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是阿拉伯世界和第三世界中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国。

在1948年以来的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一直是阿拉伯反以阵营的领袖和主角，也是对以战争的主力军，因而付出的代价也最大。埃及官方称：四次中东战争共使它损失兵员十余万人，耗费资金达1000亿美元。因长期处在战争状态中，埃及也难以集中精力从事经济的建设与发展。

十月战争后，埃及领导人更深切地意识到，凭借武力手段已不可能达到收复失地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民族权利的目的，而且埃及的经济状况已不允许再支付巨额的战争经费，埃及需要一个和平国际环境进行经济建设。

萨达特总统还认为，苏联只是把阿拉伯国家，作为它在中东与美国争夺的一个工具，它的经援和军援都是靠不住的。

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出路，萨达特的看法是：“美国掌握着解决中东问题的99%的牌”，是埃及在和平进程中的“正式伙伴”。而苏联的作用十分有限，只有与美国打交道，通过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中东问题才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因此，在十月战争后，埃及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将过去的“联苏抗美反以”方针变为“联美和以抗苏”方针。

1974年2月，即十月战争结束后的第四个月，埃美恢复了在1967年“六・五”战争中中断的外交关系。6月，尼克松总统访问埃及，双方签订了《美埃关系和合作协定》。1975年10月，萨达特到美国进行10天访问，这是首位埃及总统访美。

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

双方对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都采取积极态度。埃及希望借助美国抗衡苏联在中东的扩张，谋求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并利用美国的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而美国则希望埃及成为同以色列和解的“带头羊”，把中东问题的解决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以便排除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

埃及和美国就如何推动中东问题的解决进行频繁接触，埃及还通过美国一再向以色列伸出了希望和解的橄榄枝。

在同美国关系大幅度改善的同时，埃及与苏联的关系不断恶化。

1975年后，埃及报刊开始以大量事实揭露和谴责苏联对埃及的渗透和扩张行径。1976年3月15日，埃及人民议会以307票对2票，通过了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的法案。随后，埃及政府还作出若干决定，如停止向苏联海军提供使用港口便利、不向苏联出售棉花、关闭苏联驻亚历山大等地的领事馆。

在十月战争中，以色列伤亡1.1万余人，经济损失数十亿美元，并由此招致了战后国内政治分化、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失业加剧、人民反战情绪高涨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社会各阶层的反战浪潮，对以色列当局的打击尤为严重，在以色列全国出现了“现在就要和平”运动。

民意测验表明，城市中有3/4的犹太人主张放弃“六・五”战争中侵占的阿拉伯土地，以换取一个和平的生存环境。甚至在上层人士和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了正视现实、停止战争、“以领土换和平”、与阿拉伯媾和的呼声。

同时，以色列也面临日益强大的国际压力。特别是在埃及主动谋和、埃美关系改善、美国要积极推动阿以走上和谈之路以后，以色列在国际社会更加孤立，世界舆论对它的谴责也更为强烈。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梅厄政府于1974年4月辞职，由拉宾为总理的新政府取代。但在1977年5月的大选中，执政30年之久的工党惨遭失败，这是该党历届领导人坚持侵略和扩张政策的结果。

以贝京为首的利库德集团上台执政后，虽然依然坚持侵略扩张政策，但在策略上比工党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为了医治战争创伤，促使以色列的经济好转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也为了在阿拉伯世界打开一个缺口，改善周边环境和减轻国际压力，贝京政府接受了美国和埃及的和谈要求，并在1977年11月初决定邀请萨达特访问以色列，从而在阿以关系上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一直是以“扶以压阿、亲以疏阿”为轴心，对以色列的侵略扩张行为长期抱着支持、包庇、纵容的态度。为此，美国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与近两亿阿拉伯人处于对立状态。

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决定退出越南战争，实行战略收缩，以缓解美国国内的经济衰落趋势。同时，尼克松政府还制定了所谓新的亚洲政策和全球战略，核心内容之一是：以谈判代替对抗，与苏联在缓和中进行新的争夺。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美国一再呼吁阿以双方停止战争，通过谈判“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美国的中东政策也随之进行了调整，即由过去的一味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变为在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同时改善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缓和阿拉伯世界的仇美情绪，通过拉拢阿拉伯国家确立美国在中东对苏联的战略优势。

1972年后，埃及与苏联关系恶化，以及十月战争后埃及所表现出的谋求依靠美国施压促使埃以和谈的愿望，为尼克松政府实施它的中东新政策提供了条件和契机。所以，战火刚刚熄灭，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即在中东大搞“穿梭外交”，在埃及、叙利亚、以色列之间扮演调解人的作用，从而开创了美国在中东撇开苏联独揽中东和谈进程的新局面。

