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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为配角的重庆政府和中国战场
国民党政权，无论他们是待在南京还是重庆，它的本质始终如一：一个表面上团结一致，内部却分裂为多个派别和集团。尽管蒋介石掌握了军权，并且和“宋氏家族”有联姻关系，但是他还是不得不在这些派系之间运用手腕来大搞平衡。
至于现代化政府的管理体系和制度建设，这个脱胎于旧中国封建体系的政权，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初具雏形——尤其是在财政制度方面——它们的主要财政收入是依靠外国人管理的海关 收入和来自食盐方面的税收。
1937年全面爆发的抗战让这个表面光鲜的政府的缺陷彻底向着无可挽回的深渊滑去：当蒋介石政权被迫撤退到广阔、土地肥沃然而历来和外界隔绝的四川省避难后，它不但丧失了绝大部分的原有税收收入，也没法从内地百姓身上征收新的实物税或者农赋——因为这个政权的行政体系和管理方面是有重大缺陷的。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华民国从英美银行获得的的贷款数量，是远远无法支撑它们的货币的（注1）；中央政府在无法保障军队供应的背景下，只能允许各个“战区”的军事长官——这些家伙大多还兼任地方长官——在自己的地盘里自行招募军队、自行筹措给养和发饷。
也就是说，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实质上已经不是一支服从统一指挥的近代军队了，反而又退化到类似“藩镇+军阀割据”的局面上去了。
这些半独立的，文武职能集于一身的“司令”或者“省长”，对于当地百姓横征暴敛，对于手下的士兵则是无孔不入地损害他们的利益来中饱私囊。但是为了维持这么一支人数高达300万人的大军，蒋介石只能对这些司空见惯的弊病采取无视的态度——因为一旦他敢采取措施，大部分两头摇摆的地方军阀，说不定就会迅速投靠汪精卫的“正统”国民政府了。
战时重庆
持续的战争，不仅仅是严重影响到了政府和军队，对于底层百姓的影响同样巨大，而那些城镇中的工薪阶层，受到的伤害尤为严重：
财政濒临破产的政府只能依靠滥发纸币来维持开销，但这势必导致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政府的对策是试图用控制物价和对大米等其他生活必需品进行补贴的办法，来减轻物价上涨对中低层公职人员所造成的困难——然后，他们就遇见了层出不穷的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风潮。
指望国民党政府采用铁腕来遏制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活动，无异于让它们自杀——许多政府内的高官，才是其中的主力军——与其撕破脸后被这些势力痛揍，还不如让他们逍遥法外为佳。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直处于屡战屡败局面下的国统区里，厌战情绪和渴望结束这场长期战争的想法，迅速蔓延开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曾经短暂的让国统区上上下下产生了不切实际的“速胜”想法，但很快，西方军队的拙劣表现，就让这些人无比失望。
日本征服东南亚后，中国的战略处境已经到了历史上最艰难的地步：中国已经被彻底孤立，除了“驼峰”航线这条空中通道外，中国和西方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而更加微妙的是，日本人屡战屡胜的情景严重地动摇了西方列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威信。而英美政府坚持欧洲和中东战场优先的战略，更是进一步加重了中国人民的失望和痛苦。
长期以来，国民党政权将自己粉饰成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和众志成城的政府，为了钳制并削弱实力相对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它们一直在成功地实施着诱敌深入的长期战略防御策略。
对外宣传中，它们热衷于把一些小规模的交火夸大成一场战役，并将一些战绩夸大为巨大的胜利——这么做其实不是什么大错，因为重庆政府迫切地希望得到欧美的援助——为此，它们必须向务实的美国和敌视自己的英国政府证明，国民党政权是值得他们帮助的，国民党政权是能够很好地使用他们的援助物资的。
战时重庆
但是当英美军队真正和日军交手后，目空一切的他们当即被打得落花流水，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英美军队宣称，他们被中国政府的宣传误导了，中国战场简直就是日本军队的练兵场——中国军民在抗战前期的浴血奋战都被其忽视了。
