丽的生活，都写得极好。女主角莎菲那矛盾的浪漫的个性，可以代表五四运动时代一般感到新旧思想冲突的苦闷的女性们。”

之后丁玲和胡也频将事业阵地转移到了上海，他们结婚了，组成了一个穷困却温馨的家庭。随着创作方面的成熟，丁玲的革命理想也渐渐清晰起来。

然而，生活残酷的一面也显现出来。已加入共产党的胡也频，在1931年，由于叛徒的出卖，和另外四名“左联志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地杀害在上海龙华监狱。当时他们的儿子刚出生不久。

面对这个人生的重大打击，丁玲在革命的道路上并没有畏惧和止步。她曾在丈夫被杀前想办法去监狱探望过他，看到虽然身处逆境，胡也频仍然乐观而积极的态度，让丁玲深受感染，也促使她继续走丈夫未竟的道路。

丁玲和胡也频

1931年，丁玲担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成为鲁迅旗下一位具有影响力的左翼作家。第二年，她加入了党组织，秘密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

1933年5月的一天，丁玲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她自己的住所被特务秘密绑架。虽然对这一天的到来丁玲是早有所准备的，但突然被捕，却打乱了她所有的计划。

这一段对丁玲来说最黑暗的经历记述在她的《魍魉世界》中，在失去自由的整整3年时间里，她不见天日，苦闷地煎熬着每一天，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心里滚动的一团火无处发泄。

由于丁玲的作家身份和影响力，特务不好私下处置她，只能一直监禁着她。

1936年5月，被国民党秘密幽禁3年后，在组织的营救下，丁玲终于逃脱出来。经过长途跋涉，她于11月到达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陕北的保安。

丁玲从西安到保安的途中，在洛川停留了一天。她剪短了头发，穿上神往已久的灰布军衣。她希望尽快学会骑马，以彻底崭新的面貌投入到全新的革命生活中去。

丁玲在延安时期

由于丁玲是红军抵达陕北后第一个到苏区来的知名作家，她的到来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给当时革命形势依然严峻的中共驻地保安带来了新的气象，因此受到了热烈欢迎。中共宣传部为她举行了一个规格极高的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等几乎所有留在保安的重要领导人都出席了。

在保安，丁玲也终于见到了一直只闻大名的毛泽东。他们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就亲切地问她是不是和杨开慧是同学。

丁玲自然极其兴奋地讲起她们曾一起学习的情况。丁玲说：“我们是周南女中同学，开慧比我高一班，我们又是一起从周南转到岳云中学去的，一共七个人。”

在陕北，她和毛泽东见面比较方便。他们都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主要谈论的话题常常是古代文学。丁玲后来回忆：“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我很钦佩他的旧学渊博。他常常带着非常欣赏的情趣谈李白，谈李商隐，谈韩愈，谈宋诗，谈小说则是《红楼梦》。”

毛泽东在抗大讲课

当时，国共两党初步达成合作抗日共识，抗战也尚未全面打响，国内的政治军事斗争相对和缓。在这样的环境里，毛泽东读了一些中外哲学著作，总结十年内战经验，并写了提纲，每周去抗大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每次讲课都让警卫员通知丁玲去听。

在露天广场上，毛泽东常常引用《红楼梦》中的故事作例子，深入浅出，通俗生动，对中国革命经验作着深刻系统的哲学总结，丁玲听得入迷。

当时延安的知识分子较少，丁玲的到来使毛泽东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谈话对手。丁玲回忆，毛泽东知识渊博，见解高超，“我常常感到自己的旧文学底子太薄，不足为他谈话的对手，因此多半是我听，他讲，我以能作为他的听众而感到高兴。”

毛泽东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见解让丁玲深深折服，崇拜景仰之情贯穿了她的一生。

老年丁玲

由于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丁玲的小资产阶级作风给她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毛泽东几次都保她无事。但在解放后，位高权重的丁玲还是在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跌落了下来，于1957年被发配到北大荒。

在“文革”期间，丁玲又被关入监狱5年，直到1979年，她才重新回到北京。

1986年3月4日，经历一生风雨飘摇的丁玲，在北京多福巷家中去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