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南游击区，包括浙西南、浙南、浙东几块游击根据地，其中心区先是在浙西南地区。
以后，又移到浙南地区，而游击区域则遍及浙赣铁路义乌至江山段和天台山以南的浙江省南半部和闽东北边沿。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紧接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开始的。
1935年1月底2月初，在怀玉山，粟裕等率领抗日先遣队突围余部到达闽浙赣根据地不久，闽浙赣省委传达了苏区中央分局转来的指示:
以先遣队突围队伍为基础组成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迅速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
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粟裕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受领任务后，粟裕等人立即进行研究，认真分析浙江地理位置与地形，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创建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
接着，在中共闽浙赣省委和省军区的帮助下，进行了挺进师的组建工作。
突围的抗日先遣队是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机枪连和第21师第5连，还有一些康复的轻伤病员，以及政治部、供给部、保卫局的机关工作人员。此外，闽浙赣省委又将闽浙赣独立师第1团一百多人编入，全师编制如下:
师长：粟裕 政委：刘英
政治部主任：黄富武
参谋长：王蕴瑞
师直属（政治）连 连长:王维信 政委:宗孟平
第一纵队 队长:朱宝芬 政委:杨金山
第二纵队 队长:李重才 政委:洪家云
第三纵队 队长:刘汉南 政委:方志富
当时，挺进师确定的行动路线是：由闽浙赣根据地南下，先到闽北根据地，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再去浙江。
整训一个多月之后，挺进师南下出征，他们首先要通过敌人在信江以北布置的几道封锁线。由于准备充分，行动隐蔽而且敏捷，粟裕率部很快接近闽赣边境。
可是，当他们刚刚到达福建边境时，突然遭到了当地保安团的伏击。挺进师仅有的一部电台被打掉，从此失去了与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
这时，挺进师同抗日先遣队北上时留下的两个连队会合，为加强活动区域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决定成立政治委员会，由刘英、粟裕、黄富武、宗孟平、王维信、姚阿宝、刘达云、洪家云、方志富等九人组成，刘英为书记。
浙西南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当地保安团队力量较强，于是，挺进师决定先在外围活动，分而击之。
三四月间，挺进师在浙闽边境进进出出，往返作战，先后打了大小几十仗，在溪头、小梅、沙湾、上标、潭边街、百丈口等战斗中，歼灭了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
此时，国民党地方当局以为挺进师必将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立脚，于是，他们将龙泉河以北的浙江保安团纷纷南调，并令福建的新10师和第56师北进，南北夹击，消灭挺进师。
3月下旬，浙江保安第1团和福建保安第2团，在近千人的地主武装的配合下，从东北、正东和东南三个方向，对我军分进合击。
虽然，敌我兵力对比悬殊，但挺进师战斗力强，因此，粟裕等决心利用斋郎的有利地形，精心组织一次战斗。
国民党的进攻是以地主武装打头阵，予以扰乱和消耗，然后再出动主力部队，一举将我歼灭。但这却给了挺进师各个歼灭敌人的良机。
4月，粟裕等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南征北战，对浙西南地区的具体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他们从实际情况出发，选择龙浦江遂和龙云松遂东西两片地区，作为建立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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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上午，挺进师在庆元斋郎村精心部署，战斗开始，浙保第1团李秀部，骄纵轻进，一下子深入到我军预设阵地前沿。
红军官兵集中火力，突然射击，当场将团长李秀的手打断，其立即率残部仓皇向斋郎东北的英川逃窜，战士们上前追击了十五里。
这时，刚由东南方向烂泥村赶来的闽保第2团深感到孤立无援，连忙狼狈遁走，我军取得毙伤敌300余人、俘敌约200人的大捷，战斗胜利结束。
斋郎战斗是挺进师挺进浙闽边后的关键性一仗。此举使红军获得了开辟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有利时机，完成了进入浙西南的初步任务。
1935年5月上旬，挺进师进入龙、遂、松三县边界地区，这时，部队改编为四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
粟裕将第4纵队留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牵制敌人，由第1、第2两个纵队担负开辟基本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其余各部则由师部率领北进，辗转游击于浙赣路以南，造成声势，使敌人北调，掩护和保障第一、第二纵队开展工作。
不过，游击队要能自如的活动，根本的一条是要依靠群众，做好群众工作。所以，一进入浙江，粟裕等就向部队提出了这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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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浙江保安团队被挺进师主力部队吸引和牵制在外，国民党兵力空虚，不得不集中有限的兵力守城而放松农村。
