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编撰的一部著名的编年体通史，与司马迁的《史记》合称“史学双璧”。全书共294卷，约300万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历史，涉及到了“二十四史”中前十九史的内容。
《资治通鉴》自成书之日起便成为了史学中的明星著作，古往今来，无数的学者、政治家都对《资治通鉴》评价甚高。清代著名史学家王鸣盛称其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梁启超称其为“天地一大文”，史学大家陈寅恪称其为“空前杰作”，曾国藩认为其是古代治国理政最好的书，而毛泽东则反复阅读过17遍。
本文旨在简单介绍下《资治通鉴》，让大家快速了解一下这本书。如果有人想通读的话，也可以先有这样一个大概的书籍背景知识。
我将会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来聊聊：《资治通鉴》是谁写的？为什么写？怎么写的？具体内容有啥？和之前的史书，尤其是和“二十四史”中前十九史相比，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等等。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资治通鉴》是谁写的？
很多人肯定会脱口而出是司马光啊，这还用得着说吗？不错，确实是司马光写的，你去看市面上各种版本的《资治通鉴》，上面也都会写上作者是司马光。
可是大家要知道，《资治通鉴》有294卷，约300万字，而且还是编年体（后面我会和大家详细说下，写编年体史书要比写纪传体史书难在什么地方）。要完成这样一部皇皇巨著，只靠司马光一个人怎么能行呢？所以，他还有三个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
这三个人都熟读历史，刘攽是汉史专家，范祖禹精通唐史，也是跟随司马光修史时间最长的助手，范祖禹在洛阳跟着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这一待就是十五年，一心修史，从不考虑自己的仕途。而要说其中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的则是刘恕。
刘恕堪称史学奇才，属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知三百年，后知五百载”的那种。他不仅精通正史的记载，连很多的私家笔记小说、街头巷议的内容都知道。司马光说：我和他聊天的时候，他这小嘴儿叭叭的就没停过，上下几千年，屁大点儿个事儿， 他都知道。而且不是胡编乱造的，你要是较真的话，他都能告诉你出处，出自哪本书，谁说的。
这种人才可是非常难得的，别看北宋文化繁荣，但是北宋的读书人首先看重的是经，也就是儒家经典，经史子集，历史只能排在第二位。不仅是因为儒家经典是当时文人的修身齐家治国之本，还因为它是北宋科举考试的内容。历史的地位没“经”重要，科举考试也不考，所以宋代的读书人，对史书读得不多，好一些的可能也就知道某个朝代或几个朝代的历史，像刘恕这种上下几千年、事无巨细的历史都知道的就更少了。
因此，司马光很看重刘恕，修书的时候，但凡遇到历史上纷繁复杂的人物、事件，都交给他处理或者请教他。还有涉及到相关体例的问题，也会与他商量。所以，刘恕表面上是助手，实际上算得上是司马光的副手。
这三个助手每人负责不同时间段的历史，首先要把尽可能搜集来的所有史料，按照时间顺序年月日汇集好，称为“丛目”。
其次要在“丛目”的基础上，将不属于治国理政的内容删除。对于其中同一个事情，不同史料有不同说法的，要进行考察、辨析，选择其中合理的留下；或者吸收不同说法中各自合理的部分，然后写成一种新的说法；有的实在判断不了真假的，那就都留下，但是要说清楚。这被称为“长编”。
这一步很重要，之前的很多史书，尤其是正史是按照纪传体写的。同一件事，因为不同的人参与，所以就会在不同人的传记里反复出现，且每次出现都有不同的侧重点，甚至有不同的说法。可是《资治通鉴》是要修成编年体的，每件事只能在一个确定的时间点内出现一次，所以必须要做时间排序和史料辨析的工作。
最后，才由司马光在“长编”的基础上再进行删减、整理成正文。因此，《资治通鉴》虽然经过了很多人的手，但是整本书的行文风格，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写的一样。别看司马光做得只是最后一步，这工作量可一点都不少。当时唐朝的“长编”有六七百卷，最后司马光删减、整理为了81卷，司马光一般只能三天删改一卷，可见其工作量之大。
而且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是非常认真的，当时黄庭坚曾经看了几百卷司马光写的原书草稿，发现没有一个字是潦草的。现在国家图书馆还藏有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的残稿真迹，全世界就这么一小点了，只有四百六十五个字，字写得确实是非常工整，可见黄庭坚所言不虚。
正是在这三个助手的帮助下，司马光才能修成《资治通鉴》。当然司马光如果自己单独修的话，我相信他也有这能力，但是绝对没这精力。他在这三个人的帮助下，都用了19年的时间才最终修成，这耗费了他所有的精力，修完两年后就去世了。要是他自己单独修的话，恐怕到死都完不成这部书。
