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大家，司马光是什么人？有人会说他是史学家、文学家，都对，但是这不是他最重要的身份，他最重要的身份或者说第一身份是政治家，一个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敏锐的政治观察力的政治家，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政治家，一个有着自己的治国理念的政治家。

而他编撰《资治通鉴》的首要目的，是要给皇帝治国理政提供历史经验教训的。因此，他除了以史学家的身份修史之外，还在以政治家的身份修史，这一点和之前一些写史书的比较纯粹的史学家不一样。

司马光的这种身份对他修《资治通鉴》至少产生了两个影响：一是，凭借他政治家的经历与眼光，他敏锐地察觉出了前代史书中的一些政治活动，存在不合逻辑的记载和解释，他在书中进行了考证、辨析，提出了更加合理的解释。

二是，他在《资治通鉴》中，叙述一些历史人物活动和历史事件时，通过评论、删减史料等手段，加入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尤其是后来在王安石、宋神宗变法期间，他备受排挤，在洛阳一待就是15年，远离权力中心。他无法在现实中影响朝政走向，于是把改良政治的希望寄托于《资治通鉴》这部史书中，希望能对宋神宗有所影响。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影响，这里举两个例子：

《史记》中记载了一个很有名的“商山四皓”的故事。说是汉高祖刘邦晚年宠爱戚夫人，想废掉太子（也就是他与吕后的儿子刘盈），改立他与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刘如意为太子。吕后知道之后非常着急，派人去请张良拿主意。

张良说：“我知道有四个人，皇上非常敬重他们，一直想招揽他们出山却未能如愿。如果太子能把这四个人请来，让他们跟随太子上朝，皇上看到后，我相信对太子是有帮助的。”于是吕后就派人把这四个人请来了，这四个人后世称之为“商山四皓”。

在一次宴会上，刘邦果然注意到了这四个人，他们都80多岁了，发须皆白，仪表神态端庄美好。刘邦非常好奇，就问他们是谁。这四个人说出姓名后，刘邦非常吃惊，说：“我请了你们那么多次，你们都不来，现在却为何自己来追随我的儿子呢？”

这四个人回答说：“陛下一向轻视、谩骂读书人，我等不愿受辱，所以惶恐地躲避。我们听说太子仁厚孝顺，恭敬爱士， 天下人无不伸长脖子仰望着，想为太子拼死效力，所以我们就来追随太子了。”刘邦说：“那就有劳诸位今后好好辅佐太子了。”

然后刘邦和戚夫人说：“我本来想换掉太子，但是有他们四人辅佐，看来太子羽翼已成，难以动他了”。于是就打消了更换太子的念头。

司马光看到这个记载后，觉得不可信、不合理，他认为刘邦为人刚强勇猛、杀伐果断，不可能会因为这四个人就放弃更换太子的打算。大家想想也是，刘邦是什么人呀？他一向就不重视读书人，怎么可能会这么在乎这四个隐居山林的文化人的想法呢？因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没有采用这段记载。

那司马光是如何解释刘邦放弃了更换太子的打算的呢？他在书中特意强调了大臣们的反对意见（一个是御史大夫周昌、一个是太子太傅叔孙通），并且做出了自己的评论。意在说明：刘邦之所以放弃更换太子，是因为他看到很多大臣都反对他这样做，即使强行更换了，大臣们也不会拥护刘如意。日后新太子即位，外部的大臣不拥护，内部的吕氏家族不满意，一旦双方联合起来，与新皇帝爆发冲突，国家就会陷入危机。刘邦正是看到了这一层潜在的危险，所以他放弃了。

司马光的这种解释，显然是更加符合现实政治的运行规则的，也更加合理。

第二个例子是：在五代后汉时期，天雄军节度使郭威起兵攻入京师，此时汉隐帝出逃被杀，郭威兵权在握，也有百官拥护，这么好的机会，但是郭威自己却不马上称帝，而是想立后汉的宗室子孙为新皇帝，这是为什么呢？

郭威

北宋初期的一本杂史《五代史阙文》记载：郭威率军进入京师后，看到太师冯道带领百官拜见他，郭威也向冯道行了礼，以为冯道一定会拥戴他为新皇帝。结果，冯道像平时一样接受了拜礼，慢条斯理地说：“侍中这一路不容易啊！”郭威看到冯道并不拥护他，很失望，于是想改朝换代、登基为帝的想法，便暂时压了下去。 后来的官方正史《新五代史》也有类似的记载。

可是司马光对这种说法是不以为然的，他认为郭威当时之所以不马上称帝，而是要推荐后汉的宗室子孙为新皇帝，是因为当时后汉的三个宗室——河东的刘崇、许州的刘信、徐州的刘赟驻扎在外地，一旦他称帝，取代后汉，这三个人会起兵攻打他，到时候朝廷内外一定有人响应。

