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鲁迅，很多人会联想到“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严肃形象，这也难怪，我们从小到大在课本上见到的鲁迅，都是这样一个革命战士的做派，包括他的文字。

然而，随着信息交流的畅通、网络的发达，越来越多伟人的真实事迹被不断的曝光，最终得以还原一个真实的伟人形象。我们以渐渐了解，其实鲁迅并非你我所熟知的样子。

陈丹青在《笑谈大先生》里说：“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而陈丹青口中的所谓好玩，指的就是鲁迅“清醒中不失趣味，毒舌中不失幽默”的为人。

相声艺术家于谦，有被人津津乐道的人生三大喜好：抽烟、喝酒、烫头。

而鲁迅先生也有津津有味儿的人生三大喜好：抽烟、写作和搞笑。

假设鲁迅先生生活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那么一定也将成为一个流量王、段子高手、随便一篇文章，光标题就有十万加、上热搜的潜质。不信你看他当年的文章，比如《人心很古》，比如《一思而行》，古话说人心不古，他就说人心很古；人家说三思而后行，他说一思而行，由此可见一斑。

鲁迅的祖父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生于1838年，浙江绍兴人。他是一位晚清举人，曾在翰林院任职，后做过江西金溪知县，做了3年多的知县老爷后，因为与上级不和，被弹劾免职。后来经人指点，卖田捐官，做了内阁中书。

1893年，卷入了科场行贿案，被光绪帝定位“斩监候”，因此坐了8年的牢，牢狱期满释放回家后3年病逝。

周介孚在世期间，主张小孩识字后可以先读小说，特别是《西游记》，然后再读《诗经》等书。

另外，周介孚还写了大半生的日记。从青年时期开始到临终前一天，用红条十行纸写，字迹工整、每年一本装订好。但周介孚写的日记，最终被鲁迅全部烧掉了，鲁迅说“我这次回来翻了翻，好像没有多大意思，写了买姨太太呀，姨太太之间吵架呀，有什么意思呢！”

关于贿赂科考主考官一事

当时正值光绪年间，考试作弊、贿赂考官一事已经十分盛行。当时周介孚在北京做官多年，又和科举的考官相识，就写了一封信并附上银票送给老相识。本来是一件手到擒来、简单的事情，但是却所托非人，周家的下人把一桩简单的事情，办成了大案，害得自家老爷入了大狱。

周家下人按照老爷吩咐，去送信和银票给当时的殷考官。正缝考官在船上接待苏州地方官员拜访之际。周家下人把东西给了考官的随从，随从看到是周介孚的信，不敢怠慢，直接送进去给了主人。殷考官当着苏州官员的面，接过信和银票，已是十分尴尬，但是他勉为其难的手下，在场诸位也都心照不宣。谁知，周家下人，见东西送到，却没有回音，在船外等的不耐烦了，就大声喊道：“老爷拿了银子，怎么也该给个话或者收条，小人好回绍兴交差！”见无人回应，周家下人在外面越骂越难听、还说殷主考拿了银子不办事，一下引来周围百姓围观。殷考官一时间恼羞成怒，将周家下人拿下，并交出银票和信件作为证据，交由苏州官员查办。

最终周介孚人赃俱获，丑事被层层上报，惹怒了皇帝，才被判刑坐牢，周家的考生也都被革除功名。

鲁迅的父亲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秀才出身，但屡次参加乡试未中，一直闲居在家。

由于鲁迅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判入狱，周伯宜也被革去了秀才身份，因此他十分伤感，经常借酒消愁，后来因为疾病缠身，又无良医救治，于36岁离世。

在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坐牢期间，曾经潜逃过，于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就被抓进监狱顶罪，后来周介孚回到官府自首，周伯宜才被放出来。这期间，使用了大量的钱财贿赂官府，从此也家道中落。

鲁迅的母亲

鲁迅的母亲鲁瑞，1858年，生于浙江绍兴。

她没有正式上过学，但却从小就喜欢学习，幼时塾师给她的兄弟上课，她就站在门外偷听。当门外偷听的权利也被剥夺之后，她就自学，自己找些书看，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人，最终达到了能独立看书的程度。

