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四艘黑色的美国军舰闯入了日本江户湾，要求当时执掌日本实权的德川幕府开国通商，为首的是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史称“黑船事件”，又称“佩里叩关”。双方于次年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随后其他西方国家纷纷跟进，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自此，日本实行了200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被迫终止，国门大开。
面对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日本上下一片混乱，日本究竟该何去何从？引起了当时有识之士的激烈探讨，在这其中涌现出了一位杰出代表——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现在日元纸币最大面额1万元上的人物头像就是他（不过，马上要换为有“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之称的涩泽荣一），可见他在日本影响力之大。
早在日本与美国签订条约的那一年，福泽谕吉就开始学习西方的学问，此后他三次游历欧美，亲眼目睹了欧美各国的强盛与繁荣，也看到了一向自视为“天朝上国”的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这些年的“睁眼看世界”，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他于1875年出版了代表作《文明论概略》，这是一本对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成为世界强国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而这本书里潜在的国家主义色彩，以及后来福泽谕吉的国家主义转向，为日本最终走上对内独裁专制、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
对于日本如何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如何成为世界强国这一重大问题。福泽谕吉在这本书里给出的答案也很简单：学习西方，从器物到制度再到精神，全方位的学习。虽然不能说是全盘西化吧，但是其主张的学习力度要比同时期中国的不少人主张的要大得多。
不仅要学习西方，还要先难后易。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才是外在的器物。虽然这样做看似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达到目的。假如把次序颠倒过来，先易后难，不但不起作用，反而有害。
福泽谕吉的这个主张和我们国家近代学习西方的实践路径，正好是反过来的。我们是先学习器物，引进西方的枪炮、军舰、军工企业等等，典型的就是洋务运动。后来发现只学这个不行，于是开始学制度，变革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等，比如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最后发现还是不行，然后开始学思想文化，希望启蒙民众、变革人心，比如新文化运动。
在福泽谕吉看来，日本人必须要正视现实、承认自己的落后。日本在文学、技术、商业、工业等等方面，无论是最大的事物，还是最小的事物，没有一样是比西方强的。如果要想使本国文明进步、繁荣富强，就必须毫不迟疑地以欧洲文明为目标，学习西方。
他告诫自己的同胞，要坚决摒弃那种迷惑于旧习、沉湎于本国古老文明、对西方文明无动于衷、不以为然的愚昧短见。尖锐地指出：“不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民，凡是迷惑于旧习的，一定夸耀他们的历史如何古老悠久，历史越久，就越珍视，恰如古玩家珍爱古董一般”。
他这里还拿印度举了个例子，说印度有的书，夸耀自己有六百万年甚至二十亿年的历史，这些不过是毫无根据的自我夸张，最后又怎么样呢？还不是成为了英国人的殖民地。印度人只知夸耀自己的文明古老，却忽视了文明发展的大计，简直是不知轻重。世上的事物，并非因为陈旧古老就有价值。
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里把世界各国分为野蛮、半开化和文明三种类型，欧洲各国、美国是文明国家，中国、日本、土耳其等亚洲国家是半开化国家，非洲、澳洲的国家是野蛮国家。因此，日本必须要努力学习欧美各国，让自己也进化为文明国家。
可能是为了回应当时日本社会上有人认为西方国家存在种种问题，根本不值得效仿这一舆论。福泽谕吉承认，西方国家确实存在种种问题，比如对外侵略他国、在外交上耍手段、玩弄权术，社会上的盗窃、谋杀案件层出不穷，国内政坛结党营私、互相攻讦、争权夺利。
所以，西方文明绝不是尽善尽美的。他认为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等着千百年后，人类步入了更加美好的社会，道德与智慧更加发达，回过头来再看现在的西方文明也会为其野蛮而叹息。
那既然如此，为啥还要学习西方呢？
福泽谕吉是这样解释的，虽然西方文明不是尽善尽美的，但却是人类目前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文明形态，是人类智慧现在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因此，如果日本人不想继续待在半开化状态，又不想退回野蛮状态，除了学习它，还有其他的办法和出路吗？如果非得要从完美主义的角度去看待的话，那全世界没有任何文明值得日本学习。
难道日本要另寻出路？他直言不讳地说，人们期待的百年后的太平盛世的最高境界，不过是空想、乌托邦而已。
