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老师曾经说过：“守护莫高窟是值得奉献一生的高尚的事业，是必然要奉献一生的艰苦的事业，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奉献的永恒的事业。”最近根据她的真实经历改编创作的电影《吾爱敦煌》上映了，这部电影讲述了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有“敦煌的女儿”之称的樊锦诗老师坚守大漠、守护莫高窟60年的故事。

樊老师倾其一生，为莫高窟的科学保护、学术研究、文化宣传等做出了巨大贡献。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这一生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研究、弘扬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这是最大的幸福。”

樊老师出生于北京，但从小在上海生活，长大后去北大学了考古。1963年从北大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了敦煌莫高窟工作。樊老师一开始其实并不想去，因为她从小身体就不好，而当时的敦煌又是身处大漠的穷苦之地。

她之前曾经在莫高窟实习过一次，只坚持了不到三个月，就因为水土不服，身体出现了问题，最后提前离开了。而且此时她的男朋友被分配到了武汉，要是她去敦煌的话，两人从此就会天各一方。

然而，莫高窟当时急需考古专业的人才，学校希望她去，给她做思想工作，而且北大承诺，再过三四年就把她调出来。

樊老师受那个时代风气的影响，他们那一代人对于建设国家、奉献社会有着极高的热情，而且去就要去最艰苦的地方，再加上她又很喜欢莫高窟的彩塑和壁画，沉迷于敦煌文化，于是最后就答应去了。

可是，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去了莫高窟才发现，当地之艰苦，远超她的想象。住的是土坯房，冬天没暖气，灰尘永远扫不完；吃的最多的是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白菜片，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樊老师有一次还晕倒在办公室；喝的是苦咸水，一些人一开始适应不了，喝了就要拉肚子。

去敦煌县城没有现代交通工具，全靠步行，走大半天才能到。整个县城规模很小，只有两家百货商店，有钱都买不到多少东西；医疗条件十分落后，有病不能及时治疗，如果发生紧急情况，连救护车也叫不到。樊老师有次生病，差点没命。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还要在洞窟里临摹壁画、保护修复、调查研究。在洞窟里待得时间长了，保暖做不到位的话，就容易得关节炎与鼻炎。在电影中，有个细节大家可以注意下，陈瑾女士饰演的樊锦诗老师会时不时揉揉鼻子、坐着的时候揉揉膝盖，其实就是这种职业病的反映。

樊老师不仅要忍受物质条件的艰苦，还面临着精神的苦闷。莫高窟深处大漠，几乎与世隔绝，整个研究所只有几十个人，她感到孤独；当她回忆起自己在上海、北京这种大城市的生活时，更是倍感失落；后来结婚生子后，与丈夫、孩子的长期分离，也让她感到痛苦。

所以，她有时候自己都坚持不下去了，好几次都想过要离开，还付出了行动，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都没能走得了。

能让她支撑下来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对莫高窟的热爱，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感。随着在莫高窟的时间越来越长，她对莫高窟的价值与面临的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她对莫高窟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她离不开了。用她的话说就是：“她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她。”

无论是在电影中，还是在樊老师的自传、采访与演讲中，你都能感受到她对莫高窟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也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和责任感，她在花甲之年，本来应该退休享福的时候，还是担任了敦煌研究院的院长。在任期间，她积极与国外文物保护机构合作，对莫高窟的洞窟、壁画进行保护、修复；她启动“数字敦煌”战略，为莫高窟建立数字档案；她完善游客参观流程，建立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积极解决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等等。

樊老师在花甲之年后的努力工作，让整个莫高窟的事业再上了一个台阶。

樊锦诗老师能在莫高窟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就，除了热爱和责任感外，也离不开他的丈夫彭金章的支持。彭金章老师是我国的一位考古学家，樊老师曾这样形容她与彭老师的一生：“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樊老师与彭老师是北大的同学，所以说“相识未名湖”；毕业后，彭老师去了武汉大学任教，他们两个人也是在武汉大学结的婚，所以是“相爱珞珈山”；结婚后，两个人异地分别19年，期间两人的孩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彭老师在照顾，最终，彭老师放弃了在武汉大学的事业，前往莫高窟。二人得以团聚，此后一直生活在一起，所以叫“相守莫高窟”。

我们平时听到的很多故事都是，妻子为了丈夫的事业，放弃自己的事业，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但是在樊老师这里，是反过来的。这一点，当时的很多男性都做不到。也正因为如此，樊老师才说：“彭金章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男子汉。” “遇上了老彭这样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运。”