这一点从他在修完《资治通鉴》后，给宋神宗的《进书表》里也能看出来，司马光说：“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我现在身体瘦弱憔悴，老眼昏花，牙齿都快掉没了，精神衰弱，刚做过的事情，马上就会忘记。我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部书上了。
“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这八个字，足以说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上所耗费的心血。
第二个问题，为啥要修《资治通鉴》？
主要有两个原因，我先说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原因。这是宋英宗和宋神宗的要求，他们希望能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以治国，这一点从宋神宗亲自给这本书取名为《资治通鉴》就能看出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所以《资治通鉴》被称为“皇帝教科书”。而当时史书繁多，内容复杂，包罗万象，皇帝日理万机，没有时间全都看一遍，所以需要一个经整理后的简化版本。
也正因为如此，《资治通鉴》所选取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政治、军事相关的，这种对皇帝治理国家有明显帮助的。司马光说他的取材原则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所以，凡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哪怕人物十分有名，也不写进去。比如文人、诗人，陶渊明有名吧，《资治通鉴》里没有；李白有名吧，《资治通鉴》里找不到；杜甫有名吧，只在《资治通鉴》里出现过一次，还是因为唐顺宗时期的一个大臣王叔文吟了一句杜甫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捎带脚出现了一下，还不是正面登场的。白居易有名吧，《资治通鉴》里确实有他，那也是因为他当官的经历，而不是因为他的诗。
有的人批评《资治通鉴》，说它记载不全，很多内容没写，包括文人、艺术、宗教等等，甚至自作主张要给人家补上。这明显就是没弄懂司马光编这部书的目的以及选取史料的标准。
评价一本书，最好还是要先了解一下作者的写作意图比较好。我有时候看到有的人批评有的学者写的一本通俗书，说作者写的过于通俗、浅显，完全没有凸显出学术研究水平，这就是知名大学教授的水平吗？
可是人家作者明明在序言或者后记里说得很清楚了，这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入门通俗书，人家的目标受众就不是专业人士或者资深业余人士，那不可得写得通俗一些、浅显一些吗？要不然，别人看得懂吗？你要是想评论人家的学术水平，你去看人家发表的学术专著、学术论文不行吗？非得通过人家写的通俗作品，来评价人家的学术水平，还说人家写得太浅显了，不觉得搞笑吗？
除此之外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司马光本身自己也想写一套编年体通史，方便北宋的读书人学历史。我们前面说到北宋的读书人看历史书看得少，除了因为经学更重要、科举考试不考历史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史书非常多，仅仅是正史，从《史记》到《五代史》就有十几部书，1500卷，上千万字，读书人根本没那么多精力都看完，于是就不咋看历史书了。
于是司马光就想弄个简化版的，他早就想这么干了，只是因为力量弱小，仅靠自己的力量根本完不成，所以迟迟未付诸行动。现在，获得了宋英宗和宋神宗的大力支持，那他当然要借着这个机会完成这部书了。
宋英宗和宋神宗为司马光提供了很多便利，宋英宗不仅开放借阅给他朝廷收藏的各种图书、赐给他御用的笔墨缯帛，还让他自设书局，可以招人帮他一起编修，他的那三个助手就是这么招来的。
宋神宗继位之后，对修《资治通鉴》也非常重视，赐给了司马光当初自己还是王爷的时候的藏书2420卷，并且亲自赐名《资治通鉴》，还写了序。
这个序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哲宗亲政后，恢复了新法，而司马光作为当年反对王安石、宋神宗新法的领袖人物被打倒了。他现在死了，对他是不能怎么样了，但是他的书还在呀。于是有人提议要把《资治通鉴》的板片给毁了。有人不同意，但不方便明说，就说这部书的序是当年神宗皇帝亲自写的。言外之意就是，谁要是敢毁它，那就是对先皇不敬，是大逆不道，这才没有被毁掉。
第三个问题，《资治通鉴》为啥要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作为全书的开始时间？
《资治通鉴》记载的历史的起止时间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后周显德六年（959年）。结尾的时间这么安排，原因很简单：因为再往后就是宋朝的历史了嘛。宋朝编有自己的国史，如今要另行再编写一套存在困难，而且宋朝的历史对于司马光来说是当代史，涉及到了本朝，那有些事情可就不好说了，所以干脆在宋朝建国之前就此打住。
