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经组织批准，“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多次申请的访华得以成行。在等待毛泽东接见时，他心中再次浮现出对老朋友的思念。

因此，斯诺提出请求：“我希望能见一见那位被称为‘王牧师’的人。”

毛主席得知客人请求后，十分重视。经核查确认，斯诺提及的“王牧师”实为董健吾，中央遂决定安排与其会面。

董健吾突然提出“要回家”，这让斯诺倍感尴尬，随即安排他入院。经一番了解后，他们决定允许斯诺与董健吾会面。

遗憾的是，斯诺无法等待，因此两人错过了相见的机会，未能如愿碰面。

同年年底，中央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为董健吾安排了相应的工作。

毛泽东对陈赓言道：“我已然明白，瓦窑堡谈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即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是我三子抚养人。此人确是党内奇人，速请他出山相助。”

董健吾是何许人也？他经历了哪些非凡之事？

【01 董健吾走上隐蔽战线】

1927年5月某日，一辆黑色汽车缓缓离开上海，抵达青浦县董府。随后，一位20多岁、气度不凡的年轻人下车，直接步入董家大门。

此人乃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他此行意在寻找董健吾。

董健吾是何人？他1890年出生于上海青浦县。自幼受曾祖母熏陶，他很小就信奉了基督教。

董健吾自幼聪慧，少年时在苏州桃花坞基督教会学校就读。1914年，他成功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专注于神学领域的学习。

宋子文与顾维钧曾在此地同窗共读，他们是同班同学，关系十分亲密，交往频繁。

董健吾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在上海圣彼得教堂任教。接着，他前往扬州教会学院和镇江美汉中学，继续从事传教事业。

董健吾在当时与各界广泛交往，既与上海警察局有，联系也熟识租界巡捕房人员；其交际圈上至蒋介石，下及杜月笙，人脉颇为广泛。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发生后，宋子文积极协助蒋介石招募人手，他利用与董健吾的朋友、同学关系，劝其加入蒋介石麾下任职。

董健吾未采纳宋子文的建议，宋只能失望离开。不久后，董健吾收到一封西安的邀请函，这封信让他的人生轨迹有了新的方向。

董健吾应老同学浦化人之邀，成为圣公会教堂牧师。浦化人实为中共地下党员，表面上则是国民党第2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

董健吾根据组织安排前往西安，期间经浦化人介绍，结识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及其夫人李德全。

1928年，经刘伯坚和浦化人介绍，董健吾在河南开封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工，自此开启了他全新的、隐秘的“传教布道”使命。

成为中共秘密党员后，董健吾利用合法身份及与冯玉祥的亲密关系，协助刘伯坚、浦化人等在冯部国民革命军中开展兵运、农运和工人运动。

董健吾身为随军牧师时，主要负责传经布道。他借此身份，在冯玉祥部队中传教，并同时向将士们宣讲共产主义思想。

所以，士兵们一致称他为“西北红军里的红牧师”，这个称号体现了他在军队中的独特地位与贡献。

此时，中共内部有叛徒泄露了董健吾的身份，导致他随即被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列入内部通缉名单。

危机关头，董健吾幸得贵人援手。经冯玉祥安排，他前往武汉，随后又秘密潜回上海。

抵达上海后，董健吾加入了中共中央特科，并直接接受陈赓的领导。

1929年9月，董健吾接到任务，负责探查原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的行踪及日常活动模式。