挺进师也不集中部队攻城，而在广大地区辗转游击。很快，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便在浙西南地区出现。
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得浙江地方当局十分震惊，决定立即进剿，将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
敌人这次“进剿”，仍以浙江保安团为主体，纠合地主反动武装，合计约八九个团的兵力，分四路向挺进师进攻。
挺进师参照前一段时间对付保安团的经验，决定将主力分为南、北两路，趁敌人尚在运动中，跳出转入敌后作战。
就这样，挺进师在汤溪、龙游、金华、宣平、遂昌之间辗转游击了十多天，把革命烈火引到了浙赣铁路线。敌人的第一次“进剿”遂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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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上旬，挺进师政委会在松阳县小吉村召开会议，总结分兵一个月来的工作，部署下一步行动。
会议决定，建立中共浙西南特委，加强地方党组织建设；建立浙西南军分区，第四支队扩编为第4纵队，组建第十五独立支队（即第5纵队），建立地方游击队，加强武装建设；建立浙西南地方工作团，加强群众工作。
从1935年5月至9月中旬，前后四个半月，浙江第一块游击根据地已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五县之间建立起来，纵横百余公里。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等于在国民政府的后院修起了革命的堡垒，1935年8月，国民党再次开始策划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
鉴于地方保安团对付不了挺进师，蒋介石决定调动主力部队来“围剿”。七八月间，国民党军委会在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
当时，福建、江西、浙江、安徽四省边区受其节制的部队共有63个正规团，罗卓英计划以其中的一大半来对付浙南游击区。
粟裕等人认真研究后，决定留下第2纵队和第5纵队就地坚持，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9月下旬，挺进师由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南下，在龙泉道太以东敌军接合部蛤湖，偷涉龙泉河，突破了敌人的云、龙封锁线，进入浙闽边境。
罗卓英很狡猾，当他查明我游击队主力已突围进入浙闽边境后，知道以数万大军追捕挺进师分散活动的不足千人的游击队，无异“以拳头打跳蚤”，不能奏效。
因此，他除派一个师约五个团的兵力追堵我军外，仍将几十个团的大部队死死地箍住浙西南中心区，企图彻底摧毁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浙西南广大革命群众和挺进师第2、第5纵队，在黄富武同志为首的浙西南特委和军分区的领导下，在敌我对比众寡悬殊的极端残酷的形势下，浴血奋战，以生命和鲜血誓死保卫红色游击根据地，写下了悲壮的篇章。
挺进师主力撤出浙西南中心区南渡龙泉河以后，敌人的追堵部队虽然只有5个团，但仍十倍于我，加上地方反动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的配合，我军处境十分艰难。
从1935年9月到1936年6月，是浙南游击区经受严竣考验的重要时期。
虽然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暂时丧失了，但是，挺进师在浙南地区又开辟了大块的游击根据地；游击作战则在浙西南、浙闽边、浙东、浙南更广泛的区域展开。
从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到同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浙南游击战争的第二个发展时期。
挺进师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工作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粟裕和刘英经常分开活动，粟裕率部打游击，刘英带少数便衣武装人员做群众工作。双方紧密配合，工作比较顺当。
后来，挺进师又逐步把这种活动方法提到斗争策略的高度来对待，并使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分别组成了“突击队”与“牵制队”。
所谓“突击队”就是武装工作队，坚持于基本地区，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进行游击根据地建设。
所谓“牵制队”，就是挺进师的主力部队，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打击敌人，以掩护和保卫基本地区，并发展新的游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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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带“突击队”与省委机关坚持浙南地区，粟裕则带“牵制队”在广泛的地域公开打游击。
在敌我争夺频繁的边缘地区，挺进师建立了许多“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作为基点。一种是争取原来的保、甲长为红军做事；另一种是把秘密党员派进去做保、甲长。
由于有了若干公开的、半公开的、秘密的游击基点为依托，挺进师打仗如果疲劳，一个晚上急行军便可转到基点驻扎休息。
这里群众是自己人，消息被封锁，队伍休整三五天，侦察好敌情，计划好行动部署，再跳出去，打击敌人，开展工作如鱼得水。
此时，浙南地区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其基本政策仍是继续贯彻土地革命的纲领，打土豪、分田地。
一度丧失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这时又得到了恢复，重组浙西南特委，重建龙浦、龙遂、江浦三个县委及其下属的王村口、住龙等若干区委。
1936年冬，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西安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反共内战的条件。
