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任鲁东南特委书记

1939年3月，中共山东分局调景晓村同志任清河特委书记，派我接任鲁东南特委书记，工作团的大部分干部也留在当地工作，充实了特委和各县、区委的机关。同时，分局又陆续派了部分干部，进一步健全了特委的工作部门，使之能够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当时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是：李仲林任组织部长，李均任宣传部长，崔介任统战部长（后兼民运部长），刘涌兼军事部长，谢辉任副部长（后刘率二支队到沂蒙山区参加夏季反“扫荡”，由谢辉接任部长），李纪德任青年部长，戴克任妇女部长，张敬堂任职工会长，袁子扬任秘书长。

为加快建设鲁东南抗日根据地，特委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1.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群众抗日团体。为了动员更多的群众参加抗战，特委于5月组织了有100多人的民运工作团，由我任团长，下设莒南、莒北、日照、诸城4个分团。在普遍建立自卫团的同时，还相继建立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广大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有组织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到处都能听到抗日歌声，村村都能看到自卫团员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有效地震慑打击了汉奸卖国贼的气焰。但是，这些仍然是很初步的工作，我们对如何真正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抗战的认识还不够明确，对关心群众物质利益注意不够，当敌人的大“扫荡”一来，自卫团等就几乎全部溃散解体了，这对我们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直到1942年少奇同志来山东指导工作，指出山东减租减息工作没有充分发动基本群众，我们才真正对发动、依靠基本群众的认识上有了质的飞跃，群众运动在双减斗争中开展起来，树立了基本群众优势。就在这时，我军以严明的纪律，坚持抗日的行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模范行动，赢得了群众的拥护，誉我们为“王者之师”，从而在群众心目中留下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好印象，也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大力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没有强有力的党组织和强大的党员队伍，建立抗日根据地是无法实现的。早在大革命时期，鲁东南就有了党的组织活动，一大代表王尽美同志就是莒县北杏村人（现归诸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到1932年“日照暴动”失败后，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一些党员有的壮烈牺牲，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迫转移到外地。抗战爆发后，党的组织开始恢复。我到鲁东南后，一方面整顿、建立党的各级组织，一方面大量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当时特委所辖日照、诸城、胶县、赣榆、莒县等县相继建立县委或工委，郑子久任日照县委书记，钮新农任诸城县委书记，郭有邻任胶县工委书记，刘寄萍任赣榆工委书记，白炎波任莒（县）赣（榆）临（沂）边区工委书记。1939年夏，斗争形势有了新的变化，特委决定撤销莒赣临边区工委，以泰（安）石（臼所）公路为界，建立莒南、莒北两个县委，白炎波任莒南县委书记，尚立斋任莒北县委书记。随后又建立了高密工委，孔楚白任书记。同时，我们遵照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的方针，使党员数量有了很大增长，党的基层组织亦有了很大发展。据截至1940年下半年6个县的统计，已有19个分区委，75个党支部，1100多个党小组，拥有党员5000多人（不含赣榆）。为了培养干部，特委在上疃举办了两期青年训练班，参加学习的都是各地党组织和工作团选送来的爱国青年和群团组织的骨干，也有从敌占区来投奔参加抗日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们提高了觉悟，有的回家乡开展抗日活动，有的到各工作团工作。他们到工作岗位前，我去给他们讲话时，看到院子里站着大片男女学生。日照一带文化较高，穿戴时髦，男的有的戴礼帽，女的穿旗袍。分配工作时因兄弟姊妹起出来要求分到一起，否则就要哭鼻子。这些同志到农村工作以后再回到机关时，装束、语言都接近农民，和农民有了感情，思想觉悟也提高了。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坚定的革命者，不少人还成了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骨干。这正如毛主席讲的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才会得到改造，成为坚定的革命者。许多抗日民主主义者在斗争中得到改造，提高了觉悟，要求入党，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这是知识分子的革命人生道路。大发展也带来一些问题，有些不够条件的人入了党，对些不合格的党员，主要是加强教育，提高其觉悟，由不合格转变成为合格党员，或者成立同情小组。经过整顿党的组织，纯洁了党的队伍，巩固了党的组织，纠正了建党工作中存在的偏差，使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3.进一步发展地方抗日武装。当时在鲁东南地区活动的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主要是山东纵队第二支队，约1000人。还有地委的警卫武装二大队，谢辉同志任二大队大队长，我兼任政治委员，有300多人枪。1939年夏，日军“扫荡”沂蒙山区，控制了泰（安）石（臼所）公路，莒县城、管帅和一些大的村镇均被敌人占领，鲁东南形势恶化。原在鲁东南带活动的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已调往沂蒙山区反“扫荡”，友军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一一师驻莒（县）日（照）边一带，和我们有较好的统战关系。为避敌锋芒，保存力量，特委决定分散活动，我和李仲林、谢辉率特委机关和二大队向泰石公路以南的莒南转移，崔介、李均等同志留在泰石公路以北坚持工作。转移途中，我们在莒县西南20余里的葛庄与抢粮的日军遭遇，打了一仗。部队因经验不足，且没有准备，打了个被动仗，牺牲了23个同志。但也杀伤一些敌人。后来，我们转移到莒南的一个大镇——十字路一带，住了一个多月。谢辉原在莒县涝坡乡当过乡长，在这一带有些名气，对当地群众和上层人士做了一些工作，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解决了吃穿问题。反“扫荡”结束后，我们又回到了泰石路北，和原留在路北的同志会合了，仍然住在桑园一带。这时，驻高密县姜家屯的伪军李竹亭部通过关系与胶县工委联系，要求参加八路军，经地委（此时特委已改为五地委）批准后，李竹亭率部百余人以“胶高第三大队”的名义开到莒北地委驻地，和地委的二大队合编为地委特务营，共4个连。这是特委的主要兵力，李竹亭改名李鄂任特务营营长，王云武任副营长，蓝瑞生任教导员。这也是鲁东南区最早的一次伪军反正。李竹亭原来是医生，思想很进步，他原来就是想以伪军的名义搞起武装来再反正。此外，莒南、莒北、日照、诸城等县也建立了县大队或独立营，每个县大队或独立营有一二百人不等。