鲁迅的母亲从小接受传统的家庭教育，不仅孝顺父母、公婆，相夫教子，尽心尽职，而且待人和蔼、宽仁而富于同情心。她时常把自己不多的零用钱，送给急需的人。家里人有时对佣人说话不和气，她总是说：“不要大声小气说他们，即使他们做错了，可以同他讲么！”

她还给雇工做鞋、袜、衣服。2013年绍兴鲁迅故居内，还陈列着她做针线活用的工具，和亲手为王鹤照缝制的一只袜船。 鲁瑞还热心教王鹤照识字，并说：“我就苦得不会写，你学起来，可以记记账。”

鲁瑞乐观、开朗。有时，儿媳妇们因生气不吃饭时，她会说：“你们每逢生气的时候，便不吃饭了，这怎么行呢？这时候正需要多吃饭才好呢，我从前和你们爷爷吵架，便要多吃两碗，这样才有气力说话呀。”用周作人的话来说：“这虽然一半是戏言，却也不难看出她强健性格的一斑。”

鲁瑞性格坚韧刚强。她经历了中年丧夫，晚年丧子等一个个的巨大打击，但她仍能泰然处之，沉着应付。自丈夫周伯宜死后，她就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虽家庭破落，生活贫困，但她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一心要把三个儿子培养成才。所以，当鲁迅提出求学要求时，她顶住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变卖首饰，送鲁迅去南京的洋务学堂读书，以后又让鲁迅东渡日本去留学，接着鲁迅的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也一一走出了家门。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188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家中兄弟4人，鲁迅是老大，老二弟弟周作人、老三弟弟周建人，最小的弟弟早早就夭折不在了。

鲁迅从小就聪明伶俐，且记忆力很好。别人念十几遍才能背熟的东西，他念两三遍就记住了。1892年，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师从寿镜吾。老师看他记忆力好，就让他比别人多背一些，甚至让他一本书一本书的背，他最终都背出来了。

除了伶俐刻苦，鲁迅在小孩子的年纪，还十分的调皮，喜欢恶作剧。在三味书屋有一项必修课，就是“对课”，老师出一句“红华”，学生就要照着词义和平仄，选择相对的两字来对，比如“绿叶”、“紫荆”。鲁迅“对课”的成绩很好，经常受到寿镜吾老师的称赞。有一次，一位姓高的同学偷看了寿先生的对课题目，是“独角兽”，就悄悄来问鲁迅：“你说我对什么好？”鲁迅说：“你对四眼狗好了。”结果那个同学没多想，居然真的上课时这样和老师对了，岂不知寿镜吾眼睛近视，平时正戴着眼镜，听后勃然大怒，把那个高同学狠狠骂了一顿。这时的鲁迅却在旁边憋不住的咕咕笑出生声。

鲁迅虽然在城里长大，却不像一般城市少年人那般孱弱。他七八岁的时候经常被一个叫沈八斤，大他几岁的亲戚欺负，他非常生气，可是家里有规矩，不能和别人打架。于是鲁迅就用画画来发泄，画一个人躺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箭，上面还写着：“射死八斤”。

1893年，鲁迅12岁那年，由于祖父周介孚入狱，父亲周伯宜又重病不起，家道中落，全家避难于乡下。这时的鲁迅是家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年幼的弟弟，于是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就这样过早的结束了，他很快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间冷暖。父亲病重期间，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

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对他的打击也很大，使他从那时候起就明显的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鲁迅15岁，父亲去世，他开始写日记。

家庭的变故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个人身价百倍，家庭也随之受到世人的羡慕。这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为这个官僚出谋划策，奔走效力，接受这个官僚的馈赠。借着这个官僚的权势，自己也有了权势。这是当时读书人常走的第二条道路。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虽然这被当时的官僚所不齿，但到底可以发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

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抱着到“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

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这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在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这大大开拓了他的文化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1902年，鲁迅21岁，公费又赴日本留学。后又在日本进入仙台医院学医，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藤野严九郎。

从1902年开始的留学生活到1909年回国，对鲁迅的人生而言，从22岁到29岁这7年的人生黄金时节、也是最多愁善感的年龄，他是在日本度过的。

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后，开始是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

