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本新书中，全球自由市场的理想在抗议者、各路政客和新冠疫情的压力下摇摇欲坠。

《纽约时报》2024年6月19日马修-齐特林

1999年11月一个寒冷的早晨，雨林行动网络成员哈罗德-林德，正试图将一块巨大的标牌悬挂在西雅图市中心数百英尺高空的建筑起重机上。他松松垮垮地拴在一根绳子上，从起重机上跳了下来。突然，牌匾失去控制后开始急速下坠。

林德本来可能会丧命，但多亏了培训激进分子团体的非营利组织Ruckus Society，他才知道脱掉无摩擦羊毛手套，徒手抓住绳索，等待同事把他救上来。在"地上一圈异教巫师"的"祈祷"帮助下，林德和他的朋友们成功地展开了一面重达100磅的旗帜。横幅上有两个箭头指向相反的方向，一个标着"民主"，另一个标着"W.T.O."。

这一绝技拉开了抗议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的"西雅图之战"的序幕，它将崇高的理想主义、戏剧性、周密的组织、激进主义和公关智慧结合在一起，成为冷战后几十年反对全球化浪潮的运动的标志。

DW 吉布森的综合口述历史《改变世界的一周》全景展示了这一为期多日的异议节日，从授权游行和半合法的"直接行动"到极端非法的破坏活动。甚至还有一场音乐会。

抗议活动吸引了谢罗德-布朗和丹尼斯-库奇尼奇等进步民选官员、涅槃乐队的克里斯-诺沃塞里奇和Soundgarden乐队的金-塔伊尔等Grunge乐队的中坚力量、总统候选人拉尔夫-纳德、语言学家和社会评论家诺姆-乔姆斯基以及英国女演员朱莉-克里斯蒂的关注。纳德回忆说："哇--我们真的要给他们一次体验。这次体验以大规模逮捕、打破玻璃窗和催泪弹抗议告终”。

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旨在通过"协调"共同规则，例如国际商定的食品安全标准，来降低贸易壁垒，推进将新自由化的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项目。来自世界各地的大使和非政府组织官员齐聚这座城市，而这座城市正迅速与有望加速全球化的新数字经济联系在一起。这座城市也将很快成为首批部分由网络组织的大型抗议活动的举办地之一。

正如吉布森所概述的那样，西雅图的W.T.O.抗议活动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众多左派团体的聚集地，这些团体感到自己被白宫民主党总统巩固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所抛弃。美国工会领导人担心廉价的海外劳动力会对蓝领工人的工资造成下行压力，许多绿色活动家则担心贸易自由化会被用作打击国内环境保护的重锤。

虽然抗议活动本身是全球头版新闻，但吉布森和他的受访者花了大量时间介绍集会前几个月的准备工作，以及严谨的进步政治领导人和爬树防止树木被砍伐的反常挑衅者之间的不稳定联盟。"我们在这里，我们是非暴力的，但我们致力于关闭W.T.O.，"一位活动人士记得在抗议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道。

吉布森还对最终未能平息示威活动的政治和执法官员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在一段又一段的引述中，责任主要落在2014年去世的西雅图市长保罗-谢尔和他的警察局长诺曼-斯坦普身上：他们没有在抗议活动前进行足够的情报搜集；他们没有尽快要求国民警卫队出动。

西雅图会议之后，尽管世界贸易组织举行了更多会议，安保措施变得更加周到，但仍未能达成另一项重要的全球贸易协议，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尽管如此，世界贸易组织还是通过其现有规则提供了一个框架，由于中国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贸易自由化在随后的几年里取得了进展。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也为二十年后冠状病毒疫情给全球贸易带来的巨大打击奠定了基础。

彼得-S-古德曼的《世界是如何耗尽一切的》慷慨激昂地讲述了全球化的崛起和停滞。古德曼曾长期担任《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经济记者，他以广阔的视角描绘了现代供应链，从长滩港和横跨美国中部的长途卡车路线，到蒙大拿州的牧场主，以及密西西比州一家玩具公司为赶在假期前从中国发货所经历的种种磨难。

疫情期间，在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工人们都面临着条件恶化和财务不稳定的问题。由于集装箱船在港口闲置，卫生纸、肉类和其他消费品价格飙升，供应量下降。

古德曼认为，这场危机暴露了多年来依赖"及时"生产的系统的脆弱性，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导致库存减少。亚马逊和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以及泰森和J.B.S.等食品加工商也挤压了供应商和劳动力。这一制度"奏效"了，消费者的价格降低了，而这些巨头的市场份额却提高了--古德曼认为，达到了垄断的规模。当疫情袭来时，库存低的制造商无法应对需求增加和工人减少的双重压力，而一些中间商，如全球托运人和肉类包装商，却能从中获利。

在新冠疫情时代奇特的经济实力下，制造商也捉襟见肘。无力在餐馆和旅行上消费的美国人转向亚马逊，开始吸纳更多由国际贸易带来的廉价商品--电视机、篮球架、糕点搅拌机。古德曼写道："这种激增的结果就是混乱。停电导致电灯闪烁，因为中国工厂动用了所有可用的生产线"。

古德曼并没有天真地认为全球化可以或应该逆转，也没有天真地认为企业在中国看到政治或商业风险就意味着美国制造业的复兴。其实，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专门讲述了制造商从中国找到自己的出路，但并没有完全回到美国，而是去了东南亚和墨西哥。

虽然全球供应链不太可能解体，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在现实和政治上都受到了攻击。乔姆斯基告诉吉布森："美国正在走向一种民族主义的重商主义”。乔-拜登和唐纳德-特朗普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但他们在贸易政策上的相似之处要多于各自党派的前任。两位总统都对使用关税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而不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来解决贸易争端。

1999年就已经埋下了反对有利于商业的全球主义的种子。即使拜登政府中没有人爬上建筑塔吊宣布他们的政策建议，今天的民主党立法者也已经接受了示威者的许多关切--环保主义、劳工力量、对全球贸易安排的怀疑--并将它们编织成一个政策综合体，摒弃了西雅图示威者试图推翻的两党共识。

20世纪晚期，中国希望经济发展与政治自由主义齐头并进，从而融入全球经济，但这一计划充其量只能说是误入歧途。古德曼写道，离岸外包导致了可预见的美国工作岗位流失，而旨在帮助受到全球贸易负面影响的美国人的项目却资金不足。

还有待观察的是，新的政策应对措施是否不仅能赢得美国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支持，而且还能否赢得美国消费者的支持，因为美国消费者往往更喜欢低成本而非其他，而且他们的数量远远超过受漫长、精益供应链经济压力挤压的卡车司机、牧场主或工会工人等特定群体。W.T.O.可能输了，可民主也会依然有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