因此，福泽谕吉提出，日本乃至世界上所有处于野蛮或半开化状态的国家，如果想要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也就是说，必须得学习西方，除了这个绝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面对西方文明当时存在的问题，西方的思想家并非没有意识到，当时也都有揭露，有的提出的问题比福泽谕吉看到的还要深入。
在福泽谕吉眼中，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文化丰富多彩，民主自由体制逐渐完善，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仍然是值得日本学习的榜样。
然而在与他同时期的英国思想家马修·阿诺德的眼中，英国却是一个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人都在追逐金钱，过于放纵自己的自由，陷入了精神危机，进步被等同于机器和金钱。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机械主义对文明和人性产生了扭曲。因此，应该去其他文明里寻找解救之法，比如古希腊。
马修·阿诺德
同样的英国，两人看到的却不一样，给出的药方自然也就不同。这是因为两人所处的社会现实不同。马修·阿诺德立足的是英国，此时的英国正处于鼎盛时期的维多利亚时代，自然有余力去思考本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所带来的问题，以便让英国可以变得更好。
而福泽谕吉立足的是日本，此时的日本国力弱小，经济科技落后，人民生活困苦，国家独立受到外来威胁，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
根据福泽谕吉观点，可以推想出，他会认为马修·阿诺德的观点不适用于此时的日本。当时的很多日本人连机器都没见过，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为何物都不知道，此时却担心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等过度发展可能会带来的危害，如同一个每天连饭都吃不饱的人，却整天担心营养过剩后所带来的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身体问题，还为时尚早啊，甚至可以说是杞人忧天。
所以，他坚决要学习西方，先成为像英国一样的资本主义强国后再说。
当时还有日本人提出，世界各国的自身情况都不一样，让日本完全以西方文明为衡量利害得失的标准，这不合理呀。学习西方的时候应该要结合国情，不能全盘照搬，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适合的拿过来，不适合的踢出去。
对于这个问题，福泽谕吉是这样解释的：文明包括两个方面，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所谓外在的事物，就是指从衣服、饮食、器械、房屋到政令法律等能看得见的事物，这部分事物当然是应该根据本国国情来加以取舍的，不需要全盘照搬西方。再说了，即使是西方各国，在这方面，他们彼此之间的情况也是有差异的。
但是学习西方不能只学习外在的事物，这些东西哪怕都学了，那也不算是文明。近些年来，日本在衣食住行方面流行西洋方式，有的男子剪发、有的人开始吃肉、有的城市开始建洋房、铁桥，这难道就能称之为文明吗？
不能，西方国家与日本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在看不见的、无形的人民的“风气”上，也就是文明的精神上。这个风气指的不是一个人的风气，而是整体国民的风气，因此，要学会统计学的思维，不要用个例掩盖整体。
他们的风气有什么不同呢？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和其他一些著作比如《劝学篇》等提到过。
日本在江户时代形成的是一种武士主导的身份制等级社会制度，社会等级森严，武士世世代代垄断军政职务，居于最高地位，脱离社会生产，其他社会阶层必须要供养他们。普通民众无权参与政治活动，也很少涉及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宗教、学术、商业、工业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可以说是官本位社会。
在这种制度下，日本人形成的“风气”或者说是精神是：以服从权力、权威为核心的价值观和心理结构。唯唯诺诺，趋炎附势，愚昧无知，没有创新精神，甘于忍受社会现状，不敢反抗。人们不知“独立”、“平等”、“自尊”为何物，也不知道“权利”、“责任”是什么？福泽谕吉还特意提到了，日本的读书人的观念往往是“学而优则仕”，如果最终不能当官，读书就没有意义。
在福泽谕吉看来，这些人并非日本的“国民”，仅仅是寄居于“某一政府”之下的客人。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是主客关系，甚至是敌对关系。所以，他们对国家没有责任感，对国家的安危也不在乎。
而西方国家的人民则与此不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有着文明的精神。他们有着平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他们有着追求科学、独立人格的精神，个人享有国家保护下的权利和自由，并承担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因此，福泽谕吉主张在这方面、在内在的精神上必须完全学习西方，再造日本文明，无需考虑本国的国情。因为本身学习西方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造这个不合理的国情，日本的国情与西方文明的理论和实践不适应，改的应该是国情，而不是要让理论适应国情，否则的话，那还学什么呀？