这三个人里，刘信才能平庸、头脑愚蠢，不足为惧，刘赟是刘崇的儿子，因此如果假意拥立刘赟为皇帝的话，让刘信、刘赟暂时放松警惕，等刘赟离开徐州前往京师的时候，把这两个人一并除掉，这样自己再称帝，此时敢和自己叫板的就只有位于河东的刘崇了。

后来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这么发展的，在刘赟赶赴京师的途中，郭威以抵御契丹入侵为由，率军北上，途径澶州时，士兵发动兵变，黄旗加身（这个剧本是不是很熟悉，后来宋太祖赵匡胤按照这个剧本又演了一遍，他取代的就是郭威马上要建立的这个新政权），然后返回京师，迫使太后封自己为“监国”。

郭威先是以太后的名义废黜了刘赟，后又把他软禁起来。郭威手下的人又派军进入了刘信的驻地许州，刘信惶恐自杀了。不久之后，郭威登基称帝，建立了后周。而刘崇随即也在太原称帝，建立了北汉。

这样的例子，你在《资治通鉴》中还能找到不少。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可不是只把前人的史书拿过来，删删改改、东拼西揍、复制粘贴就行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资治通鉴》的史学地位不会有这么高。

司马光对于写进《资治通鉴》的史料是要经过审查的，这种审查不只是要看史书中记载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还要看之前的史书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是不是正确的、合理的。如果司马光觉得史实有误或者解释不合理，他就会进行考证、辨析，提出自己的看法。司马光把自己的考证、看法写入了《资治通鉴考异》这本书里，当时与《资治通鉴》一起进献给了宋神宗。

在修史过程中，对于同一事件不同的史书有哪些不同的说法？他最终选取了哪种？或者选择了多种说法并存，或者都不选，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在《资治通鉴考异》这本书里都有详细的说明。这一做法，前人都没有做过，这说明了司马光的修史态度是非常认真、严谨负责的，这也是司马光对史料学的一大贡献。

这其中，司马光的政治家身份帮了他很大的忙，丰富的从政经验所锻炼出的政治眼光、政治敏感，让司马光能看出不少前代史料中的，关于政治事件的解释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并且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当然，他的解释不一定全都是对的。不过，在不少的例子中，确实能看出来，他的解释比之前史书的解释更加符合现实政治的运行规则、更加合理。

我看到这些例子的时候，想起了之前的一段经历：我有些毕业之后当了公务员的同学和我说过，之前学历史的时候，有些想不太明白的政治人物的活动、事件，自从进入体制内，待得时间长了一些，回头再看史书中那部分记载，发现一下子就想通了。

接下来，我们聊下司马光的政治家身份对他修《资治通鉴》的第二个影响：他在《资治通鉴》中，叙述一些历史人物活动和历史事件时，通过评论、删减史料等手段，加入了自己的政治理念。

在《资治通鉴》里，一共有218篇针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论，其中引用前人的评论99篇，司马光自己写了119篇（就是《资治通鉴》里的臣光曰），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治国理念。

张煦侯先生在《通鉴学》这本书里，总结了司马光的评论有以下四个特征：

一、一件事只要有些政治作用，做这件事的时候采用了权谋手段，即使一时成功了，司马光都认为不值得效仿。

二、凡是贤明的君主，如果有一件事做的不好，一个行为会导致祸乱，司马光一定会记录他的过失，并且深刻批评他。

三、一个人才能出众，行事也足以挽救时局，但是他如果违背礼教、德行有亏，司马光也不会赞扬他。

四、君臣的举措中，有足以让社会风气变得淳朴，能教化民众的，司马光一定会大力赞扬他；要是违反礼制、背弃儒家经典的，则会深深感到痛惜。

从这些评论的特征里可以看出，司马光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儒家士大夫，他反对权谋之术，注重礼乐教化，认为德行大于才能，认为君主要懂得克己复礼、严格要求自己。

通过这些评论你能直观感受到司马光的政治观点，还有一些观点你只看评论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司马光是通过正文的叙述表达出来的。这一点是中国古代一些史书的特点，对于某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史官不直接评论，而是把自己的态度、主张隐藏在正文叙述里，这叫“寓论断于序事之中”。

这里举几个例子：

关于刘备的性格特点，《资治通鉴》参考的是《三国志》，《三国志》是怎么形容刘备的呢？其中有这么一句：“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

《资治通鉴》又是怎么说的呢？“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大家发现少了啥？司马光把《三国志》中“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这句话给删除了，为什么？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是要给皇帝治国理政提供历史经验教训的，而司马光认为君主是建立良好政治秩序的核心和关键，因此需要克己复礼。要是连一个不喜欢读书、喜欢声色犬马的人都能成就大业，那他还怎么劝说皇帝要恪守道德、严格要求自己呢？