4.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鲁东南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及地方反动势力也开始和我们闹磨擦。为了粉碎他们的阴谋，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向地方士绅名流反复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政策，指明抗战必胜的前途，帮助他们提高民族觉悟，争取他们参加抗日。国民党赣榆县长朱爱周是个爱国主义者，赞成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要求我们派干部去他的县政府工作，特委派了吴镜、于克颖、辛明同志去，那里的抗日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朱爱周在1940年3月的一次对日军作战中身负重伤，自杀殉国。我曾到日照县国民党县政府与县长张希周会晤，争取他们与我党我军合作抗日，并使他同意给驻黄墩乡的独立营朱信斋部筹集给养。

1939年5月，当时在山东分局跑交通的赵志刚同志向我传达了分局的指示，要我和当时驻莒北的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将军联系。在该师做地下工作的张苏平同志带我见常师长。常师长对我非常客气，谈了许多有关东北军和我党我军合作抗日事宜。他还从枕头底下拿出延安出版的刊物《解放》给我看，表明他的进步思想以及与我党关系。他说：“以后我们要互通情报。你们部队小，我们部队大一些，可以支持你们，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我们帮助解决。”

由于我们党的长期工作，一一一师在鲁东南地区的抗日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国民党莒县县长许树声秉承上司旨意，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蓄意制造反共磨擦事件，我们则坚决予以反击。该部有个营长叫马耀仑，联系了该营一批抗日的官兵，为反对许树声与共产党、八路军搞磨擦而发动起义，参加抗日斗争，给了许树声以严重打击。

1939年7月，山东第一区党委成立，林浩任书记。同时成立第一军区，刘海涛任司令员，林浩兼任政委。第一区党委下辖第、二、三、四、五地委。鲁东南特委改为第五地委，我任地委书记。不久第区党委率军区部队到鲁东南帮助工作，当时我们住在泰石路北，他们住在泰石路南。