彭老师来到莫高窟后，主持完成了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工作。莫高窟分为南区和北区，人们的关注点一般都在南区，我们一般参观的也都是南区。因为北区的洞窟里，只有5个洞窟有彩塑和壁画，其他的洞窟就是光秃秃的、啥都没有。所以人们并不重视，北区也就没有经过整体的考古清理发掘工作，甚至连洞窟的编号都没有。

彭老师来到后，开始了对北区的全面考古工作，对洞窟进行了编号，进行了科学发掘，出土了不少重要文物，最后还写成了100多万字的考古报告《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

彭老师的能力与价值在莫高窟得以进一步实现，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事业，樊老师对此感到非常欣慰。

樊老师对彭老师一直是有愧疚感的，对于孩子的抚养，对于家庭的经营，本来应该是夫妻两个人共同努力的事情。可是在现实中，彭老师明显付出的更多，甚至最后还主动放弃了自己辛苦打拼出来的事业。现在彭老师能在莫高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新事业，对于樊老师来说，自然会非常高兴、觉得欣慰。

《吾爱敦煌》这部电影里有一个很动人的情节，这个不是编的，是真实的。彭老师在2017年因病去世了，此后，樊老师一直一个人生活。有一次，有人给她打电话问好，人家就问她：你现在跟谁一起生活呀？樊老师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跟老彭在一起。”对方忽然就愣住了。

也许这时候樊老师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老彭已经走了，但是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彭老师作为自己相爱相知相守一生的爱人，自己的生活中还处处都有彭老师的痕迹。她潜意识里觉得丈夫还没走，还是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于是，当别人问起的时候，樊老师下意识地就说了：“我跟老彭在一起。”

人的一生能找到自己爱的人，同时对方还爱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后，如果双方还能彼此携手，共度余生，更是难上加难。当这样的一个人出现了，但是最终却走在了自己的前面，此后的心情可想而知。

《吾爱敦煌》这部电影虽然主要讲的是樊锦诗老师，但是还涉及到了其他一些为了莫高窟的保护、研究事业，付出了巨大心血，甚至奉献一生的前辈和同事们，比如有“敦煌守护神”之称的常书鸿、守护敦煌的第二任掌门人段文杰、“敦煌壁画守护者”李云鹤，还有一些镜头，是现在仍在莫高窟工作的工作人员的真人出镜。虽然篇幅并不多，但是确实比较难得。

常书鸿（右一）

樊老师经常对媒体说：不要总是宣传她，弄得好像今天莫高窟的成就都是她一个人的功劳。她所取得的成就是建立在前辈们的成果之上的，是几代敦煌研究院全体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她只不过是一代又一代的莫高窟守护者中的一个代表。樊老师说这些话，不是谦虚，是事实。

在莫高窟除了洞窟外，还有一个地方值得一看，我当初去莫高窟的时候特意参观了一下，就是敦煌研究院的院史陈列馆，在那里你能看到，80多年来几代人无私奉献、艰辛创业，守护莫高窟的历程以及所取得的成果。

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欧阳琳、孙儒僩、李云鹤等等，这些都是足以镌刻在莫高窟保护与研究事业历史上的名字。

莫高窟自明朝嘉靖年间封闭嘉峪关后，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都无人维护，导致破败不堪，清朝末年的时候，更是发生了藏经洞文物大量流失的惨痛事件。

常书鸿先生被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艺术所吸引，放弃了在法国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1943年就来到了敦煌。他白手起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大家克服种种困难，对莫高窟进行研究和保护，是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

常书鸿

段文杰先生作为守护敦煌的第二任掌门人，大力引进专业人才，学习和引进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与技术；为了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情况，组织人员进行多领域的研究，还创办了国内最早的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研究》，并最终为敦煌研究院成为国内外最具影响力的敦煌学研究实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段文杰

李云鹤先生修复了莫高窟大量濒临毁灭的壁画和塑像，比如161窟的壁画，就是他花了两年时间修复的。

李云鹤

史苇湘与欧阳琳夫妇为莫高窟壁画的临摹和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欧阳琳（左一）、史苇湘（右一）

孙儒僩先生，在最初长达十多年里是莫高窟唯一一个专业的建筑人才，他不断治沙，考察并加固出现危险情况的石窟。

孙儒僩

还有关友惠、李贞伯、万庚育、苏伯民等等。

他们有的人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边远穷苦之地，有的人放弃了自己原本的艺术追求，甘愿只做一个如实临摹壁画的文物保护工作者，还有的人为了保护莫高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们不是没想过离开，也不是没有机会离开，但却最终留了下来。可以说，没有这些人的付出，就不会有莫高窟的今天。很多时候，媒体出于宣传需要，总是宣传其中某位代表人物。不过，事实上，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绝不可能只靠一两个人就能完成，这背后还有着无数为此默默奉献的人，这些人同样值得人们感念与敬佩。