遵循陈赓的部署，董健吾依托个人社交网络，协同中央特科对白鑫的行踪展开秘密调查，最终帮助确定了叛徒白鑫的常驻地点与日常活动模式。

董健吾得知机密情报后，迅速告知了陈赓。中央特科“红队”即刻行动，在和合坊范争波家周边租屋，对白鑫实施监视，最终成功将其一伙全部捕获。

【02 董健吾收留毛岸英兄弟俩】

1930年，杨开慧壮烈牺牲。得知三个孩子仍留在长沙，毛泽民随即向党组织申请，安排将毛岸英三兄弟安全转移至上海。

1931年2月末，孩子们抵达上海，周恩来随即下令，安排这三个孩子进入我党位于戈登路的大同幼稚园，交由园内抚养。

大同幼稚园的创立者，是当时担任上海秘密党中央机关职务的董健吾。

在大同幼稚园，毛岸英与其兄弟度过了一段宝贵的快乐时光。但好景不长，敌人随后揭露并破坏了幼稚园内隐藏的党组织。

董健吾因身份已暴露，无奈只能暂避于挚友杨度家中，以防被捕。

另外，大同幼稚园的工作人员相继遭捕，部分人员选择暂避风头藏匿起来。这些孩子因此无人照料，无奈之下只能流落至街头。

毛岸英携弟赴上海，过上了如流浪儿般的艰难日子。日后，他忆及那段困苦时光，说道：

我虽未偷窃，也未做富人的干儿，但其余经历皆与《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相仿，历经诸多不易。

毛岸龙突发疾病，腹泻伴高烧。某日，毛岸英携毛岸青外出乞讨，归来时却发现毛岸青不见了，此后，他们多方寻找，却再也没能找回弟弟。

董健吾在好友杨度家躲避数月。杨度逝世后，他转移到党组织的另一联络点，搬至霞飞路上松柏斋古玩店楼上继续隐居。

董健吾得知毛岸英兄弟流浪街头，赶忙吩咐妻子寻找。经多番努力，他们终于找到了毛岸英和毛岸青，并将两人带回了家中。

当时，董健吾夫妇与岳母同住。岳母对这两个身份不明的孩子不愿照料，心中充满怨言。

半年后，董健吾将毛岸青兄弟安排到了他前妻黄慧英的住处，即凤阳路修德里12号楼中，继续照顾他们的生活。

董健吾为掩人耳目，称毛岸英兄弟为自己朋友的孩子，分别名为杨永福和杨永寿，他们暂居此处，过段时间再做其他安排。

黄慧英在与孩子们相处时，察觉他们身份特殊。董健吾随后坦诚相告，原来这两个孩子是毛泽东的儿子。

黄慧英知晓两孩子真身后，未向他人透露，却总心怀忐忑，时常为兄弟俩及家人的安危感到忧虑。

那时，毛岸英与毛岸青十分贪玩，且湖南口音浓重。黄慧英忧虑他们与外界交往时，这种特征会吸引他人注意。

所以，她没让毛岸英、毛岸青外出求学，并且在接下来的三年多里，陆续搬了好几次家。

毛岸英与毛岸青抵达黄慧英家后，生活费由党组织按月提供。同时，董健每月额外给予黄慧英20元，并有一些其他补贴作为补充。

近期，孩子们在黄慧英家的生活较为平稳，一切安排得都还算妥当。

1933年初，因上海党组织受损，中央机关转移至江西瑞金。随之，毛岸青兄弟原先每月定期领取的生活补助不得不暂时停止发放。

此时，董健吾已离职牧师，经济无依，且投身党的秘密工作。他对黄慧英家的补贴日益困难，连探望毛岸英、毛岸青的次数也大幅减少。

黄慧英当时是家有七口的家庭妇女，需抚养四个孩子及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仅靠长子董载元的微薄工资度日，生活之艰难不言而喻。