1940年2月，我从路北带一个连（由王云武副营长率领）到区党委驻地莒县中楼村向区党委汇报工作，见到区党委书记林浩同志。当晚，大店日军侦知了区党委驻地后，夜间远距离奔袭。我们驻区党委机关附近，背靠着山，面向河滩的一个村子，敌人没发现我们，从河滩穿过去奔袭区党委机关。王云武副营长发现敌情后报告给我，我们立刻把部队拉到了山上。上山后看到刘海涛司令员带着一个警卫班也在山上。刘海涛原来是东北义勇军的一个师长，打游击很有经验，后来到苏联军事学校学习射击，回国后到了延安，1938年8月和我起从延安来到山东，我们比较熟悉。他枪打得很准，但缺乏正规部队作战经验，习惯打游击，往往脱离部队单独行动。我问他：“敌人打来你怎么在这里，不去指挥部队？”他说：“我发现情况后，来到山上，和部队联系不上了。”

这时军区部队在林浩政委的指挥下正在我们的对面猛烈地反击敌人。我带去的这个连是二团五连，装备较好，还有一挺机枪，我们就配合军区部队向对面敌人打，两下夹攻，敌人不敢恋战，放火焚尸后逃跑了。打完仗后，开军政委员会议，谈到这次战斗，林浩同志批评刘海涛司令员脱离部队行动是错误的。

后来，第一区党委从路南来到路北帮助工作。这时，鲁东南地区的各项抗日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区党委帮助，我们开始着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先后建立了莒县、日照的抗日民主政府，谢辉任莒县民选县长，刘鸿若任日照民选县长，同时还建立了一批区、乡、村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我们创造的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的标志之一。

第一区党委在路北地区活动不久就回沂蒙山区了，留下军区部队开展工作，以军区特务团为基础，组建山东纵队第九支队，刘海涛任司令员，刘其人任政治委员，并成立鲁东南军政委员会，刘其人任书记。九支队辖一个团，武中奇任团长，王建青任政治委员。一支队二团归九支队指挥。

不久，第一区党委撤销，五地委仍归山东分局领导。我到山东分局汇报工作，见到分局书记朱瑞同志。郭洪涛同志已调离。朱瑞同志仔细听取了我的汇报，并讲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着重指出了坚持鲁东南地区斗争的意义，阐述了毛主席三大法宝的重要性。特别讲到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提高理论水平和识别问题的能力。他讲话不多，言简意深，使我很受教育。当时正值寒冬，他看我穿着单薄，叫组织科长潘复生通知后勤送我一件皮衣，使我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从朱瑞同志处出来，由一纵参谋处长罗舜初引我去见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同志，听取了他对军事工作的指示。这是我初次接触徐、朱两位首长，他们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使人感到很亲切。

反顽斗争与打击反动会门“万仙会”

1939年下半年以后，日军虽然在大“扫荡”期间占据了几座县城和少数村镇，但并没有留驻足够的兵力控制广大农村和山区。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反动会门和伪军互相勾结起来，不断挑起与我党我军的磨擦事件，进而向我党我军发起进攻，抢占并控制了许多地方，成为鲁东南地区开展抗日活动的主要障碍。国民党诸城县长兼保安旅长梁钟亭控制了五莲山区，原国民党保安十二团团长、投敌后变成滨海警备司令的李永平控制了泊里、贡口等地，土匪出身的国民党保安二师师长张步云大力向五莲山区伸展，国民党保安六团团长张希贤活动在诸城游家官庄带，国民党保安十六团李延修控制了日照街头、甲子山地区，国民党莒县县长许树声控制了莒北一带。与此同时，反动会门“万仙会”也开始猖獗起来。他们串通一气，对活动在泰石公路以北的地委机关和部队形成包围之势，形势日益严峻起来。