在莫高窟的一处地方，安葬着早期在敦煌研究院工作过的27个人，他们生前为了莫高窟付出了巨大心血，死后仍然留在了这片让他们魂牵梦绕的土地上。

所以，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部讲述樊锦诗老师事迹的电影，也是感念所有曾经为保护与研究莫高窟而奉献的人的电影，乃至向全国所有文物保护工作者致敬的电影。

《吾爱敦煌》这部电影里有一个镜头：2011年，樊锦诗老师看到《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第一卷出版了，非常激动，用手摩挲着书，热泪盈眶啊。我看有些人评论表示不太理解、无法共情。电影中铺垫了一些，但是受限于篇幅，可能说的不是很清楚，这里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这套书的出版了却了樊老师一个非常大的心愿。

樊老师最广为人知的事迹是她在莫高窟的壁画、彩塑等文物保护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她最知名的身份是敦煌研究院院长、文物保护专家。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她其实还是一位考古学家，她是北大考古系毕业的。她当初去莫高窟工作，是带着任务去的。什么任务？就是要完成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

在她去敦煌之前，当时考古界的泰斗级人物苏秉琦先生，特意叮嘱她这次去要完成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和她说：“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没有，看过《汉书》没有，不会问你看没看过谁谁的文章。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非常重要，必须要好好搞。”

苏秉琦

苏秉琦先生的这句话，历史专业或考古专业出身的人应该会理解是什么意思，这里我解释一下。在历史学界，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尤其是明朝之前的历史，没有二十四史，研究起来会遇到巨大的困难，甚至有的历史你根本都没办法去做研究。因为二十四史是基础史料，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现在流传下来的书中，只有二十四史有记载，而且相对来说更加全面、系统。

而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田野调查和发掘，这一点和历史学研究更多的是依赖历史文献不一样，考古报告就是对田野调查和发掘出来的遗迹、遗物，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记录。它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资料，因此，考古报告就像是考古学界的二十四史。可见，它有多么重要。

樊老师的大学导师宿白先生，这也是考古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对此也是非常关注，也希望樊老师能够做好这个报告。发展到后来，很多的文物保护专家、艺术和人文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都期盼能了解敦煌石窟每个洞窟的全部信息资料，对这份考古报告可以说是翘首以盼。

宿白

但是樊老师在很长时间里迟迟没有搞出来，主客观原因都有。一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导致莫高窟的业务几乎都停滞了，根本不可能去搞。

二是，等到快改革开放了，她又被任命为研究所副所长，此后还分管文物保护，大量的日常事务、行政事务占据了她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根本没多余时间搞业务。

宿白先生还为此批评过她，让她好好做学问，专心做自己的考古研究，其他事情少管，不能把大量时间耗费在和自己专业无关的事情上。后来樊老师的丈夫彭金章老师负责莫高窟的北区考古，并把考古成果写成了考古报告，宿白先生当着樊老师的面敲打她说：“彭金章不错，你瞎忙。”

宿白（左一）、樊锦诗（右一）

三是，敦煌石窟中仅莫高窟就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2400多尊，里面所藏的信息丰富多彩，如此大体量的考古报告，绝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长时间里，莫高窟一直人才匮乏，也无法组织足够的人力来干这个。 另外，樊老师自己也没想清楚，这个报告到底该怎么弄？

所以，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迟迟未能完成。

对此，樊老师一直都心存愧疚、于心不安。她说：“这个考古报告迟迟没有完成，是我平生欠下的最大的一笔债。”进入21世纪后，樊老师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得开始搞起，用她的话说就是：“如果不把石窟考古报告做出来，这一辈子来敦煌来干什么来了？院长当得再好也没用。”

经过一系列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在2011年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考古报告，此时距她来到敦煌工作，已经过去了48年，所以你说樊老师能不激动吗？能不热泪盈眶吗？

如今，第二卷也即将出版。不过，这离完成这一“世纪工程”还早的呢，因为规划了100卷。樊老师希望把这份考古报告做成科学、完整、系统、全面反映敦煌石窟的资料，哪怕未来有朝一日莫高窟不复存在了，后人也能根据这份资料将其重新复原。所以在电影中樊老师才说，出版完可能需要200年、3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她这辈子能出一卷是一卷。