但是为啥要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作为开头呢？这一年有啥大事吗？有啥特殊含义吗？我最早看《资治通鉴》的时候就觉得奇怪，作为编年体通史，为啥不从五帝开始写起呢？你看《史记》作为纪传体通史，就是从那时候写的。
当时的助手刘恕也问过这个问题，司马光说：周平王之后的历史都在《春秋》这部书里了，这是孔子写的经，圣人的著作，我不能增减。刘恕又问：那为啥不从《春秋》结束那一年开始写呢？就是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司马光说：我不能续经。
但是这段对话，没有涉及到为啥不写周平王之前的五帝、夏商西周的历史？我猜测可能是两个原因：一是，这个时间段的历史史料太少了，没法儿写；二是，司马光已经明确了不写春秋时期的历史，那么如果他写了五帝、夏商西周的历史，中间就要越过春秋时期，直接从战国时期继续写，这样的话，整个编年体通史的时间完整性就被破坏了。
司马光之所以选择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这一年作为全书的开头，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资治通鉴》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熟悉战国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是三家分晋正式完成的标志性事件，战国七雄中的魏国、赵国、韩国就此出现了。
南宋的朱熹、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清代史学家王鸣盛都认为，《资治通鉴》这是要接续《左传》，《左传》记载的历史的结束年是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这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虽然还差60多年，但是《左传》最后提到了之后晋国的智伯被韩赵魏三大家族联合灭掉的事情。而《资治通鉴》则通过倒序的方式，往前追溯到了智伯被立为智家的继承人，并且详细叙述了三家灭智的事情，因此续上了。
不过，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如果从严格的时间上来讲，《左传》最后提到的智伯被灭是在前453年，这离《资治通鉴》开头明确的时间前403年，还差了50年，因此并非是为了接续《左传》，否者没办法解释为啥这中间空了这么多年。
司马光应该有其他的理由，答案就藏在开头这句话后面的“臣光曰”这个评论里，司马光这么做更有可能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
按照儒家《春秋》之意，最重名分，这是国家的立国之本，一旦被破坏了，国家就容易走向崩溃。周天子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这一年，册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给了他们合法的地位，这是主动破坏了礼制、破坏了名分。在司马光看来，这是极大的历史教训。司马光想借此向皇帝阐明“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的道理。
第四个问题：《资治通鉴》的具体内容有啥？
《资治通鉴》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历史，我把这段历史分为四部分：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战国时期的历史都在《周纪》里，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时期，列国纷纷展开了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进行了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因此，这也是一个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时期。
秦汉时期的历史在《秦纪》《汉纪》里，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时期，在这期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的诸多措施，奠定了中国帝制时代2000多年的基本体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在《魏纪》《晋纪》《宋纪》《齐纪》《梁纪》《陈纪》里，这是一个大分裂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替最频繁的时期，除了西晋曾经实现过短暂的统一外，其余300多年里，各国纷争不断。
隋唐五代时期的历史在《隋纪》《唐纪》《后梁纪》《后唐纪》《后晋纪》《后汉纪》《后周纪》里，隋唐时期又是一个长时间的大一统时期，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五代十国则是晚唐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