“万仙会”是在日军、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卵翼下产生的一个反动迷信的会门团体，它的总头目是莒县汀沟的大地主、大汉奸于经武，其宗旨是反共反人民，维护地主阶级利益。这个反动迷信组织之所以能够很快发展起来，除了我们主观上存在许多问题外，主要因“万仙会”是敌伪顽联合反共的产物。于经武于1939年日军侵占莒城后投靠了日本人，任伪莒县新民会长，暗地里派莒县三青团头目葛醒农在下疃同国民党桑园乡乡长勾结在起，四处活动，网罗反动势力与我们作对。他们抓住我军在募捐、扩军、起枪中的个别缺点错误，大肆渲染，造谣惑众。他们不但煽动群众不给我们交给养、不为我们服务，还替日军宣传“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宣传“万仙会”是防匪护家的组织，“万仙会”头领是至圣仙师，有他保佑，又有符有咒有真言装了身，会众就会刀枪不入。对不愿入会的群众，他们采用卑鄙无耻的手段强迫或欺骗其入会，如按地亩数摊派入会人数，直接抢劫、勒索不入会的村庄，派“万仙会”骨干分子利用亲戚朋友关系骗群众入会等等。在莒日山区的石场、灵山、桑园、下疃、崮山、潘家沟、于里、七宝、大山共设了11个总分会，会众最多时高达2万余人，给我们开展路北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开始，我们看到其会众多是受蒙骗的群众，投鼠忌器，不忍还击，便作了一些退让。但他们的一些头目竟把我们的忍让看作是软弱可欺，特别是九支队开到泰石公路以南地区之后，他们的活动更加猖獗，竟袭击了我驻周家庄的部队休养所，杀害了伤病员、地方工作人员和家属。更有甚者，他们于1940年5月集结了几千名会众，向地委驻地进攻，妄图消灭我部队和地委机关。当时我们地委机关和特务营已从莒县桑园转移到黄山口村，在黄山口村的西边岳疃村布置了一个连担任警戒。

“万仙会”会众脸上涂红抹黑，披上法袋，手持大刀长矛，喝了酒和符，醉醺醺地念着咒，前呼后拥地向岳疃杀来。战士们一看黑压压的一片，个个好似恶鬼，心中不免暗暗吃惊，加上领导指挥不得力，被会众冲了过去，一直冲到地委机关驻地黄山口。这时，幸好营教导员蓝瑞生同志带领部队阻击，掩护我们和地委机关往山上转移。

“万仙会”叫喊着要活捉我，部队展开反击，击溃了“万仙会”的进攻，安全转移到日照洪凝村（今五莲县城）。这个地方群众基础好，我们的干部古敬安在此地很有声望，他是洪凝村人，原来在此搞过大刀会，后来大刀会就变成了我们的民兵自卫团。我们到达洪凝后，群众帮助我们安排伤病员和食宿。晚上，我率特务营摸进黄山口想消灭这股敌人，但敌人早溜走了，黄山口一带仍为我们掌握。

但“万仙会”在他们所控制的地区实行恐怖政策，杀害我伤病员及抗日干部家属。我们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在洪凝、黄山口带坚持斗争，“万仙会”几次进攻均未得手。

鉴于当时的形势，鲁东南军政委员会于1940年7月决定，地委机关撤到泰石公路以南，与九支队会合。鲁东南军政委员会听取了地委对泰石公路以北地区形势的汇报后，作出了打击“万仙会”、恢复路北地区的决定，从支队二团、九支队和地委特务营抽调了7个战斗力较强的连队计1000余人，集中配备10余挺机枪，由刘海涛、刘其人和我指挥，于7月27日夜间越过泰石公路，天明突进到“万仙会”控制的石门一带，同“万仙会”接上火。我二团五连战斗力强，很快把敌人打了回去。

“万仙会”的头目穿着八卦衣在山上摇旗呐喊指挥，刘海涛拿起一支捷克式步枪，定好标尺，大约400米的距离，一枪就把这个头目打掉了。头目一死，会众哄而散，四处溃逃，我们一直追到黄山口，准备恢复路北的工作，进一步坚持斗争。

在这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大肆进行破坏活动，捕杀共产党员，破坏我各级党组织。高密工委书记孔楚白、胶县工委委员何建华等同志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在这一带工作的刘夏峰、毛洪等同志被迫化装撤至泰石公路以南。诸城县委书记钮新农、组织部长白长洲被捕，在被扣押一个多月后越狱逃出，返回地委。国民党顽固派各部还联合向我军进攻。

“万仙会”虽然遭到重创，但未受到致命的打击，仍然十分猖獗，更加变本加厉，路北的斗争形势更加恶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鲁东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暂时放弃恢复泰石公路以北地区的打算，集中力量打开泰石公路以南地区的局面。根据上级指示，地委作出三项决定：

