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华飞

“反间关系”,陈养山与奇人鲍君甫

20世纪20年代末的一天，一辆别克高级轿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出国民党 中央巡捕房，由上海的福州路经河南路折入法租界，然后畅通无阻地开至毕 勋路梧桐树浓荫深处。车门开处，走下一位头戴礼帽、颇具风采的中年男子。 此人正准备将一份刚刚获得的紧急情报交给中共地下党党员陈养山。他就是 当时颇有名气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特派员鲍君甫。

鲍君甫，又名杨登瀛、刘君珊。1901年 出生，广东中山县人。1919年18岁时赴日本 留学，从日本明治学院肄业，回国后曾参加 学生军。不久，又到日本大阪日支经济通译 社任译员，后在上海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 年会做事。他精通日语，社交广泛。

1919年鲍君甫从日本回国后，来到日本 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做事，并且参加了五四 运动；1924年，鲍君甫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 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左派成员。在五卅运 动的风暴中，鲍君甫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 工会负责人杨剑虹。

此时，杨剑虹在上海伊文思洋行书店 供职，鲍君甫借到书店买书的机会常与杨 联系。杨剑虹是广东人，是鲍君甫的同乡，陈果夫、陈立夫的亲信，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特派员。

1925年底，陈养山在上海秘密设立的国民党中央交通局工作，局长是恽 代英。交通局的工作任务是将广州出版的大批进步书刊转发全国各地，以防 被北洋军阀控制的邮局没收。

1928年2月，蒋介石操纵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夺取了党政军大权 后，就着手建立特务机构，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设立党务调查科，全称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它是中统的前身，也是国民党最早的特务机 构。第一任科长是陈立夫，第二任科长由张道藩担任，开始进行秘密的特务活动。

陈立夫，1900年生，浙江湖 州人。1928年2月，国民党中常委 推定蒋介石兼任组织部长。蒋介 石采纳陈果夫的建议，另设调查 科，专门了解、调查、打击异党。 陈立夫由此成为调查科的第一任 科长。

当年3月又由陈立夫、张道藩、杨剑虹等 人在上海筹建侦探机构。时任党务调查总干 事的杨剑虹正苦于人手不够，能够放心使用 的人更是难得。正在他左右为难之际，一个 人影闪进他的脑海。这人不是别人，正是他 的同乡好友、几年前在上海经常与他来往的 鲍君甫。他当即决定由鲍君甫来负责筹建的 具体事宜。他找到鲍后如此这般一说，鲍君 甫答应了杨的聘请，杨就迫不及待地将其带 到陈立夫家。

鲍君甫与陈立夫相识后，因性情相投也 结为好友。他们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皇宫 饭店定了个房间，时常聚在一起吃喝玩乐。 陈立夫还经常带着鲍君甫到一家日本餐馆 吃饭。为了更自由地出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 见到陈立夫，鲍君甫便向陈立夫要了一张出 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通行证。

鲍君甫，1901年生，广东中山 人。成为我党第一个重要的反谍关 系后，为保卫我党中央机关的安全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次，陈立夫对鲍君甫说：要在上海设立“清共”机构，消灭在租界内 的反国民党分子，限制他们的活动，尤其是要特别注意“醒狮派”“安福 系”“交通系”“改组系”及“中国青年团”等组织的活动。他要求鲍君甫广 泛联系各个社会团体、机关及学校，搜集各种资料及情况，及时向他汇报。

听了他们的言谈，鲍君甫在思想上产生了疑虑：鲍君甫想做国民党的 官；但当侦探整共产党，鲍觉得若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朋友，而且不取 得共产党的帮助什么事都办不成，甚至会有生命危险。经再三考虑，他想出了 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即帮共产党做点事，弄点共产党的消息，这样既可以 在国民党做官、又可以没危险。于是他一方面接受了国民党的任务，同时又决定同共产党建立关系。

鲍君甫知道陈养山是共产党员，他在1925年即同陈养山相识，那时陈养 山经人介绍向鲍学习日语。

当时陈养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任发行科长，鲍君甫常到交 通局帮陈养山发行书报。陈常将书报送给鲍，他很高兴，说把这些书报译成 日文能得到较高的稿费。有时陈托鲍办事，鲍也肯帮忙，于是两人便成为要 好的朋友。

1928年春节后，陈因组织农民暴动失败从家乡潜回上海，因为一时接不 上党的关系，就暂时避住在鲍君甫的家里。不久，陈在一家报馆找到一份谋 生的职业。

这年4月中旬的一天，陈养山在报馆突然接到鲍君甫的电话，约他晚上 到静安寺路的一家白俄咖啡馆喝咖啡，并暗示说有一件大事须与他商榷。

陈养山便问是什么大事。鲍君甫顿了顿，说： “电话里说不清，也不便说。”

临挂电话时，鲍君甫生怕陈养山失约，反复强调： “记住呀，是白俄咖啡馆。你千万要记得来呀!”

