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英雄的历史，帝王将相层出不穷。但是这一时期，士族，却像一只无形之手，在暗处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仿佛他们才是天下实际的经理人。士族，不是贵族，又神似贵族。士族究竟从何而来，又因何衰落？从魏晋至唐末，士族存在了近八百年的时间，他们是如何保证累世为官，世代冠冕的？帝王在明，士族在暗，二者时而合作，时而反目，皇权与士族，究竟谁才是天下的真正主宰？这其中又有多少故事？下面，杜少就将带来系列文章，详细讲解士族的前世今生。

士族，指的是两汉以来，依靠经史文化进入仕途，并累世做官的家族。在士族形成以前，这样的家族多被称为世家。士族是如何形成的呢？这还要从两汉时期的选人制度说起。两汉时期，朝廷选拔人才主要依靠察举制，即以郡国为单位，推荐选拔优秀人才获得官位。察举制原有四科，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其中孝廉和茂才最为重要。茂才原叫秀才，为了避讳汉光武帝的名讳，在东汉时期改成了茂才。从中可以看出，察举制最看重的是品德，孝顺清廉排第一。其次是能力，主要指的是学问。毕竟，治国当用品德高尚、有学问的读书人，这在历朝历代都是帝王的共识。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典就成了察举制关于学问方面的唯一考察内容。因为这一政策的实行，天下的读书人都开始研究儒家经典，想凭借儒家经史学问被朝廷征召，走向仕途。在活字印刷术被发明之前，书籍全靠传抄，极其宝贵，有的家族世代研究一本经书，所谓世守一经。比如东汉著名的弘农杨氏世传欧阳尚书，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所以，两汉时期经学传承是很有局限性的，基本在各自家族以及亲朋、学生之间。于是，先依靠经史学问获得征召做官的人，做了官以后必然会提拔推荐文化上与自己一脉相承的家族后辈和亲朋门生。门生做了官又要回馈老师的提携，一来二往，就出现了世代依靠经史文化做官的家族，在两汉被称为“世家”。

两汉是世家高速发展时期，世家通过几世累积，往往在乡里拥有巨大的产业，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而世家大族往往标榜自己为清流世家，占据品德和舆论的制高点，心系天下，在东汉末年与外戚、宦官斗争，尤其是两次“党锢之祸”，更是让世家大族的声望达到顶点。加上自身经史学问的加成，世家大族为天下重，成为东汉末年兼具“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这些世家门生故旧遍布天下，汉末天下世家之首，就是做官做到顶级，四世三公的弘农杨氏和五世三公的汝南袁氏。这就是袁术、袁绍为什么言必称家世的原因，汝南袁氏这个名头，就是这兄弟二人拥有巨大号召力、能够在汉末雄霸一方的最大资本。

两汉时期的察举制，相对于先秦时代世卿世禄的世袭官僚体制，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是和后世科举制相比，察举制毕竟是一种没有明确量化标准的推荐用人制度，孝廉、茂才，还是依靠人的主观评判。这就滋生了腐败的温床，到了汉末桓灵二帝时期，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情况。朝廷的公信力严重受损，于是民间清议、品评盛行，被炒得最火的要数汝南人许劭兄弟的“月旦评”。一旦在“月旦评”上获得好的评价，那么士人便会身价倍增，获得朝廷的征召和重用。连后来的魏武帝曹操也不能免俗，逼着许邵给了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价。

月旦评

随着汉末、三国乱世的一番争斗，世家大族也重新洗牌。最忧国忧民的弘农杨氏，随着嫡流杨修被杀，走向衰落。日后只能靠着旁支“三杨”在西晋初年掀起点水花。而最热衷于参与政治的汝南袁氏，随着第五世三公袁绍被曹操肉体消灭，彻底没落。而取而代之的，则是跟随曹家较早的颍川世家。颍川世家并没有因为荀彧的死去而受到影响，到了魏文帝曹丕时代，颍川世家领袖陈群鉴于汉末以来察举制的种种弊病，在察举制的基础上，制定了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在刚刚实行的时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他将评议选人权再次收归朝廷，并且统一制定了选人标准，不光看出身，还要重品行、才能，为曹魏的兴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九品中正制和察举制本质上并无不同，依旧是一种推荐用人的制度。而这一制度最终随着高平陵政变，开始变质。司马懿通过政变掌权，自然要以利益笼络朝臣。于是，九品中正制越发看重人的出身、祖上的功名，而不注重实际的才干，学问。士族仅凭出身，就可以轻易获得官位和高的品评，这是历史的大倒退，甚至于还不如汉末的察举和民间评议。可以说，司马家族的九品中正，和曹家的九品中正，已经不是一个制度了。新九品中正，让“世家”进化成了“士族”，让士族成为了一个新的阶级和利益群体。相当于朝廷默认了士族出身的人天然继承了士族的文化底蕴、家风和高素质，他们出生就有士族身份，而不像两汉的世家，需要从小研习儒家经史才能延续家族辉煌。在西晋时期，就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士族”，成为了不是贵族的贵族，有了制度可以保证他们的利益。