一、地委特务营、莒北县委和莒北、日（照）北的区乡抗日政府一律南撤；二、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凡已公开的党员一律南撤；三、留莒北三区区委书记杨子荣以古家沟为依托，联络并指导日、莒边区的秘密工作。

就这样，我们迈着沉重的步履，离开了这块曾为之浴血奋斗的土地。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在默念着：我们一定要打回来！一定要为死难的同志报仇！

从此，路北成了敌顽的反共基地。直到1944年以后，我们才又恢复了路北地区，诸日莒边区又回到人民手中。

1940年8月，鲁东南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认为：要打开路南的局面，发展莒（南）日（照）边区，必须歼灭日照土顽李延修部。会议决定：调一支队二团、九支队一团及地委特务营等部队，远距离夜袭李延修。当时，李延修部盘踞在日照巨峰区李家大村一带，横行乡里，鱼肉民众，从事反共勾当，但自恃距我们很远，未有防范。我们从草岭后出发，一夜行军50余里，拂晓时突然将李延修及其匪军包围，在我军迅猛打击下，大部被歼，只剩李率残部困守一个叫老龙窝的小山头，负隅顽抗。我们一面组织突击队强攻，一面命令一支队二团在外围设伏，如李部突围，则在途中将其歼灭。

突击队队长由地委特务营副营长王云武同志担任，他一向胆大心细，英勇善战，此次担任突击队长，自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也有牺牲的可能，临出发前，他把身上的东西全掏出来交我保存，对我说：“一旦我牺牲了，这些东西就留作纪念吧！”

我正想说点什么，他猛地一转身，向阵地上跑去。我望着他匆匆而去的身影，心中默默地祝愿着……云武同志带的突击队在我军机枪火力掩护下，顺利地攻了上去。

李延修见势不妙，急忙带领他的残兵败将四散逃窜。二团因指挥失误，堵击未成，使李延修得以逃脱，其残部聚集于望海寺。后来听说，李延修逃到望海寺，咬牙切齿地对天盟誓：“此次我突围大难不死，以后定要与共军血战到底！”这次没有消灭李延修，确是给以后的工作留下了一大后患。

在突击队攻击李延修时，紧跟我一起的地委警卫连指导员（名字记不得了）被流弹击中阵亡，就地掩埋，他是一个很好的青年。

围歼李延修后不久，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旅主力在旅长孙继先、政委江华率领下，来到鲁东南地区。主力部队的到来，大大鼓舞了鲁东南人民的抗战热情，扭转了该地区敌我顽斗争的局面，形势有了好转。部队很快开始了创建甲子山区抗日根据地工作，这时，我奉命调鲁中区党委工作，离开了鲁东南地区。

关于退出泰石路北及“肃托”错案

退出泰石路北的原因，客观上是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我处于劣势，坚持路北地区有困难；主观方面则是建立路北诸日莒山区根据地的思想不明确，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没有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长期打算。我认为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错综复杂的三角斗争形势下建立抗日根据地，需要有较强大的军事力量作支柱。1939年上半年，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在路北活动，开到诸日胶地区，打了几个胜仗，而且纪律也好，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广泛开展统战工作，曾一度成功地争取了一些国民党实力派。特别是同国民党胶县县长兼保安第七旅二团团长徐明山一起建立了诸（城）胶（县）抗日联军指挥部，第二支队支队长刘涌任指挥，徐明山任副指挥，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还控制了一个出海口，收的税款不仅解决了二支队的经费问题，而且对特委也提供了帮助。就是这么大一点的部队，后来被调到沂蒙反“扫荡”去了，使路北工作失去了主力部队的支持，而二支队到沂蒙在反“扫荡”中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后来九支队到了路北，大家都很高兴，群众也是欢迎的，因为共产党八路军来了，抗日有希望了。而九支队在路北闹了一阵子走了，路北只剩下我们的特务营，很难开展工作。国民党顽固派便趁机增兵抢占路北，争夺诸日莒山区。如果当时几个部队留在路北坚持斗争，下决心开辟这地区的工作，我看形势会好一些，不致于退出路北。