我认为，福泽谕吉在这里提倡的是一种“削足适履”的精神，就是说如果你的脚穿一双鞋觉得不合适，那是你脚的错，而不是鞋的错，你应该让你的脚去适应你的鞋，而不是反过来。
福泽谕吉说：“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 “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
福泽谕吉在书中还告诫国人要摆脱对于旧有传统的迷恋，不要把手段当成是目的。他说，房屋本来是用来遮风挡雨的，衣服是用来防御风寒的，可是时间久了，人们却往往忘记了事物的实际效用，只知道重视事物本身，不知重视它的实际效用。所以只顾装修 、粉饰，或爱好、眷恋，甚至不管它有没有其他坏处，一味地喜爱，这就是迷惑。
他举了个例子，比如武士佩刀。日本战国时期的武士都佩带双刀，这是因为当时法律不可靠，人们用来自卫的。可是时间长了，到了太平盛世，武士仍然不废弃佩刀这个习惯。不但不废弃，反而更加重视起来，成为了显示自己身份和地位的标志。
整个武士阶层，不管老少，不管会不会剑术，都佩刀，甚至有人不惜倾家荡产去装饰双刀，比如在外部镶嵌金银，但是刀鞘里却是细窄的钝刀。
佩刀不仅起不到自卫的效果，反而还有害，那为啥现在政府下令废除这个习惯，还会引起武士阶层的不满呢？那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双刀的实际效用，只看重这个物品本身的习惯的缘故。这种习惯就是迷惑。
你要问这些武士，他们带刀的目的是啥，他们只能借口说，这是传统习惯，或者说这是士族的标志。如果你了解这段历史就知道，无论找出任何借口，也不能说明带刀是士族的天性。
政治体制也是如此，日本的皇统是和国体相依为命、绵延至今的，号称万世一系，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君国并立的国体。“君国并立的可贵，并不在于自古它就为我国所固有而可贵，而是因为有了它而维持了我国的政权和促进了我国的文明。”
但是时代在变化，“文明前进一步，政治也要随之前进一步，使文明和政治步调一致。” “君国并立的国体，如果有不适合于文明的地方，其原因必定是由于习惯日久而产生虚饰迷惑所造成的。如果能去其虚饰迷惑而存其实际效用，逐渐改革政治的面貌，则国体、政统和血统三者才不致互相抵触，而与现代的文明长期共存。”
在明治维新初期，正值自由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人们对现有的专制体制感到不满，要求开设民选议会、实行君主立宪、确立地方自治等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民主自由权利。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认为民智未开，目前还得实行专制，开设民选议会还得再等等。福泽谕吉反对这种意见，他认为人民的智慧并不能一下子就成长起来，即使能成长起来，如果不按照习惯来运用，也是不能起作用的。他的意思其实是在说，民智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辅相成，开设议会，让人们熟悉议会流程、民主规范等本身就是对民智极好的训练。
像西方各国的民主体制，也是由于百余年来，世世代代的习惯变成了风俗的，到了今天不知不觉、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种体制。
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里声嘶力竭呼吁日本要学习西方，迈向文明之路。这样做最终的目的是啥呢？就是《文明论概略》最后一章里所说的，实现国家独立。
如他所说，他号召日本人向文明进军，就是为了保卫日本的独立。国家的独立就是目的，国民的文明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一切制度、学问、商业、工业等，只要有助于实现国家独立这个目标的就应该得以保留。他认为必须要先实现国家的独立，这是第一步，其他的问题留在第二步去解决。
他还反对通过恢复闭关锁国的政策来达成独立的目标。因为他认为这种所谓的独立，不是真正的独立。所谓独立，是指应该有独立的实力，并不是指偶然独立的外表而言。因此，江户时代的日本通过闭关锁国的手段，不是真正具备实力的独立，只是没和外国人接触因而偶然具有独立的形式而已。就像未曾经受过风雨的房屋，究竟是否经得起风雨，如果不经过实际的考验就无法证实。
福泽谕吉的这种想法是与日本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当时日本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主权受到了损害，国家独立受到了威胁，他看到当时中国、印度的现状，忧心忡忡，担心日本步其后尘。
对于国家独立的强调，还体现在他的另一本代表作《劝学篇》里，他在这本书里提倡人人平等的独立精神，但是他并不是就民权而谈民权，而是把民权从属于国权来认识的。
福泽谕吉的目的在于通过人的平等独立来论证国家的平等独立。在他看来，“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就不能深切地关心国事”，“在国内得不到独立地位的人，也不能在接触外国人时保持独立的权利。”所以，“为了抵御外辱，保卫国家，必须使全国充满自由独立的风气。人人不分贵贱上下都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承担在自己身上。”
因此，福泽谕吉把 “文明”和 “独立”联系在了一起，并且把国家的独立和个人的独立联系在了一起。他在为日本指出强国之路的同时，也让他的 “文明”观染上了国家主义的色彩。
这一点，我们只要对比下福泽谕吉这些思想的源头——西方的启蒙思想就知道了。西方的启蒙思想主张的“独立”更多的是针对个人而言的，集体则是由单个独立的个人通过契约汇聚而成的。即使形成了集体，这集体中的每个个体依然是独立的，他不是附属于集体或国家的。