由于唐朝与五代对于宋朝而言是近代史，因此借鉴意义更大，史料也丰富。所以《唐纪》的篇幅是各纪之中最大的，有81卷，占据全书的四分之一还要多。而五代只有53年的历史，却有29卷，就卷数与存在时间的比例而言，是全书最高的。
这部分内容需要说明一下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三国时期蜀汉和东吴的历史都在《魏纪》里，东晋十六国时期十六国的历史都在《晋纪》里，南北朝时期北朝五个政权的历史都在《宋纪》《齐纪》《梁纪》《陈纪》里。
因此很多人觉得，看来司马光在三国时期是以曹魏为正统的，东晋十六国时期则以东晋为正统，南北朝时期以南朝为正统。
不过，根据司马光自己的说法，他对于正统不正统的这种理论并不在意，他不愿意在史书中分出哪个政权正统，哪个政权不正统，什么以占据中原为标准、以道德为标准，细究之下，都是扯淡。只是编年体史书，叙事要有主体，标注时间要有年号。在分裂时期，有那么多年号，不能都用啊，只能选一个，要不然就乱了，那选哪个呢？就需要有个标准，这纯粹就是为了写史书的方便，仅此而已。
他的标准是啥呢？一个王朝如果统一了天下，那叙事的主体和年号就肯定得用它的，符合这一标准的是周、秦、汉、晋、隋、唐，此后即使衰败了，政权偏安一隅了，也得继续用它。除非这个王朝禅让给了另一个王朝，那就用新王朝的。
根据这个标准，所以《资治通鉴》的叙事主体和年号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子。
这里面可能有疑问的就是根据这一标准，那三国时期的年号应该用蜀汉的呀。司马光特意解释过，刘备虽然号称是中山靖王之后，但是血脉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因此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不好说。就像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号称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南唐的开国皇帝李昪说自己是唐太宗之子吴王李恪的后代一样，真假难辨。
可是曹魏政权是明确通过汉朝的禅让建立的，这是实打实的，因此用它的年号。
当然，也有学者分析，司马光并不是完全像他说的那样，没有丝毫的正统观念，只不过他的正统观念不像当时的很多人那么死板，他的正统观念更为开放而已，有自己的特色。这里，我们就不多介绍了。
第五个问题：和之前的史书，尤其是和“二十四史”中前十九史相比，《资治通鉴》的价值在哪里？
首先是，作为编年体史书，它理清了从战国到五代1362年的历史中重大事件的时间顺序。当时的很多史书，尤其是“二十四史”中的前十九史，从《史记》到《新五代史》都是纪传体。纪传体史书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而很多事件往往多人参与，这导致同一件事在不同人物的传记里重复记载，而且难以理清楚历史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和各事件、各人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看过纪传体史书的应该深有感触。
《资治通鉴》则以政治和军事活动为中心，把这些纷繁复杂、散乱各处的人和事，归纳合并到了同一时间序列之中，条理清晰，不仅避免了重复叙述，而且也能使人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
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为了理清这些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真的是花费了好大的力气。有的事件发生的时间，史书上记载的不清楚；有的记载混乱，不同史料有不同的说法，尤其是涉及到乱世，更是如此；有的干脆就没记载时间。这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考订、整理。
还有不同朝代用的历法也不一样，甚至有的朝代不同时期用的历法也不一样。举个例子，秦朝的正月，相当于汉朝汉武帝太初年间之后的十月。这个都是要弄清楚的，否则记载的时间就会出现错误。所以，这不是一个容易干的事。
《资治通鉴》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保存了不少正史所没有的史料，尤其是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个价值更突出。
为了写《资治通鉴》，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广泛搜集各种资料、博览群书。当时朝廷中所藏的各种书籍、宋神宗赐予的书、司马光的私人藏书、还有四处搜集的其他资料，都在他们的参考之列。
根据相关统计，仅在《资治通鉴考异》中提到的书就有355种。这还不是全部，因为只有当参考资料之间存在争议时，司马光需要做出考证、说明，他才会将其写入《资治通鉴考异》，其他很多没有争议的，就直接写入原文了，不会列出来。