可是，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消灭我南方红军游击队及游击根据地，加紧已经策划好的“围剿”行动，以浙南游击区作为其闽赣浙皖四省边区的主要进攻目标。
这个时期，是挺进师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作战最为频繁的阶段，他们以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的十六字诀为指导，结合实际，经过无数次的作战实践，总结出一套成功的经验。
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中，挺进师的处境都十分艰苦，这个时期就更为严重了。虽然山高林密，可以隐蔽，但敌人前堵后追，有时挺进师整日整夜都在跑路，中间还要打几仗，甚至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精疲力竭。
有一次，粟裕率领挺进师连续走了三天三夜，最后到了金华附近的秘密游击基点，在群众的掩护下，他一觉睡了差不多40个小时。
这次反“围剿”中，尽管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地区遭受到的摧残十分严重，但是，几块游击根据地仍然坚持下来，而且保存了较多干部，坚如磐石。
在国民党的封锁与“围剿”之中，挺进师的处境虽然极其艰苦，但北上抗日的意志仍很坚定。
1937年春，经过多方努力，闽浙边临时省委同上海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接着，又经过上海党与中央取得联系，这对于指导浙南游击区的斗争，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1937年4月，在刘英同志主持下，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向浙江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文电。
这时，敌将刘建绪也奉蒋介石之命，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要和红军谈判。
随后，双方代表在鳌江进行了三天谈判。可是，国民党代表妄图以和谈为名，迫我投降，谈判随即破裂。
七七事变发生，全国抗日高潮到来。8月间，刘建绪给闽浙边临时省委送来亲笔信，要求重开谈判。
接着，临时省委派代表到温州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谈判，9月16日，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当时，挺进师主力还在门阵地区活动，由于消息闭塞，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实现第二次合作，从金衢平原上不断传来各种消息和谣言，“共产党投降，红军被收编”。
粟裕等人经过仔细分析，觉得应该是国共开始合作，遂派一支小部队出去调查。
他们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开到龙游县溪口镇，进入镇公所，自我介绍说：
“我们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抗日前线，要给县长打电话，了解情况”。
镇长帮助给县长挂了电话，县长说：“现在国共合作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要开拔抗日了……”
问明了情况，这支队伍还收集了些报纸返回，粟裕听完汇报后立即开会，要求大家百倍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发生意外。
稍后，他又给国民党遂昌县政府写信，要他们派代表来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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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国民党遂昌县政府派了一个代表来到门阵，请红军下山进城。粟裕表示：为了共同抗日，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同时提出了几项要求。对方表示，愿意回去报告，并尽快答复。
鉴于这次谈判可能成功，为了积极迎接民族民主革命高潮，粟裕即令部队集中于门阵，在小溪右岸驻扎下来，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开展练兵活动。
过了几天，国民党答应了挺进师的条件，欢迎他们下山。粟裕同时了解到，临时省委已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当即决定集中部队开赴浙南平阳，与刘英等人会合。
随后，挺进师分散于浙南各地的游击队先后集中于平阳北港山门街。虽然人数和1935年初挺进师进浙江时的人数相当，但其成员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接着，这支部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下属三个支队和一个教导队。
为了加强抗战力量，在大墩村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在山门街畴溪小学开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补充新兵，加强训练，就地开展群众工作。
此时，省委又派了吴毓、龙跃等同志去与中央联系。
当时，日寇有在温州沿海登陆的可能，为了准备在日寇登陆后在闽浙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防止国民党当局再次背信弃义，发生变故，决定由刘英主持浙江省的工作，带领部分武装人员和干部继续留在浙江坚持斗争；
由粟裕带领“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的战斗行列，还以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部分人员组成战地服务团，随部队行动。
一切安排就绪，刘英便和曾山同志一起先赴东南分局，粟裕则率部赶赴抗日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