1974年2月，尼克松对埃及的访问及埃美复交，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埃以接触谈判中的特殊地位。此后，美国不仅在埃以之间发挥撮合、调解、斡旋作用，而且它还直接参加双方的谈判并多次提出和谈方案。

在各种因素的联合推动下，埃以首先通过和平谈判着手解决十月战争的遗留问题。1974年1月18日，经基辛格斡旋和在联合国监督停火部队司令西拉斯沃的主持下，双方签署了第一个脱离军事接触的协议。主要内容是：以色列部队全部撤出苏伊士运河西岸，在东岸撤到离运河32公里处；运河东岸的埃及部队向运河一边稍撤；在埃以部队之间建立11公里宽的缓冲区，驻扎联合国军队；埃以双方在东岸各自地区内只能留驻7000人的部队、30辆坦克和6个中程炮兵群；双方部队脱离接触工作应在40天内完成。

2月22日，以军开始从运河西岸和东岸撤退，联合国部队进驻埃以之间的脱离接触地区。

该协议使埃及第3军团从被围的困境中解脱，并使埃及保留了运河东岸一条16公里宽的狭长地带。这可说是埃及原先越过苏伊士运河打一场“有限战争”的某些目标得到了实现。

5月29日，叙利亚和以色列以美国提出的方案为基础，反复讨价还价，也达成了脱离军事接触的协议。协议规定：以色列撤出十月战争和“六・五”战争中占领的部分叙利亚领土，包括库奈特拉在内；在叙以部队之间划出一个缓冲区，由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驻扎；以色列继续控制库奈特拉附近的若干山丘，但不得在山顶部署能直接向库奈特拉射击的武器。

5月31日，叙以在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正式签署了此协议。

1974年8月福特继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让基辛格继续在埃以之间穿梭斡旋，迫使以色列对埃及稍微做了一些让步。1975年9月4日，埃以签订了第二阶段脱离军事接触协议。协议规定：以色列从第一次脱离接触线再后撤12到14公里，交出吉迪山口和米特拉山口，并把靠近苏伊士湾的阿布・鲁代斯油田交还埃及，埃及允许以色列载运非军用物资的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双方保证不相互进行威胁、使用武力或实行军事封锁。

按此协议规定，以色列军队至1976年2月22日从上述地区撤退完毕。

在签订了两个埃以军队脱离接触的协议之后，萨达特为了进一步推动埃以争端和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于1977年11月19到21日应邀到耶路撒冷进行正式访问。

这一行动令全球瞩目，被人们称为“现代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之一”。

在耶路撤冷，萨达特除与贝京直接会谈之外，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即在以色列议会就中东问题发表了长篇演说。他在演说中表示，这次访问是为了“共同建立持久、公正的和平”。同时萨达特还提出了缔结埃以和平协议的五项条件：（1）以色列结束对“六・五”战争中侵占的阿拉伯领土的占领；（2）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包括民族自决和建立国家的权利；（3）中东地区各国有权和平地生活在安全的和有保证的边界之内，为此可以采取相应的国际保证；（4）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用和平手段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5）结束本地区的战争状态。

梅纳赫姆・贝京

贝京在答词中声称，缔结和平协议“最终不可避免”，但拒绝了萨达特关于要以色列撤出“六・五”战争后，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要求。

12月下旬，贝京对埃及进行回访，同萨达特举行了三天会谈。双方同意成立以外交部长为首的政治委员会讨论全面解决中东问题，成立以国防部长为首的军事委员会，讨论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军的问题。但在1978年1月中旬，分别召开的埃以军事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首次会议上，以色列坚持要在西奈半岛保留犹太人定居点和军事机构，并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建国权利，使两个会议毫无结果。此后，埃以双方虽未中断接触和谈判，但仍无任何进展。

1977年1月卡特就任美总统后，一直力促埃以和解，把解决中东问题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并提出了“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新政策。所以，他一上台就派国务卿万斯在中东搞穿梭访问，并积极支持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但由于以色列态度强硬，使刚刚起步的埃以和谈出现了夭折的危险。

为了打破僵局并防止苏联乘机插足，卡特决定亲自出面调停埃以分歧，推动双方和谈。

1978年8月5到9日，万斯国务卿受卡特委派再次出访埃及和以色列，并与双方达成一项协议：美、埃、以三国首脑于9月，在美国的戴维营总统别墅举行会谈，继续讨论中东问题，9月6到17日，美国总统卡特、埃及总统萨达特、以色列总理贝京在戴维营会谈12天。

其间，埃以双方争执激烈，卡特一再撮合并施加压力，历经曲折反复，终于在最后一天促使双方达成协议。由此开始了西方舆论称为的“戴维营中东和平进程”。

戴维营协议

《戴维营协议》包括9月17日萨达特与贝京所签署的两个文件：《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