当天晚上7点钟，陈养山如约进入咖啡馆时，鲍君甫早已恭候多时了。 陈养山落座后，首先致歉：

“鲍兄想必久候多时，养山来迟，实在抱歉。” “你我又不是一两天的朋友，何必客气!”

“不知鲍兄有什么大事相商?”

“是这样的……”鲍君甫忽地降低声调，凑在陈养山耳旁道出了事情 原委：

“今年2月，蒋介石夺得党政军大权后，为了对付各派系的反对势力，尤其 是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在组织部下面设立了一个党务调查科，归陈立夫，张道 藩掌管。最近陈立夫，张道藩让杨剑虹在上海以办案为名，筹建一个调查机 构，杨邀我参加办案。我想听听老弟你的意见。”

介绍完情况，鲍君甫瞅了一眼陈养山，开诚布公地说：“不瞒老弟讲，要 我这人为国民党做事可以，但如果当侦探、搞反共，又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你这个共产党朋友，而且不取得你们的谅解，恐怕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不 说，只怕这颈上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喽!”说着把随身带着的一份搜捕名单交 给陈养山。

由于事情来得如此突然，陈养山一时还未回过神来，他不由怔怔地问， “鲍兄到底准备做何具体打算呢?”

“我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暗地里也帮你们做事。当然喽，同时，我又能从 你们这里弄点真假情报。这样一来，我就既可以做国民党的侦探，又不必有 生命之虞!”

“这件事我还做不得主。不过，既然鲍兄如此看重老弟，我一定会尽快 给你转来我们的答复。”

其实，陈养山当时也举棋不定：如果真如鲍君甫所说，他能在国民党的 心脏机关为我们提供情报，那岂不等于从敌人营垒中拉出来了一个反间谍关 系?倘若弄巧成拙，则岂不会殃及党的安全?

“怎么办?”辞别鲍君甫后，陈养山在心底反复问自己。最后，他打定主 意，决定按照组织原则，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材料，通过他所在的中共闸北 区委上报党中央定夺。

周恩来在仔细研究了陈养山的材料后，指示陈赓约陈养山谈话，详细了 解鲍君甫的情况。嗣后，陈赓在陈养山的安排下，专门约鲍君甫见了一次面， 直接了解鲍君甫同国民党的关系。晤面时，鲍君甫明确表示愿意将掌握的一 切情况提供给共产党。

了解了详细情况后，陈赓向周恩来作了专门汇报，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认为鲍君甫比较可靠，因为他历来同情革命、而且在目前的情形下他仍与 我党的一些同志相处融洽。因此，我认为他可以做我们的内线人物。

周恩来沉吟了一下，说：像鲍君甫这样一个人，政治上虽然不是很可靠， 但在隐蔽斗争中，只要我们加以正确引导，是完全可以为我们所用的。至于是 否使用鲍君甫，我将同罗迈(即李维汉)、亦农等同志商量后才通知你。

周恩来想了想，又对陈赓说：考虑到特科工作的特殊性，今后，由你做我的 单线联络人。同时，我还考虑了一下，你应该有一个化名，你看叫王庸怎么样?

几天后，周恩来正式通知陈赓，说中央已同意谨慎使用鲍君甫。他还交待说：今后先暂时由你跟鲍君甫单线联系。至于他个人有什么要求，你可以先 酌情答复他，然后向我报告。还有，陈养山同志以后就归你使用了，免得你当 个光杆司令。

陈赓遂主动约鲍君甫见面。见面时，陈赓高兴地紧紧握住鲍君甫的双 手，对他说：君甫兄，经请示中央，同意你做我们的内线，希望你忠实地为我 党工作。

鲍君甫表示感谢共产党对他的信任。陈赓对他说以后，我们也算是一家 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希望你利用同杨剑虹的特殊关系，尽量多地接近陈 立夫、张道藩，争取尽快取得他们的信任和重用。同时，希望你能在近期内迅 速展开工作，多接近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市公安局和英法租界巡捕房。 你有什么要求，我们会尽量满足你。

“我一定尽力而为!不过，张道藩最近要在上海举行婚礼，他有意让我 具体操办。现在，我手头确实有点紧…… ”

“这很好呀!这是接近张道藩的最好的机会了。你放心，至于你打给张 道藩的包封，我会随时替你准备好!”