《吾爱敦煌》中有一场樊锦诗老师和旅游公司老总吵架的场面，双方为了莫高窟的旅游开发吵得不可开交。这部电影整体比较平淡，这应该是其中最大的一场冲突戏了。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来莫高窟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旅游公司希望与莫高窟合作，成立开发公司，大力开发莫高窟的旅游资源，之后还要上市融资。樊老师对此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她认为莫高窟的生态已经非常脆弱了，自然环境一直在侵蚀着洞窟、壁画、彩塑，研究院保护都保护不过来，如果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不加节制地都涌向莫高窟，那对莫高窟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在电影中，陈瑾饰演的樊老师有一句台词：“所有的人不加限制，蜂拥而至，每个人呼出的一口气加起来，足以让莫高窟从此成为一个传说。”有些人认为这太夸张了，是不是在电影中故意夸大了。

这其实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经过科学研究证明的。人在洞窟中呼出的气，会让洞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和空气的湿度上升，达到一定程度的话，对壁画确实是有损害的。

他们之间的争吵，背后反映的是旅游开发、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最后，樊老师经过多方奔走，才没让这个提议落地。

电影中没有提到的一点是，旅游公司的背后有着地方政府的支持。事实上，进入21世纪后，地方政府也曾多次出台政策，希望开发莫高窟的旅游资源。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他们希望通过旅游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这样官员有政绩，相关公司也赚了钱，老百姓也增加了收入，对多方都有利。最后也是樊老师多方奔走，都按了下去。

在电影中，那位旅游公司的老总对樊老师说：“人民群众要来看莫高窟，要来看敦煌，你是拦不住的。莫高窟是敦煌的莫高窟，不是你敦煌研究院的莫高窟。”

我觉得我们不能直接说旅游公司、地方政府的这种做法就是完全不合理的，当时全国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发展经济。我们也不能认为当地人希望赚钱，提高生活水平的想法，以及全国人民希望到莫高窟参观的心愿是错的，大家听我前面讲的，就知道当时敦煌有多穷。

现实生活中，总是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自己生活在发达地区，享受着现代文明的发展成果，却经常有着道德优越感，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告诉生活在贫苦地区的人，保护文物是第一位的，是超越一切的，你们要自觉做出牺牲。在我看来，这是非常虚伪的空喊口号的行为，是忽视他人合理的利益诉求的行为，是非常不可取的。

旅游开发、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矛盾，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在二者之间尽量做到一种平衡，应该努力想办法二者兼顾，而不是一上来就说什么文物保护是超越一切的，去片面孤立地看待文物保护的问题。

樊锦诗老师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是，虽然她极其重视文物保护，也屡次压下了大力开发莫高窟的旅游资源的提议，但是她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以实际行动解决了人们参观莫高窟的需要，从而也间接为当地人通过旅游发展经济、提高收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她的领导下，敦煌研究院通过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合作，计算出莫高窟每天最大游客承载量，从而合理的控制参观人数，在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之间做到平衡。一开始测量的结果是3000人，樊老师马上就觉得不行，太少了，这么点怎么够。最后通过建设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优化参观流程，将游客承载量翻了一番，达到了6000人。

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

她还通过“数字敦煌”战略，将莫高窟的洞窟、壁画、彩塑搬到网上，让人们能够足不出户也可以参观。

限制参观的政策，并没有阻碍人们去莫高窟旅游的热情。因为莫高窟的存在，加上还有其他一些旅游景点，敦煌虽然地处西部大漠，但是每年仍然吸引了很多人去旅游。敦煌成为了一个旅游城市，我2016年去的时候，当地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比在书中看到的当年那时候强了太多。

最后，我再说下《吾爱敦煌》这部电影。这是一部带有纪录片性质的纪实电影，受限于时长和审查，有不少内容没讲，有的虽然涉及到了，但是讲的不细。因此，建议最好是结合樊锦诗老师的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来看，效果更好。

整部电影，说实话，给我的感觉是拍的还是有些散，有些流于表面，幸好有樊锦诗老师的事迹和陈瑾女士的精湛演技，给影片增色不少。假如主角不是樊锦诗老师，而是个虚构人物的话，这部电影就有些一般了。

可以说，樊锦诗老师的个人经历，以及那些为了莫高窟的保护与研究，穷尽心血、奉献一生的文物保护工作者，才是我去看这个电影的真正原因，也是我建议其他人去看的最重要的原因。

参考资料：

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生活月刊》著《敦煌：众人受到召唤》

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相关展览

樊锦诗相关采访、报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