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

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他在《呐喊》的自序里也说过：“从那一会后,我便觉得学医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广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

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

整个7年的留学生涯，鲁迅的生活也有很多改变和趣事。

日本的先进文化，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而日本式的西方文明也让他大开眼界在日本期间，他总是喜欢穿日本的和服。在外出的时候，他也总喜欢套上袴褶，带着猎帽，穿着皮鞋。他喜欢穿留学生不大喜欢的木屐，有时甚至穿着木屐去逛夜市。中华料理店经常出售火腿和豆腐等中国食品，可他一次都没买过。能看到他在东京想要过一种日本式生活的努力。在不受中国生活方式阻碍的情况下，积极融入日本风俗方面，总觉得其中有某种志向。

鲁迅平生都留着两撇八字胡须，这也是当时日本的流行。这个从日本开始蓄留的胡须样式，他一直保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他是一个彻底沉浸于日本文化，并终于将试图融入其中的国际性的现实体验，升华到精神世界的高度的人。

鲁迅最为尊敬的人也是他的导师、日本人藤野先生。他视为终生朋友的人也是日本人内山完造，为自己和儿子诊治的医生仍然是日本人。甚至临终前的遗言，也是用日文写成的。可以说在日本的生活，给他的世界观、价值观的确立，带来了相当的影响。

鲁迅，这位开创中国近代语言文学先河的伟大文豪，在他从周树人变成鲁迅之前，还经历了漫长的11年彷徨期。

1909年夏天，29岁的鲁迅结束了他7年的日本留学生活，回国后回到家乡，对于没有背景也没什么过硬的学历的他来说，工作并不好找。经由同学许寿裳介绍，鲁迅成为了杭州、浙江两省师范学堂的生理化学教员。在那里，鲁迅任职约1年，其间，他曾经想过要编一本《西湖植物志》。他常独自或带领学生，到西湖周围采集植物标本。钱塘门外、葛岭、栖霞岭、孤山、灵隐、玉皇山等等都有鲁迅采集记录的足迹。最后《西湖植物志》当然没有编成。否则，我们今天知道的鲁迅，就是一个植物学家了。

除了在西湖周边采集植物标本，鲁迅在杭州还有一个经常去的地方就是当时的浙江省图书馆，他借来大量的线装书阅读、誊抄，后来又将他们汇成了《古小说钩沉》。

1910年，鲁迅经历了以夏震武被逐出学校为结局的“木瓜之役”。当年8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

1912年，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应蔡元培的邀请，鲁迅到南京任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郭沫若在谈到鲁迅时，曾说过：“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

的确如他所说，鲁迅当年在绍兴老家的困顿，以及后来能进入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蔡元培的引荐。甚至可以说，知道鲁迅的病逝为止，蔡元培是尽了他的没世不渝的友情的。

蔡元培比鲁迅年长13岁，同是浙江老乡。光复会成立后，蔡元培任会长。1912年，蔡元培又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参与了教育部的筹建，于是向蔡元培推荐了鲁迅。

蔡元培听到鲁迅的名字，直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当时的鲁迅，对辛亥革命后的绍兴也是失望至极，接到许寿裳的两封信后，便受邀去了南京。后来临时政府迁去北京，教育部也随迁，鲁迅也被蔡元培特别照顾，去了北京。

1919年12月底，鲁迅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也通过蔡元培的关系，为弟弟周作人某到了一份北大文科教授的职务。于是，鲁迅开始安排接母亲鲁瑞和妻子朱安、以及弟弟周建人一家到北京，兄弟三人一起，开始了在八道湾十一号院的大家族生活。

从1912年开始到1926年，鲁迅做了14年的政府官员。期间他所在的教育部，蔡元培辞职后，教育部的总长、次长如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但鲁迅因为耿直的性格一直处于原位，职位晋升方面没有太大的改变。

这期间鲁迅也一直慨叹，这些粉墨登场的官僚，不是来办教育的，他们就是来做官的。教育部这个岗位，也是人浮于事的岗位，鲁迅在无正经事可做的时候，就只能抄古碑、搜集金石拓本、通过辑录和勘校古书来消磨时光。