保护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本身就是根本目的，它不是什么实现国家独立、国家富强的手段。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追求保护个人自由与权利本身这个目的，国家富强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但是在福泽谕吉的观念里，无论是提倡个人的独立平等也好，还是主张个人的自由、权利也罢，这都是手段，都是权宜之计，都只是为了服从国家独立、国家富强这一根本目的的。这种观念成为了他以及不少日本启蒙思想家，日后转向国家主义的内在思想基础。
福泽谕吉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观念，除了当时日本受到外来威胁，急需变强这一现实有关外，也与日本的民族特性有关。
在日本人的观念里，个人必须要从属于某个集体才会有意义，作为个体的个人是无法真正从某种集体或秩序中独立出来的，他们无法割断自我与家族、集体和国家的联系。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个人，那自然国家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西方的思想正好反过来，有个人才会有家，有家才有国，因此，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国家存在的目的就在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日本人理解不了西方的这种观念，哪怕是思想比较开化的启蒙思想家，也无法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无法想象，如果最终不能使国家变得强大，不能对国家有益，那个人去追求独立、自由、权利等等还有什么意义。
随着日后日本国内情况的变化、福泽谕吉的思想日趋保守，他的国家主义思想急剧增长，他提出了脱亚入欧，鼓吹对外扩张、侵略朝鲜、中国，他的思想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萌芽之一。
对于福泽谕吉的思想由自由主义向国家主义的转向，他不是个例，当时很多日本思想家都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
这些思想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转向，原因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有的可能就是纯思想认识的转变，有的可能是政治高压下的利害选择。
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逐渐深入，很多日本人开始焦虑，如果日本什么都学西方，变得都和西方一样，那还有什么日本特色？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和文明，到底还剩下什么？
而此时日本的国力逐渐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增强了很多日本人的自信心，于是在19世纪80年代，社会上掀起来了一股抨击西方化的潮流，“国粹主义”开始在日本兴起，鼓吹日本优越性。他们认为儒家的纲常名教才是日本的立国之本，对于维护天皇制，培养忠于国家、忠于天皇的国民道德具有根本作用。这才是日本的特色，不能丢，他们主张放弃学习西方的国策。
在政治上，70年代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失败，80年代，日本最终放弃了学习英国的议会制君主立宪制，而是选择了以德国为蓝本建立二元制君主立宪制，这种政治体制保留了更多的封建特色、专制特色。
在教育上，同样也是在80年代，日本的启蒙思想家森有礼就任文部大臣，实行教育改革，他此时已经成为一名国家主义者了，这种改革把日本的近代教育国家主义化、军国主义化了。他在教育中，反对自由主义，压制个人主义，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完善、培养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的公民，而是要让学生具有忠君爱国的道德品质，要服务于国家的强大。
森有礼
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自由民权运动的失败，启蒙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转向，国内保守势力的上台等等，近代日本的价值观最终完全被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所主导，走上了对内独裁专制，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给本国以及其他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福泽谕吉认为学习西方不仅要学外在的事物，还要学内在的精神，并且认为“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日本学习西方，最终还是只学了外在的事物，内在的精神没学会。西方文明内在的民主、自由、独立、个人主义等等价值观，以及配套的相应制度，最终还是没有在日本落地。而日本也没有像它说的探索出一条超越西方文明、具有日本特色的成功之路，还是让自己滑向了深渊。
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大量改革，相当程度上摧毁了日本的旧制度，变革了日本的旧精神。虽然在某些方面做得还不是很彻底，但是相比于二战前的日本，已经是前进了一大步。我理解这是一场补课，把当初明治维新、大正时代里日本一些有识之士想做而没能做成的事情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