其次是缺乏群众基础。我们虽然组织了一些抗日团体，发展了一些党员，但没有开展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给人民以利益，群众没有真正发动组织起来，基层组织很薄弱。我们和群众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群众只认为我们机关和军队纪律好，不扰民，不害民，但没有觉悟到我们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建立的日照、莒县两个县政权时间短，也缺乏群众基础，缺乏军队保护，政权难以存在。群众受“万仙会”的挑拨造谣，加上我们有些做法不妥，所以不少群众对我们持观望态度，甚至有些群众对我们不满，仇视和反对我党我军。本来，我们在鲁东南地区曾以抗日旗帜鲜明、群众纪律严明而深得群众拥护，因为群众从我们与国民党军队的对比中已经对我党我军寄予很大希望。记得1938年底，我和几个同志到诸城泊里检查工作，行程200多里，路经诸（城）日（照）边会门区，群众听是八路军来了，便开门相迎，热情接待。但后来九支队一来，强行起枪派款，打人骂人，不听地委建议，违犯政策，破坏了群众纪律，群众看法变了，不拥护我们而倾向“万仙会”了，这是我们一大失策。

关于“肃托”错案。1939年夏，诸城县委报告说，臧丙兮和毛利因到县委（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参加革命工作，请示如何安排。特委获信后，便要诸城县委把他们送特委分配工作。臧丙兮在诸城教育界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许多人都说他是共产党。日军入侵山东后，他先到徐州，徐州失守后又到高密、潍县等地，参加过国民党地方部队的活动。臧丙兮与当时的省委组织部长程照轩是曲阜二师的同学，程照轩在学校是党支部书记。程照轩同志曾讲过，臧丙兮是个托（托洛茨基）派，并来信要我们逮捕他。那时，山东的党组织因受中央社会部康生等人的影响，对“托派”非常注意，惟恐“托派”分子混入革命队伍，有些部队和地方已经开始了“肃托”。减和毛来要求参加工作，正是在日军对鲁中山区第一次大“扫荡”的前夕，由于我们对“托派”问题十分小心，又听程照轩说臧是托派，认为：他这个托派分子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敌人“扫荡”的前夕来参加工作，一定是别有用心的。因此，就把他逮捕起来。特委社会部的同志在审讯他时采用了刑讯逼供的方法，臧丙兮承认他是诸城托派的县委书记，与他同来的毛利因是宣传部长，并供称：诸城的乔志（当时任特委农救会会长）、周建桥（当时任日照独立营政委）、刘力（当时任诸城县委宣传部长）等也是托派。因当时敌人对鲁中山区发动大“扫荡”，形势很紧张，我们就把臧、毛二人在送山东分局保卫部的途中处决了。乔志送山东分局经审讯也处决了。“扫荡”过后，又重新处理了这个案子，先后株连了20多人，周建桥等几人逃走了。

不久，中央及山东分局就纠正湖西肃托错案一事向全党发出了指示，此事对我们震动很大，我觉察到，鲁东南的这“肃托”案也是错误的。因这些同志大部分是诸城人，也使诸城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虽已时隔50多年，但每每想起此事，心中仍十分难过和不安。深究错误的发生，固然有各方面的因素，但主要的还是由于领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幼稚，对除奸工作逼、供、信的错误及其后果缺乏应有的认识。这一错案终于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于1979年全部平反，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对于我的工作调动，由鲁东南调任鲁中区做宣传工作，我并无什么意见，认为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直到1943年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鲁中区党委书记罗舜初同志向我转达了分局书记朱瑞同志的意见：“1940年冬免去高克亭同志五地委书记的职务是不对的，轻信了片面的反映。”这不仅使我很受感动，而且也充分体现了领导同志实是求是、自我批评的精神。

【高克亭（1911年7月1日—1998年3月17日），陕西府谷县城关镇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太谷铭贤中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山西特委委员、交通员，共青团河北省委山西特派员，中共太谷县特支书记，山西省互救会中共党团书记。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调查统计科科长。同年10月调山东工作，历任中共苏鲁皖边区省委及山东分局组织部科长，鲁东南特委书记，中共滨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鲁中区党委组织部长、城工部长，鲁中区党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鲁中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鲁中南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954年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兼工委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分局工业部长、山东分局副书记。1954年—1958年，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山东省副省长。1958年10月—1978年，任青海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书记。1978年—1979年，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1979年后历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省顾委主任，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党史学会会长。1998年3月17日逝世。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