黄慧英为养家糊口，带着孩子们替人洗衣、扎花以赚取微薄收入。家境艰难时，她也给毛岸英和毛岸青分配了赚钱补贴家用的任务。

她经由邻居作保，向报刊发行老板支付了押金，每日领取多种报纸，安排岸英和岸青作为报童，在街上大声叫卖报纸。

【03 结识并护送斯诺】

一晚对账时，毛岸青发现报纸所收多为假币，不仅没赚到钱，反而亏了本。因此，他遭到了黄慧英一顿严厉的责备。

岸青已两餐未进食，确信假钱是外国水手买报时所给。他愤怒之下，抓起粉笔冲到街上，在电线杆上歪写着“打倒洋人”，以此抒发心中愤恨。

意外中，他们的行为被一名印度巡捕发现。巡捕立刻打了毛岸青一巴掌，致使他瞬间头疼难忍，倒在地上不断发出惨叫。

毛岸英得知消息后匆匆赶来，发现弟弟已倒在地上。他立刻背起弟弟返回家中。但因救治不及时，毛岸青留下了神志不清的后遗症。

毛岸英与毛岸青在黄慧英家度过了四年，生活充满辛酸与挑战，尽管艰难万分，他们还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1932年后，中共中央各机关逐渐迁移至江西苏区，原中央特科多数人员被调走。潘汉年接任情报科长一职，取代陈赓，而黄健吾则成为他不可或缺的帮手。

在交战过程中，董健吾与潘汉年建立了牢固的友情。他们并肩作战，彼此间的情谊日益深厚，成为了不可分割的战友。

1933年，潘汉年抵达中央苏区，随后参与了红军长征的艰辛历程。直至1936年，为参与国共和谈，他前往上海，两人这才得以重逢。

1936年6月，董健吾刚从延安返回，便急忙前往西安。此行他肩负宋庆龄重托，需安全护送一名外籍人士至红色都城延安。

他负责护送的洋人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此人后来被誉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

斯诺此时已返回北平，若再让他赴上海与董健吾会合后返回西安，势必要绕远路，因此这一方案并不可行。

宋庆龄与董健吾商议后，决定在西安安排地下接头。鉴于双方互不相识，宋庆龄特地为接头地点设定了联络暗号，以确保顺利会合。

董健吾因此与斯诺相识，他凭借非凡的经历和谈吐深深打动了斯诺。尽管任务迅速完成，但他们之后却再也没有机会相见。

【04 建国后毛主席为他安排工作】

1936年2月27日，董健吾在张学良的协助下到达陕北瓦窑堡，向林伯渠转达：他已收养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岸英和岸青，他们现居其上海家中。

林伯渠闻言，满心欢喜，立刻代表毛泽东表达了诚挚的谢意。随后，董健吾恳请林伯渠转达询问，能否安排将孩子送往陕北。

林伯渠表示，当前战事频繁，陕北环境艰苦，因此孩子还是先留在上海，等时机合适再做打算。

陕北之行中，董健吾不仅为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牵线搭桥，还成功协助上海秘密党组织与中央建立了联系。

冯雪峰抵达上海后，暂居鲁迅家中。数日后，于宋庆龄宅邸中，他遇见了董健吾，交谈时，冯雪峰对董健吾提及道：

中共中央迅速派遣冯雪峰从陕北前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一职，负责重组与中央失联的上海党组织。

1936年4月，宋庆龄获中共中央批准后，派遣董健吾再次前往西安。此时，西安事变已发生，李杜决定回国，杨承芳遂携董寿琪与李杜一同归国。

1936年底，康生安排毛岸英和毛岸青进入莫斯科郊区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当时毛岸英14岁，毛岸青13岁。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毛岸英费尽周折得知董健吾的近况，随即给敬爱的董伯伯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信，信中表达了他深深的关怀与敬意。

回想起在上海的时光，尤其是我们最艰难的日子里，董伯伯一家对我们的照顾，我至今仍铭记于心，满怀感激之情。

董健吾因潘汉年案受牵连，遭上海市公安局逮捕。1957年，因缺乏确凿证据，他被释放并回到故乡。

在家乡，董健吾经营着一家小型推拿诊所，过着平静的生活。1960年，斯诺访华时，毛主席方得知董健吾曾是自己孩子们的救命恩人。

随后，如文章开篇所述，陈赓遵毛主席之命寻得董健吾，随后董健吾被委任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担纲起新的职责。

自此，这位久经白区斗争、历经无数风雨的“红色牧师”终于重返工作岗位，继续他的使命。

1970年12月12日，这位在革命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党人悄然逝世，终年80岁。他的一生光辉灿烂，最终却以低调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