而日军征服缅甸后，无疑是对重庆政府的一次致命打击：中国实质上和盟国被彻底隔绝开了。尽管风险重重的“驼峰”空运到了战争末期，运输量已经超过了当年的滇缅公路。但是，在1942—1943年间，因为在盟国在全球的战争计划中要优先考虑其他战区的需要，加上路途遥远，（对于盟国的）战略意义有限，投入到“驼峰航线”上的运输机和物资都很有限。
众所周知，盟国（主要是英美）的战略就是先集中力量打败德国，在倾尽全力来对付日本。而在这个战略背后，不为人熟知的是，英美还要考虑，击败日本最有效的手段到底是什么——最终，他们得出结论，对日本展开全面的海空立体攻击，切断它的交通运输线，孤立它分散在太平洋上各个岛屿的兵力，最后入侵日本本土才是最为有效的。
但是选择这一进攻路线就意味着，大量盘踞在亚洲大陆上的日本军队不会被当成主要打击的对象。起初，盟国还试图坚持两线战略，即在太平洋全面进攻的同时，开辟一条通路，让盟国的援助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重新武装中国军队，以其为主力，将日本军队赶出亚洲大陆。
但是，到了1943年底，这个对中国极为有利的前景已经消失了，部分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惊人的腐败和无能；部分原因是斯大林已经承诺，俄国终将出手，共同收拾小日本。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急剧下降，真正变成了一个配角——没错，中国依然重要，因为它能够牵制住大量日军，否则这些被释放出来的日军将让其他方向的盟军叫苦不迭。而国统区的领土也可以提供给美军来建立空军基地，从这些基地起飞的战机可以威胁到日本的航运——但是，中国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就到此为止了。
一架B-29正在中国的机场上维修发动机。
和英国以及苏联完全不同的是，国民党中国从来不曾在战争的中后期取得过任何振奋人心的重大胜利，而这些胜利足以弥补战争初期的损失和失败。
恰恰相反，在1944年时，当盟国在其他阵线上捷报频传，在各方面都开始压制住敌人时，中国，这个蒋介石统治下的所谓“自由中国”，比之前7年抗战的任何时候都濒于崩溃。
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军民的士气一直在持续降低，把这个国家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腐败和弊端变本加厉，稍有权势和门路的人都在大发战争财，而那些求告无门的普通人、职员和广大士兵却沦为赤贫，终日被饥饿折磨。
几乎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国民党内部的高官，他们似乎都意识到一个可怕而又无法改变的现实：目前还在领导全国抗战的重庆政府，可能都坚持不到日本人被赶出中国，就会因为内部无可救药的腐败和无能而率先崩溃。
并不通畅的“大陆交通线”
为什么日军要在1944年发动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的“一号作战”？现实真的很让人出乎意料：
尽管中日的全面战争已经进行了7年，日本也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但是纵贯中国南北的几条铁路交通线——平汉线、粤汉线和湘桂线，日军并没有完全控制。
的确，中国东南沿海的大片国土沦于日寇之手，可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却还是被中国军队阻断了：第一战区的部队卡断了许昌附近的平汉线；而粤汉铁路经过的长沙是第九战区的地盘；至于湘桂线就更不用说了，广西大部分地区仍旧是国统区。
也就是说，鬼子如果想从东北往关内调兵，部队走到中原，就得从火车上下来了；而盘踞在东南沿海的部队想去缅甸，对不起，也是此路不通的。反过来也是一样，在缅甸、马来半岛的鬼子想撤回大陆，同样也是被阻隔的。
而海路方面，随着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日本海军几乎损失殆尽，而且日本的商船也在美国潜艇和飞机的持续攻击下损失惨重，海上交通已经快被切断了。
在这种情况下，打通所谓的“大陆交通线”的设想就再度被日军重视了。
规模最大的辅助作战
从战役规模上来讲，豫湘桂战役的确是日军在中国发动的最大规模的地面进攻，但是从战略意义上来看，这次战役只能算是一次为配合太平洋主战场的局部辅助作战。
日军发动这次战役的主要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加强绝对国防圈的纵深防御、清除严重威胁到运输的美国空军（陆航第十四航空队）基地、为即将被切断的海上交通预留出陆地上的后路。
