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广袤的土地上，信仰呈现出一种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的景象。西方一神教信仰全知全能的唯一神，而中国古代直至现代都展现出多神信仰的特征，这种多神信仰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留下了深刻且独特的影响。

从生命的起始，中国人就被众多神明环绕。求子时有求子观音，出生后北方人过年过节会拜灶神，家门口有门神庇佑，求财便向财神祈福，山川有土地神守护，河流由河神司管。可以说，天地万物皆被古人赋予了神灵。然而，中国人信神极具实用主义色彩。在中国，神仙并非高高在上、无所不能且无需负责的存在，而是要各司其职，接受严格的“KPI”考核。

山西民间的“晒龙王”习俗便是这种实用主义信仰的典型例证。倘若龙王未能降雨，百姓就会将其抬到太阳下暴晒，若仍无效果，甚至会对龙王进行打骂，直至降雨才重新将其供奉起来。这种对待神仙的方式并非现代才有，早在几千年前的商朝便已初现端倪。

商朝作为神本主义时代，拥有庞大的神灵体系，其中“帝”类似上帝，但商朝人较少对其祭祀，更多地是进行占卜以揣摩神意。即便在这样一个对神充满信仰的时代，也出现了敢于挑战神权的人物。如伊尹提出“妖不胜德”，武乙更是制作木偶天神并与之赌钱，赢后还对木偶进行殴打，这种行为无疑是对神权的大胆挑战。

到了周朝，统治者不再像商朝那样尊崇“帝”，占卜更多地成为一种政治操纵工具。同时，统治者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将天人关系从“君权神授”转变为“以德配天”，民本思想开始萌芽，神权在中国逐渐式微。从那时起，中国历史从神治走向德治，神在很大程度上沦为统治者的工具。所谓“天子”，更多是为了维护统治正统性的幌子。当统治阶级失去民心，新的力量便会揭竿而起，以“天命在我”为起兵的宣言。

在中国民间，神的体系庞大而复杂。人们依据灵验与否、身份地位以及自身需求来选择信仰对象。一个神要在中国被长久信奉，需要经历重重考验。首先，在其所属领域必须足够强大，若是凡人成神，还需有显赫的事迹引发人们的慕强心理。进入备选名单后，还要接受严格的道德考核，中国的神必须具备靠谱的行事准则，像西方神话中因争夺金苹果引发特洛伊战争的女神行为，在中国是不被接受的。福建泉州惠安县的解放军庙便是对神的道德标准的一种体现。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神必须灵验。中国人“唯灵是信”，如果神能实现愿望，人们就会宣扬其灵验，吸引更多人信奉；反之则会被抛弃。这种信仰方式充满实用主义，平时人与神互不干扰，有求于神时才开始信奉，甚至给人一种“贿赂神”的感觉。

既然中国人对各种自然神和多神信仰都带有实用主义色彩，那中国人到底信什么呢？当提及中国人最难以忍受的辱骂时，“骂祖宗”必然名列前茅。中国人对祖先和故土有着深深的留恋，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人独特的信仰——祖先崇拜。

春运期间庞大的客流量便是中国人祖先崇拜的一个有力佐证。为了在春节这个特殊时刻回家，14亿人口能产生50亿人次的客流量，这背后支撑的是中国人对故乡、家庭和血缘关系的执着。无论一年的境遇如何，春节都要回家团聚。这种对家庭和血缘关系的重视在中国古代就已体现。中国古代国家将祭祀与战争视为大事，而祭祀祖先在商朝就已成为重要的部分，这体现了“敬天法祖”的内涵，即敬畏上天，尊奉祖先，祈求祖先庇佑。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随着部落规模扩大，祖先崇拜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共同的祖先成为部落团结的血缘纽带，后来部落演化为邦族，祖先也成为宗庙供奉的对象。这种血缘纽带和祖先崇拜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一方面，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强化了祖先崇拜。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推崇的孝道和祖先崇拜成为封建统治的根基。晚辈尊崇长辈、祖先，以光耀门楣为己任，家庭以父为尊，国家以君为尊，君父观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也对血缘社会的保留起到了作用。

中国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内部土地肥沃适合农业发展，逐渐形成农业文明和定居文明。这种环境使得中国在历史发展中血缘关系不断扩张，从家庭到家族，再到部落联合体，最终形成国家。在这种传承性很强的社会发展模式下，祖先们积累的技术、物资和经验得以代代相传，他们对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创造24节气和农耕技术，到启发人类思想，祖先的功绩不可磨灭。

这种祖先崇拜发展至今，即使很多人明白祖先可能无法实际庇佑我们，但仍然会祭祖。祭祖更多的是一种缅怀和感恩，表达对祖先的不忘之情。在祖先崇拜和血缘纽带的影响下，中国人讲究家和万事兴，注重和谐包容。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尽管多次被北方游牧民族打败，但文化却得以传承。除了中国文明本身更为发达之外，这种文化上的包容使胜利者逐渐被同化。近代中国掀起西学之风时，依然秉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始终坚守中国心。

与中国不同，西方社会的观念有着明显差异。以希腊神话为例，其中频繁出现父子冲突的故事，这反映了西方社会的现实情况。西方主流国家多为海洋文明、商业文明，大量的航海活动打破了血缘纽带。在远航的大船上多是年轻力壮的个体，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关系而非长幼尊卑关系，血缘纽带松弛，长辈权威弱化，成年人以平等方式组成社会，从而产生了民主。

弗洛伊德认为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生源于儿子对父亲的反抗，这种观念在中世纪欧洲史中体现为儿子杀父、谋权篡位等现象。在这种社会观念下，西方形成了存在哲学、行动哲学，更重视个体存在。这种观念体现在国际事务上，美国作为典型代表，由于坚信对抗和个体利益，敌视任何挑战其地位的国家，认为蛋糕只有一块，别人多占自己就会减少。

而在中国社会，血缘纽带和祖先崇拜促使形成了一种强调群体关系的哲学。中国人见面往往先问籍贯，若为老乡便倍感亲切。在面对大灾大难时，中国人会因“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女”这一观念而团结起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将这种观念推广到世界范围，便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人认为蛋糕虽有限，但可以共同努力再做一块，倡导共同发展，这种格局与西方存在哲学形成鲜明对比。

在当今世界，110年前帝国主义因争夺殖民地爆发大战，80年前法西斯为转移国内矛盾向外扩张，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保卫国家。如今和平发展是主流，但战争威胁依然存在。中国秉持爱好和平但不惧战争的态度，对待朋友以美酒相待，对待豺狼则以猎枪相对。无论世界形势如何变幻，中国都将昂首屹立于世界东方，坚守自身文化理念，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守正创新，不断推动世界文明新形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