《资治通鉴》的参考资料可不仅仅是正史，还有其他的断代史史书、皇帝实录、私家笔记小说、诸家奏议、碑刻等等。从《史记》到《新五代史》这十九部正史，虽然流传了下来，但是还有其他的很多史料现在都已经失传了。多亏了《资治通鉴》，才保留了一部分下来，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一些。
这其中价值很大的是唐朝、五代时期历代皇帝的实录，这是第一手史料，弥足珍贵，后人在修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这些正史的时候都参考了这些。这些实录的价值有多大，从《资治通鉴考异》中就可以看出来，一旦正史与实录的记载相冲突的话，司马光大都是选择实录的说法。
研究明清史的人应该很清楚这点，《明实录》《清实录》的史料价值，那要比《明史》《清史稿》大得多。
可是如今唐朝、五代时期的历代皇帝实录，只有《顺宗实录》保留了下来，还是因为《顺宗实录》是韩愈修的，韩愈把它录入了自己的文集中，这才流传了下来。其他皇帝的实录全部失传了。因此，《资治通鉴》所保留的一部分，就显得更加珍贵了。
不过，《资治通鉴》是无法完全取代“二十四史”中前十九史这些正史的，千万别以为看了《资治通鉴》，就可以不用看正史了。
首先，《资治通鉴》写的时候也参考了正史，但是它不是一字不动抄下来的，司马光有自己的取舍原则，也会改写。如果不参考正史的话，你都不知道司马光删改了哪些内容，你可能会觉得他写的都是对的。
其次，《资治通鉴》的内容大都是和政治、军事相关的，其他的很多诸如经济、文化、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内容，涉及的不多。前面我们举了个例子，连陶渊明、李白这样的人，它都没有写。你不看正史的话，历史上的很多其他重要内容就都不知道了。
最后，我们聊下围绕着《资治通鉴》产生的“通鉴学”
判断一本书的价值，不仅要看这本书本身写得好不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在于：是否能围绕着这本书产生讨论、注释、研究、续写等等，乃至是否能产生一门专门研究它的学问，例如有专门研究《红楼梦》的“红学”、专门研究《史记》的“史记学”。而《资治通鉴》诞生后，也围绕着它产生了一门学问，叫做“通鉴学”。
历代学者围绕着《资治通鉴》进行了考证、注释、续写等等，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南宋李焘写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这是一本记载北宋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因为《资治通鉴》只写到了五代，所以这本书接续了《资治通鉴》，写了五代之后北宋的历史。
还有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所注的《资治通鉴》，胡三省对《资治通鉴》进行了全方位的校勘、考证、注释等，被公认为是所有注释《资治通鉴》的书里最好的，以至于现在但凡要看《资治通鉴》就离不开胡三省的注，如同看陈寿的《三国志》就一定要看裴松之的注一样。目前最流行的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就是以胡三省注的《资治通鉴》作为底本进行整理的。
还有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写的《读通鉴论》，这是他在读《资治通鉴》的时候，围绕着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人物、事件、制度等所写的历史评论，水平非常高。
另外值得一提的一本书是南宋袁枢编辑的《通鉴纪事本末》，《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这种体例存在一个问题：很多历史事件往往会持续多年，编年体史书会按照时间顺序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记载，但同一时间不可能只发生这一件事，于是在这一时间序列下还会穿插其他的事情，这些事情与你原本在看的这个事件是毫不相干的，这样就导致一个历史事件看起来七零八落、不成系统，造成了阅读困难。
于是，袁枢把《资治通鉴》的内容，以事件为中心，把分散各处的这一事件的各种环节组织到一处，每个事件取个题目，相当于是重大历史事件汇编，总共编了239个历史事件，从三家分晋到世宗征淮南，方便人们阅读。而且，袁枢在无意之间还创造了另一种史书体裁——纪事本末体，《通鉴纪事本末》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
这里要注意，袁枢只是把《资治通鉴》重新编排了一下，自己没有做任何文字上的改动，书里的文字还都是司马光写的。因此，不少学者推荐人们在阅读《资治通鉴》前，最好先读《通鉴纪事本末》，不仅可以感受原文，而且阅读体验会更好。
通过以上内容，我把涉及到《资治通鉴》的几个关键问题都聊了下，无论大家最终决定是否去读《资治通鉴》，最起码可以对这样一部史学名著有个大概的了解。
参考资料：
司马光《资治通鉴》
张煦侯《通鉴学》
柴德赓《史籍举要》
姜鹏《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张国刚《〈资治通鉴〉通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