但是，并不是说魏晋时期的士族就已经开始堕落了。士族成为特殊利益阶层，这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可以看做是古代的“文化变现”。顶级的士族，依旧保持着两汉以来的传统，有良好的家学，经史传家。当然，想成为顶级士族，是必须深度参与朝廷政治的。

如果翻开魏晋史书，不难发现，有的人出身“孤贫”，却依旧位列士族，一出仕即可出任州主簙，起点很高。而有的人家境殷实，甚至父辈为大官，却出道仅为郡吏。这是为何呢？明确这个问题，是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士族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的。其实，这里面涉及士族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何谓“高”和“寒”。

魏晋以后的士族，是身份的象征，代表着家族在文化、政治领域的成就，代表着这个家族曾经的人际关系，门第等级，因此又被称为“高门”。与之相对的是庶族，又被称为“寒门”。而无论士族还是庶族，其实都不是老百姓阶层，而是士人阶层。只不过“高”与“寒”，代表的是门第的高低，而不是贫富。在古文中，“寒”这个词，指的是身份低微，而不是指“穷”。“穷”的含义，在古代用的是“贫”这个词。只不过后世常把“贫寒”连用，导致人们认为“寒”有穷的意思。实际上，“高”与“寒”相对，而“富”与“贫”相对，二者是不同层级的对比。前文说过，两汉时期的世家是兼具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家族，可为何都发展成士族了，有了制度保证利益，却的士族很贫穷呢？

这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士族出身的人，“贫”往往前面会有两个字，“少孤”，什么意思呢？意味着幼年丧父。一个小家庭，父亲没了，意味着家里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和人际关系，于是“贫”便到来了。比如魏晋时期的傅玄，祖父、父亲都是太守，但是幼年丧父，导致孤贫。两晋之交的祖纳、祖逖、祖约三兄弟，父亲也是太守，但是也是幼年丧父，所以孤贫。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这几人在九品中正制度下的士族身份。

士族的生活

古人尤其是士族，是聚族而居，世居一地的。士族，是一个宗族在社会上的群体身份，而不是个人的，这就是后来发展出的所谓的“郡望”，郡是地域单位，望是望族。一个士人入仕做官，是整个家族郡望的荣耀。一个家族人丁兴旺，必然会产生各个分支，每个分支发展的良莠不齐。而为了保持家族人才辈出，就算你这一支很贫穷，也会有家族长老组织内部接济，把你抚养成人，教你家族世传的文化，带你进入士族圈子。等到做了大官，就要回馈整个家族，再提携宗族子弟。这是一个家族长盛不衰的法门。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傅玄少孤贫，但是傅玄出自著名士族，郡望北地傅氏，所以他接受了家族良好的教育，身上自然笼罩着家族光环，靠着家族人际关系网，能一路举孝廉、茂才，能官至司隶校尉。当然，傅玄本身也很优秀，“善属文，解钟律”。祖氏三兄弟的郡望是范阳祖氏，所以也是一路平步青云。其实汉末的蜀汉昭烈帝刘备也是如此，刘备穷的卖草鞋，但是却能拜大儒卢植为师，就是依靠刘氏宗族的栽培。南朝时期，南齐的阮孝绪家穷，穷到无米下锅。要不是后来的梁武帝萧衍接济，都快饿死了，但是依旧不耽误他出身陈留阮氏的士族身份。

反之，庶族出身的人，哪怕家缠万贯，也是“寒门”。庶族，简单说就是家族先辈无人做官，同宗无人，没有强大的关系网络，在九品中正制之下，难以获得较好的品评。典型的就是曹魏时期的张既。张既家中殷富，却因为是庶族出身，十六岁出道只能担任郡吏。后来由于表现好被举为茂才，却时常提心吊胆，担心自己仕途不顺。还好他自己够努力，当了县令，成绩做到了三辅第一，成功走入了曹操的视野，最后成了曹魏名臣。

所以，能读得起书的，都不是普通老百姓。对于士族来说，“贫”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他们够“高”。而对于庶族而言，“寒”是他们极力想要摆脱的。

士族和庶族的界限在哪里，史无定论，似乎只有一个模糊的潜规则：累世两千石，即家族三代以上有人出任两千石以上的高官。在整个曹魏、两晋时期，士族、庶族虽然身份差距较大，但是士庶之隔没有形成。两个阶层之间，是有升有降的。