按照《戴维营协议》的规定，埃、以、美三国从1978年10月12日开始了关于缔结埃以和约的谈判。但由于埃以双方对《戴维营协议》的不少条款解释不同，以色列在其所占领土和巴勒斯坦问题上不愿作出实质性让步，使谈判历经5个月而未果。为了促成埃以早日缔结和约，卡特于1979年3月上旬亲自出访中东。他鼓动埃及，不必害怕因缔约而遭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和制裁。

在耶路撒冷，卡特要求贝京政府在签约谈判中表现出灵活性，并许诺5年中，给埃以两国54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当贝京政府企图再次拖延时，卡特作出强硬姿态，迫使以色列在若干问题上作出让步。

经美国的全力调解，萨达特和贝京于3月26日在白宫正式签署了《埃以和平条约》。卡特作为联署人也在和约上签了字。萨达特、贝京和卡特还签署了一致同意的备忘录，《埃以和平条约》及三个附件的主要内容有：以色列分阶段从西奈半岛撤军，从双方交换和约批准书之日起的九个月内撤至阿里什-穆罕默德角一线以东地区，然后在三年内撤出其余的西奈领土；在以色列完成第一阶段撤军后，埃以双方建立正常的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双方在互换条约批准书之后的10个月内将就巴勒斯坦自治问题开始谈判，此项谈判由埃及、以色列和约旦三方参加，巴勒斯坦人的代表可以加入埃及代表团；邀请美国充分参与各个阶段的谈判。

1980年2月15日，在以色列按照《埃以和平条约》完成了第一阶段从西奈地区的撤军计划后，埃及宣布同以色列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双方随后又签订了一些贸易、旅游、海关和运输等方面的协定。

西奈半岛示意图

1982年4月25日，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走全部军队。至此，《戴维营协议》中《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之内容基本上得以实施。

萨达特为实现中东和谈而采取的“和平主动行动”，从一开始就在阿拉伯世界激起了巨大的不同反响。

当萨达特1977年访问耶路撒冷归来时，100多万埃及群众夹道欢迎。苏丹、阿曼、摩洛哥、突尼斯等国赞扬萨达特的这次访问是一个勇敢的步骤，表现了一种真正的政治勇气。

沙特阿拉伯、约旦等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不反对通过谈判解决中东问题，但认为阿拉伯国家应采取一致行动，埃及不应单干，并因此损害阿拉伯国家的团结。而叙利亚、利比亚、巴解组织则予以强烈谴责。叙利亚总统老阿萨德指责萨达特“奉行投降主义政策”，“是阿拉伯民族事业的叛徒”。巴解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称萨达特访问以色列是“一个危险的转折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则宣布不再承认埃及政府，并组织十余万人游行示威，高呼“杀死萨达特”的口号，并在利埃边境集结军队，声称要进攻埃及。

在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的第二个月，即1977年12月2至5日，卡扎菲召集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南也门等国的首脑在的黎波里开会，宣布成立拒绝与以色列进行任何妥协的阿拉伯“坚定与抵抗阵线”（简称“拒绝阵线”，西方亦称“拒绝派”或“激进派”）。会议还声明坚决反对和平解决中东问题，要与以色列血战到底。

在《戴维营协议》签署后，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反埃势力进一步增长。

哈菲兹・阿萨德

1978年9月下旬，“拒绝阵线”国家在大马士革召开第三次首脑会议，会后发表公报宣布“拒绝《戴维营协议》及其结果”，呼吁所有的阿拉伯国家“断绝同埃及政权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并委托阿萨德总统同苏联进行联系，以“密切和加深苏联同阵线国家之间的关系”，沙特阿拉伯、约旦等所谓阿拉伯“温和派”的多数国家，也反对埃及在以色列拒不从1967年所侵占的阿拉伯领土撤出，和拒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的情况下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但不主张对埃及实行集体制裁。

沙特阿拉伯等国曾劝埃及不要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以免加深阿拉伯世界的分裂；遭拒绝后，它们也成为埃及的对立面，1979年3月27日，即埃以签订和约的次日，阿拉伯联盟在巴格达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对埃及实行政治和经济制裁的决议。

会后，17个阿拉伯国家宣布与埃及断交，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货币基金董事会等阿盟下属的一些组织，停止了埃及的会员国资格，阿盟总部由开罗迁往突尼斯。

这些措施使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阿拉伯国家和埃及的反对派甚至认为，以色列不断强化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及其对邻国一再发起新的军事挑衅和侵略活动，都是《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媾和所导致的恶果。

埃及国内的反政府力量，明确提出了推翻萨达特政权、废除《埃以和平条约》的要求。

1981年10月6日，在埃及庆祝十月战争八周年而举行的阅兵式上，埃及军队内部一些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分子开枪打死了萨达特。这一事件发生的缘由，决不仅仅是宗教矛盾，而是深刻反映了当时阿拉伯国家内部，在阿以和谈问题上尖锐复杂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