有意思的是，早在1940年年底，当时的日本侵略军就曾经叫嚣着要“打通中国”，试图在中国领土上制造出一条贯通南北的物理隔绝带，彻底断绝内地和沿海的来往，以达到锁死重庆政府和保护汪伪政权的目的。
最终这个计划不了了之，因为这种无脑计划和当时的持久战战略是完全背离的。（注2）
绝对国防/防御圈本质就是“经济圈”
日本所谓的“绝对国防圈”这个概念，是在1943年9月30日的御前会议上最终确定下来的，这条防御线，指的是在太平洋和印度方面，“绝对”要确保的重要地区，包含了“千岛、小笠原、内南洋（中西部）及西部新几内亚、巽（xùn）他（亚洲东南部的群岛，大部分属于印尼）、缅甸”。
日本1943年确定的“绝对国防圈”
为什么日本会划拉出这么一条不规则的防御线来呢？这其实就是他们1943年制定的作战方针里，想要竭力维持的外围防线。
值得注意的是，在接连的海战失利后，当时日本海军已经认识到，海战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大炮巨舰为核心的舰队海上对决已经成为过去时，“唯有善于运用基地空军与机动部队,取得并维持和推进制空权的情况下，进行水陆两方面的作战，才是海空作战的真谛。”
而按照日本人一厢情愿的设想，重新让海军实力恢复到能够在内线灵活作战，并且可以击退中部和南部太平洋方面来犯的美军舰队，至少也得到1945年初——这样，日本海军才能在1946年和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决战”。
留出足够的空间让后方组建新的部队只是目的之一，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只有确保了这块区域的安全后，日本才能获取到足够的资源，实现最低限度的军事、经济和民生方面的自给自足，和英美两国进行长时间的持久战。
而持久战的目的，并不是寄希望于战胜对手。而是想通过长期的消耗战，让对手觉得得不偿失，从而有条件的结束战争并保有部分战果。
被陈纳德惹怒的日军
从某种程度上说，“一号”作战早已经被史迪威将军预见到了。因为他一直在反复强调，如果日军被陈纳德指挥的第十四航空队惹怒后，就会去进攻美军的空军基地。那会儿的战斗机作战半径可没法和现在比，一般也就2-300公里，而当时中美联合空军的主力战机，还是以P-40为主。
就在1943年，陈纳德的空军部队频繁出击，不停地对日军的陆地交通线和铁路物资运输发动袭击。除了地面目标，两国空军部队还猛烈攻击了日军的水上运输，无论是海上还是江河里的运输船，都遭受到了严重打击。
到1943年9月，除了被美国潜艇击沉的船只外，日本因为空袭损失的船只已经高达3万多吨，而且这一损失还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对于一个本来就运力不足的岛国而言，这的确算得上伤筋动骨了。
而最终令日军无法忍受的，还是在1943年11-12月的常德会战期间，美国的陆航轰炸机居然攻击了台湾的新竹机场，而B-29轰炸机显然很快就可以从中国内地起飞，直接轰炸日本城市了。
史迪威和陈纳德这两位在中国战场的美国将领，一直以来就存在严重的分歧，两人都坚持认为，自己的战术才是击败日本的捷径：史迪威热衷于重新训练并武装营养不良的中国军队，然后从缅甸发起反攻，打通国际运输线后，再不断复制这一过程，最终从西南发动反攻，将日军消灭或赶出中国——这其实也是美国陆军部认可的方针。
而陈纳德却宣称自己可以用一支规模很小的空军部队击败日军，他只需要“105架最新式的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12架重型轰炸机，再加上及时的补给”，就可以“保证摧毁日本的主要工业中心”，从而“挽救数万美国陆军和海军士兵的生命”，然后只用麦克阿瑟将军轻轻松松地去收拾残局就行了。
从事后的角度来看，陈纳德的计划无异于是“信口开河，纯属胡说八道，连基本的战略都称不上”（马歇尔原话）。但是在1942年那会儿，他的这个计划却让罗斯福和蒋介石大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在蒋介石看来，如果美国的陆军航空兵就能赢得这场战争，那么缅甸战役就变得毫无必要。这样，他就不用眼看着史迪威把“他的”装备拿走，去训练并装备中国军队了。
最妙的是，这样一来，当抗战结束时，蒋总司令手头就会有大量的军队、装备可以用来对付共产党了。
而打动罗斯福的原因则是，首先，陈纳德的计划是一种代价很小的（可能）赢得战争的方案。其次，出于政治考虑，一心想将蒋介石中国培养成战后亚洲的“自由”大国的罗斯福，不愿意反驳蒋介石的意见。
而深知中国军队素质和蒋介石政府弊端的史迪威确信，陈纳德的空军制胜战略必将会导致一场 灾难。除非中国军队的整体素质能够通过训练和保证充足的补给而提高，否则陈纳德袭击日军的任何重大行动都会导致日军迅速而有效的反击。
遗憾的是，作为一名纯粹的军人的史迪威将军和蒋介石的关系恶劣，而有着一副粗粝面孔的陈纳德却八面玲珑，深得蒋介石的欢心。