士族兴起依靠学问，但是士族的没落，往往同深度参与政治、投机失败有关。典型的，弘农杨氏、汝南袁氏的没落前文已经提及。弘农杨氏在西晋由于“三杨”成为外戚和晋武帝司马炎的托孤大臣，短暂复兴。但是由于掌舵人杨骏过于无能，被司马家的儿媳妇贾南风玩弄于鼓掌之中，夷三族，导致家族再次衰落。上面提到靠自己努力跻身名臣之列的张既，两个儿子都封为侯。其中长子张缉位列光禄大夫，其女成为魏帝曹芳的皇后。假以时日，这个家族必将升为士族。可是因为曹芳和李丰谋划政变诛杀司马师，国丈张缉参与其中，导致父子二人均被司马师杀害，张皇后被废，从而家道中落。而这种情况，在动荡年代尤其常见，后来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各大顶级士族，往往因为和皇权矛盾、与其他实权派的冲突，瞬间被斩杀殆尽，家道中落，比如颍川庾氏、谯国桓氏。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作为政权的深度参与者，皇权的“高级经理人”，获得利益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而庶族门第的上升，往往需要个人付出极大心血，努力奋斗成为道德楷模、经学大儒，然后后代继续尚文，成为经学世家，进而提升整个家族的地位。典型的就是汉末“颍川四长”之一的陈寔，出身寒微，地地道道的庶族出身。但是自身努力研习经史，虽然仅是小小的太丘长，却成为郡中名士，被推举为选拔人才的郡功曹，“天下服其德”，并开始与颍川钟氏、荀氏联姻，成为颍川陈氏之祖。而其子陈纪位列九卿，其孙陈群位列三公宰辅，更是创立了九品中正。至此门第已成，到其曾孙陈泰时，自然就成为了名动京师的士族子弟，与司马昭、钟会等魏晋名士为少时玩伴。起点极高，出道即为员外散骑侍郎，袭封颍阴侯。

魏晋时代，一个家族是否门第已成，从庶族升为士族，联姻是重要标志。和皇室以及其他士族联姻，尤其是次等士族和高级士族联姻，代表了高级士族对低级士族的认可，可以极大的提升门第，扩大人际网络，保持家门不坠。但是天下蛋糕就那么大，所以后来，高级士族内部开始联姻，并且不与低级士族、庶族联姻，巩固自身权益，这是南北朝时期最终形成士庶之隔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士族和庶族，比的是几代人的阀阅，而不是某一代人的官位高低。比如琅琊诸葛氏，自从三诸葛：蜀汉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战死，东吴诸葛瑾后人诸葛恪被诛杀，曹魏诸葛诞被司马昭诛灭，琅琊诸葛氏就没再出过什么优秀人物，后代在东晋官位最高的诸葛恢也只是位列九卿。但是由于诸葛诞之女曾经嫁给了司马懿之子司马伷，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是诸葛诞的曾外孙，所以即便琅琊诸葛氏再无人才，却依旧依靠祖上的履历，位列士族，虽然不是顶级。而我们再看东晋名臣陶侃，凭借个人奋斗，从一个郡吏成为东晋最重要的方伯，手握重兵镇荆州、拜三公，要比个人成就，陶侃不知比诸葛恢厉害到哪去了。但陶家并没有如前面所说的颍川陈氏一样稳住家族基业，没有经学传承，声名一世而斩，后代到了曾孙陶渊明一代，只能蒙荫当县令。而在东晋和后来的南朝，县令是士族不屑于当的官职。而在东晋默默无闻的琅琊诸葛氏，却能代代出现两千石的高官，保持家门不坠。

魏晋士族风度

所以，如果只想安心当个次等士族，像琅琊诸葛氏一样不求成为顶级士族，安安稳稳的享受祖上蒙荫，享受富贵，那么士族想要衰落也是非常难的，也就是说，士族的下限非常之高。尤其是东晋以后，到了南北朝时期，士庶之隔形成。原本曹魏、两晋时代新出门户还很多，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新出门户少之又少，要想晋升为士族，更佳困难。像琅琊诸葛氏这种守住士族下限，不求上进的家族，比比皆是。而像兰陵萧氏一样，依靠军功和皇权成为士族的，少之又少。所以，自从士庶之隔形成，士族已经彻底没有了危机感，尤其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已然开始堕落，占据大量的社会资源，却毫无贡献。士族已经从某种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力量，沦落成了社会的蛀虫。这也是整个南北朝时期士庶矛盾异常激烈的原因。士族时代终将结束，庶族的时代也必然到来，这是历史的趋势。

士族的下限很高，其实士族的上限更高。士族的上限，是门阀士族，其巅峰在东晋一朝，叫东晋门阀政治。这个，我们下篇文章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