原来，刚刚接替陈立夫出任党务调查科主任一职的张道藩，是个十足的 伪君子。他是贵州盘县人，20世纪20年代初曾留学法国巴黎，学习西洋油画， 和徐悲鸿可谓师兄弟。这时，他一边私下追求画坛宗师徐悲鸿的夫人蒋碧 薇，一边又在上海宣布与一名法国女人结婚。为了把婚礼办得轰轰烈烈、风 风光光，他特地邀请洋派人物鲍君甫替他具体操办婚事。

鲍君甫接到陈赓的指示后，很卖力气地帮张道藩布置洞房、筹备婚礼，忙 得不亦乐乎。待到张成亲那天，高朋满座，热闹非凡。鲍君甫还亲手奉上了一份 厚礼：100块大洋。须知，当时国民党一名正式特务的月薪才只有95块大洋!

婚礼结束后，张道藩自然对鲍君甫感激涕零。他极为爽快地说：“君甫 兄，以后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做事。凭你的才干，前途是无量的。记住，今后不 管遇到什么麻烦，只管来找我就是!”

鲍君甫这次给张道藩操办喜事，留给了大家一个印象：他是张道藩的贴 心死党!

半年以后，张道藩升任国民党中组部秘书兼侍从室秘书，后来历任国民党中宣部长、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抗战时期还随蒋介石出席 了开罗会议。但不管职务升迁与否，他始终对鲍君甫心存感激之情。因而，三 年后因顾顺章叛变而被捕的鲍君甫仅坐了半年牢，就被他保释出来。当然， 此是后话。

当时鲍君甫经常陪张道藩、杨剑虹出入警察局、巡捕房，需要一部小汽 车。中央特科满足了他的要求，还给他配了一名保镖，叫连德生。

连德生原是电车公司售票员，五卅运动时很英勇，以后去过苏联，回国 后调到特科工作。连德生是中共党员，实际上是党组织同鲍君甫之间的联络 员。从此以后，连德生每天陪鲍君甫到处跑，陈养山就把一些事情交给连德 生办理。在连德生与鲍君甫密切交往后，陈养山便从鲍君甫的四川北路家中 搬了出来。

1928年年中陈立夫专程来到上海，在《中国新闻报》4月15日第一版上刊登了蒋介石的手谕：

“特派 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 件并处理之。此令。”

1929年 冬还任命鲍君甫为国民党中 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驻沪办 事处主任。鲍君甫接到任命后便搬到上海闸北恒业里44 号居住。

鲍君甫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沪特 派员时将自己的办事机构设在了这样一个过街楼 上。据说这个过街楼位于上海北四川路(今四川 北路)大德里的对面。

1929年冬，陈赓替鲍君甫 在上海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 的过街楼上设立了一个办事 处，由中央特科的安娥(原田 汉之妻)负责将鲍君甫收集到 的情报拿到办事处，誉抄后送 给陈赓处理。

鲍君甫打着国民党中央 特派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在中共中央特科的指挥下，在上海国民党的军警机关和帝国主义的侦探机关内独 立地进行活动。他几乎可以不受任何人管束，唯一同他保持密切关系的就是 陈立夫。鲍君甫还代表国民党在租界的法院出庭，参加重大案件的陪审。与 此同时，调查科主任徐恩曾还派高中厦协助鲍君甫工作。

1929年底，由于深得 陈立夫的信任，徐恩曾曾多次将陈立夫交下来的上海方面的重大案件，全部 交给鲍君甫办理，由此，中共中央特科对上海敌探机关的动向有了进一步了 解。

1928年5月，鲍君甫根据陈赓的指示，巧妙周旋，不露痕迹地与上海淞沪 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公安局、工部局、巡捕房等机关建立了关系，结识了国 民党上层重要人物茅功、谭绍良、钱大钧、熊式辉等。

鲍君甫由于是国民党中 央党部派出的特派员，地位较高，收入也较多。淞沪警备司令部每月也给他 100元的车马费，1929年徐恩曾当调查科长时，每月还给他500元。由于鲍君 甫在上海公安局还以督察员的名义任职，每月另有40块大洋饷银。自陈赓派给任务后，每月由陈赓亲自送给鲍君 甫400元，直到他被捕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