还有，司马光特别注重礼乐教化，那在《资治通鉴》正文中他怎么处理呢？有学者通过对比《资治通鉴》和《后汉书》《三国志》中的相关记载，发现司马光在总结东汉、曹魏的政教成败时，特意强调了儒学、教化的重要性，而抹去了刑罚律令的作用，为此还删掉了史书中涉及的一些刑罚律令的内容。目的就是想让皇帝认为，礼乐教化才是关乎国家兴衰、政治成败的关键。

同样的，还有董仲舒的例子。汉武帝问董仲舒治国之道，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作为回答。《天人三策》在《汉书》中是有全文的，但是在《资治通鉴》里就删减了许多。删减了哪些内容呢？删减了汉武帝的提问、董仲舒的回答里涉及到天人关系、天人感应、对天道的敬畏、对天降灾异的焦虑等内容，基本上只留下了涉及仁义、礼乐教化的内容。

董仲舒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姜鹏老师认为，司马光的这种删减是有深意的，他是要转变董仲舒论述的重点，之前的重点是天人关系， 礼乐教化只是通过天人关系派生出来的，可是现在重点变成了礼乐教化，而教化是道德养成的最重要路径之一。

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司马光一向重视礼乐教化，而且不迷信，他甚至还写过文章，抨击那些想通过墓地的风水来改变自己家族命运的人的行为，认为此法不可取。在《资治通鉴》中，他把前代史书记载的那些什么祥瑞、神鬼妖怪之类的事情，基本都给删了。

这不仅仅是司马光个人的看法，这背后反映的是西汉和北宋所秉持的不同的政治理念。西汉由于去古未远，科学不发达，汉儒主张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当时有个日食、地震都吓得半死，认为是皇帝哪里没做好，导致上天通过灾异来示警。

到了北宋，这套不管用了。因为科学的发展，使得人们认为日食只是个正常的天文现象。宋儒也不再主张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了，而是更加重视道德修养，其政治理念从注重天人关系转为重视社会因素、道德因素。因此，礼乐教化才是治国的关键所在，而不是重视什么虚无缥缈的上天。所以，他才做了这样的删减，以突出礼乐教化。

司马光对这些内容所做的删减，你不看“二十四史”原文的话，可能都不知道，所以有些人说有了《资治通鉴》就可以不用看“二十四史”了，这点我是不同意的，具体的理由，我上篇文章写过，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下。

还有些人认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掺杂自己的政治理念，是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其实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因为《资治通鉴》的各部分内容不是一下就全都完成了的，其中《周纪》《秦纪》《汉纪》《魏纪》这四部分内容，也就是涉及到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的历史。根据学者的考证，是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写好的，并且已经呈现给皇帝的了。

因此，最起码这部分内容不存在司马光是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才借由修史书的机会，在书中影射抨击新法的情况。它反映的是司马光一直以来所坚持的政治观点、治国理念，从中也可以看出，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治理念之不同，也就明白了，为啥等后来王安石变法后，司马光会反对他了。

那么在三国之后的历史，我相信《资治通鉴》里的一些相关记载，是存在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对，借由历史来劝谏宋神宗的情况的。这里举个唐朝的例子。

《资治通鉴》里有这样一个记载：在贞观五年，西域的一个国家康国请求归顺唐朝，唐太宗说：前代的帝王，喜欢招揽很远处的国家，以求得使远方顺服的名声，这根本没啥用，还会损耗百姓，让老百姓受苦。现在康国归顺，如果一旦有难，我们不得不去救它，大军出征这么远的地方，得费多大劲儿。为了自己的虚名而使百姓劳苦，我不做这样的事情。于是没有接受。

唐太宗

对于唐太宗来说，拒绝康国内附这样的事情，只是个例，唐太宗的一生，那是四处开疆拓土的一生。而且这个事情只在《贞观政要》里有，其他史书没有，《贞观政要》当初编写的目的，就是为了塑造一个足以垂范后世的贞观之治的形象。

《资治通鉴》偏偏选入了这个故事。根据姜鹏老师的观点，司马光这样做是有现实政治的影响的。宋神宗从登基之初，就想着开疆拓土，他任用王安石变法的目的也是为了富国强兵，复汉唐之旧疆。现实中也进行了这样的行为，有的还遭受了惨败。因此，司马光想借此劝谏宋神宗。

司马光在对外关系上，一直持保守态度，他认为内政更重要，反对帝王随意挑起与外国的战争、进行开疆拓土的行为。像秦皇汉武在司马光那里简直就是负面典型，经常批评他们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滥用民力，不顾百姓死活。

当然，这也不只是司马光个人的观点，一直以来，很多儒家士大夫都是这种观点，在史书上你能找到很多。哪怕是武力充沛、四处扩张的唐朝也是如此，比如褚遂良、狄仁杰、张九龄等名臣，他们都曾以汉武帝为反面典型，批评他征伐四夷、开疆拓土的行为。