于是乎，史迪威的警告无人理睬——“你们修好的机场，打算如何来保护呢？”
“虎号”图上模拟演习
1943年末，根据9月底制定的“绝对国防圈”方针，东京大本营陆军部花了一周左右的时间，由作战科长服部大佐主持，以作战科职员为主体，省、部有关职员和大本营海军部的部分职员参加，参谋总长以下人员也亲自出席，进行了一场图上模拟演习。
通过这场代号为“虎号”的图上模拟演习，大本营研讨了今后太平洋作战的指导方针，并讨论了打通中国大陆作战的可行性，并制定出了初步的计划。
在这场图上演习中，日本军方研判了未来美军进攻的方向，可以说，他们的判断基本正确，只是无法确定美军的主攻方向——美军到底是先攻占菲律宾和台湾后再进攻日本本土，还是从中太平洋直指日本本土呢？
大本营最后的判断是，美军进攻菲律宾的可能性更大——他们没想到的是，美军在太平洋上的两路攻势，全是主攻方向。
既然判定了美军主攻方向是菲律宾，日军就准备在不久的将来，“集合陆、海、空总兵力，在菲律宾进行决战，挫败敌人的进攻企图”，从而为1946年的“全面反攻”创造条件。
既然都打算总决战了，那么除了加强菲律宾的防御力量外，东南亚、台湾、日本本土的战备工作自然也要加强——于是乎，打通中国大陆的作战，就非常有必要了。
第一战区和“水、旱、蝗、汤”四大灾
司令长官部设立在洛阳的第一战区，是抗战时期中国最大面积的防区。自从中条山战役惨败后，国民党守军全部退守到了黄河南岸。从1942年开始，蒋鼎文和汤恩伯开始负责这一防区，两人手下分别掌管着8个集团军，17个军级部队，共计四十多万人。
这些部队主要部署在了黄河沿岸、平汉线沿线和临汝、洛阳、襄城一带的纵深地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高层普遍认为，日军已经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了。问题是，重庆的政府首脑这么想可以，这两位负责一线防御的指挥官居然也理所当然的这么认为了。这俩人都是蒋介石的亲信，深得蒋公“攘外必先安内”之真谛——绝对不主动进攻对面日军，一门心思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搞摩擦，以遏制共产党敌后武装的壮大。
除了全心全力地对付共产党外，两人在横征暴敛、刮地皮方面可谓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蒋鼎文一手抱美女、一手拿钞票的宣传漫画，贴满了日军占领的黄河北岸；汤恩伯不仅把驻地百姓搜刮得十室九空，还大肆和日占区走私做生意，再用宝贵的军车将财富千里迢迢地运往重庆。
虽然同属一个战区，平日里两人互不买账，互相拆台。两人的防区不但彼此分割，有矛盾的时候还落井下石——可想而知，这种部队，遇上战事，会是什么样的表现。
判断出日军即将展开大规模进攻的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曾经在几个月前建议动用驻守在北方的中国军队主动进攻日军，瓦解他们的攻势，结果蒋介石狮子大开口，要求美国提供可以装备15个军的武器，直接就把史迪威恶心坏了。
到了1944年，黄河对面的日军已经开始在守军眼皮子底下修复黄河铁路桥，而且兵力开始频繁调动——在接到重庆军事委员会的作战计划后，汤恩伯就和打了鸡血一样，主动提交了一个纯属扯谈的“进攻计划”，声称要和“突围”的日军“决一死战”——说得好像这三年里他一直在包围着日军一样。
当日军的进攻企图已经十分明了时，这两位军事长官仍旧在肆意展示着他们在军事上的无能和漫不经心——所有河防部队一字排开，装备简陋的在最前沿，装备精良的龟缩在城市据点里；所有部队散的到处都是，既没有什么战略纵深，也没有任何预备队——只要日军突破防线上任意一点，整条防线就会形同虚设。
总之，第一战区的部队，已经主动把自己摆成了一个被动挨打的架势了。因此在遭遇到空前规模的猛攻后，可不就是大败亏输，一溃千里吗？
注1：关于国民党政权金融政策，其实早在1942年就濒于崩溃了，到了1944年，国民党政权的财政实质上已经无以为继，国统区通货膨胀严重，生产效率极低，这也进一步影响到了军队的战斗力。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阅读我的系列文章之《国民党的自我毁灭之路》。
注2：不要一听到持久战就想当然的认为是教员的独创，实际上，重庆政府、日本侵略军都不约而同地从1940年开始进入到了相持阶段。而日军对于中国战场的战略指导方针就是：“三年平乱、六年安民、十年治国。”鬼子嘴里的“国”，指的是“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统治的“新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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