他们批评的重点并非是开疆拓土本身，而是君主在开疆拓土的同时，不能保障国内民生，使得海内虚耗、民不聊生，百姓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而引发动乱，危及国家统治。

司马光的这种态度在《遗表》这篇文章里体现的很明显，这是在元丰五年，司马光病了后，他担心猝然离世，于是提前写好了给皇帝的遗言，万一真的死了，就让人呈现给皇帝。在《遗表》里有这样一句话：“臣所惜者，以陛下之圣明，不师虞舜周宣之德，反慕秦皇汉武之所为。借使能踰葱岭、绝大漠、鏖皋兰、焚龙庭，又何足贵哉！自古人主喜于用兵，疲弊百姓，致内盗蜂起，或外寇觊觎者多矣！”

虽然说通过一些例子，能证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通过裁剪史料等手段，在正文中暗地掺入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但是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以偏概全。也就是说，你在阅读《资治通鉴》的时候，不要和原始史料一比，发现司马光有所删减，就说这里肯定是司马光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故意这么弄的。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要经过现在的仔细考证。

因为一些原始史料存在重复杂乱、彼此矛盾的问题，有的还与取材标准不符合，司马光肯定是要经过删减整理的。况且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要给皇帝省时间的，皇帝日理万机，没那么多时间看史书，司马光必须要进行删减才行，否则皇帝直接看原始史料不就行了吗？还看什么《资治通鉴》呢？

因此，一些删减的行为也有这种工具性的目的，不是说只要一删减，那必然是司马光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故意这么弄的，有可能就是为了省字而已。还是那句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资治通鉴》手稿残稿

另外，《资治通鉴》虽然是以“资治”为目的的，但是它也有“求实”的目的，除了政治性的追求外，也有史学的追求。这点从《资治通鉴考异》这本书中就能看出来，司马光和他的助手是花了大力气对史实、观点进行考证辨析的。如果只是完全以“资治”为目的的话，司马光完全没必要这么做，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给皇帝提供参考价值的程度了。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他们认为“资治”与 “求实”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可以出现在同一部古代史学著作中，如果没有具体例证，就说 《资治通鉴》这部书是 “资治”的还是 “求实”的，并没有实际意义。这点我是很赞同的，我在读《资治通鉴》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这点。

这里举个例子，张耐冬、刘后滨两位老师通过对唐太宗时期的 “诸将争功”事件的分析，认为《资治通鉴》对这个事件的叙述，和原始史料、史书相比，虽然也有删节，但其实是修正了史源中的不合理之处，做出了比史源更接近史实且符合逻辑的想象，这正是该书“求实”之宗旨。但是在叙事结构中，为了突出唐太宗的执政理念而对与之发生争辩的李神通形象进行了简单化的文学性处理，以牺牲史实为代价来表现其 “资治”精神。

所以大家能看到，“资治”与 “求实”是可以同时出现在《资治通鉴》中的，而且还可以出现在同一史书中的同一事件之中。

所有历史学家写的历史著作，都一定会带有自己的个人立场、价值判断、思想倾向等主观因素，不存在绝对客观的历史著作。这不仅是历史学，也是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宿命。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研究历史的人、写的历史著作虽然有水平高低之分，但是这种高低的差别体现在：谁运用的史料更严谨、谁推导的逻辑更严密、谁更能克制自己的主观倾向，甚至谁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但是绝不是谁写出了绝对客观、完全反映事实的历史著作。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种著作。

而我认为《资治通鉴》就属于那种高水平的史学著作，司马光就属于那种高水平的历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很反对有人说《资治通鉴》夹带了司马光的“私货”，而不建议人们去看的一个原因。

在目前的语境中，“夹带私货”似乎成了一个非常恶毒的词语，仿佛说一句“夹带私货”，就能否定掉一个作品所有的价值。孰不知，哪个历史作品没有“夹带私货”，无非多少而已。（甚至可以说全是私货）而且很多人说的一个历史作品夹带私货，不过就是：顺我者客观公正，逆我者夹带私货。

因此，对于想要阅读《资治通鉴》的人，我的建议是，不要有任何顾虑，要放心地看、要大胆地看、要怀疑地看，不仅要看它，还要看赞同它的作品、反对它的作品、批评它的作品。只有这样，也许才能最终得出自己的观点。

参考资料：

司马光《资治通鉴》

张煦侯《通鉴学》

柴德赓《史籍举要》

姜鹏《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张国刚《〈资治通鉴〉通识》

张耐冬、刘后滨《〈资治通鉴〉叙事中的史事考订与历史重述——基于唐太宗即位之初 “诸将争功”事件书写的个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