从1920年开始，由于生活相对安定、公务也相对清闲，又受到蔡元培的邀请，鲁迅从开始到北京大学去做兼职讲师开始，开始了在北京8所大学做兼职教师的生涯。

朱安

1906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三番五次接到母亲催归完婚的电报。鲁迅回说，让姑娘另嫁他人为好。母亲电报的内容改为：母病速归。孝子鲁迅匆匆回国，等待他的当然是一场婚礼。这位生性开朗、喜读小说的母亲鲁瑞，一生与鲁迅情感极好，唯独在儿子婚姻这件事上，做了她应该做又万不该做的强迫。

鲁迅与朱安被迫完婚后，新婚当晚，鲁迅在洞房坐了一宿，彻夜未眠。之后的几天，他去到母亲的房中看书、入睡。4天后，鲁迅以“不能荒废学业”为理由，再次回到日本求学。

1909鲁迅回国后，也以公务缠身为由，很少回家，并且对朱安刻意回避，直到终老。

许广平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开始和他一同供职教育部，后来去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校长。在许寿裳的邀请信，鲁迅在女子师范学校担任小说史教员。许广平当时正是学校的一名学生。

鲁迅留给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印象是：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着，当得“怒发冲冠”。衣上多补丁，皮鞋四周也满是补丁，在讲坛上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丁，也掩盖不住了。

受青年敬仰的导师鲁迅，除了在思想上闪烁着刀锋般的睿智与光芒，在生活上，依然是中年荒落，满身补丁。在他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课堂上，学生许广平每每坐在第一排，目光明亮而热烈，写满激情与崇拜。

1925年3月，鲁迅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信中向他求教“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等问题，信末署名是：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鲁迅当天就回了信，令许广平欣然不已。多年后，这次的通信，被视为鲁迅与许广平最初的精神交往。

此后，两人的心灵火花在频递的书信中不断地迸发。通信一个月后，许广平第一次到鲁迅西三条的家做客。坐在鲁迅命名为“老虎尾巴”的书房中，许广平有一种“探险”的奇特情感。

然而，鲁迅的身上毕竟积满了数十年旧生活的灰尘，让他沉重得难以耸身一摇，轻易迎接新的爱情。他的内心挣扎又彷徨：“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手。”鲁迅向许广平解剖了自己的种种“旧疴”与“不配”，末了质问：“为什么还要爱呢？”许广平用英国诗人勃朗宁的诗来应对，回答得无比清脆：“神未必这样想！”

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与一个绝望的存在主义者，加之在禁欲生涯里禁锢成城堡的肉身，鲁迅对爱情陷于一种憧憬而焦虑的两难抉择。就在两人确定恋爱关系的前后几天，鲁迅创作了他的爱情伤感小说《伤逝》，表达自己对没有附丽的爱情的怀疑与反思，也是对许广平的一种回答。

1925年10月，两人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然而这种结合，受到了当时社会的诸多的舆论攻击。

向来鼓吹文明与性解放的二弟周作人，撰文抨击鲁迅此举是“一个道貌岸然者的‘色情’私奔”；一封署名为“崇拜鲁迅的青年”的匿名信则说：“鲁迅先生，昨与某某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警戒之……”

在种种压力之下，鲁迅在两人结合的初始，仍带着肉身的沉重与思想的禁锢。他向朋友介绍许广平时，称其为自己的“助手”。朋友许钦文邀他们到杭州，为他们补度蜜月，鲁迅却让人预定了一个3人间，嘱咐许钦文：“白天有事，你尽管去做，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于是，住宿安排得十分别扭：鲁迅与许广平分睡两边床，许钦文作隔山，睡在中间床。

在许广平怀孕5个月后，他们终于向亲朋好友公开了同居事实。1929年9月，海婴诞生。鲁迅以一个丈夫与父亲的身份，沉浸在欢悦之中。那日清晨，鲁迅手持一棵小松树，把祈福与感恩之心，轻轻放在母子俩的床边。

生命的怒放与生命延续之喜悦，催开了鲁迅性情中极为温柔的一面。他用温度计给海婴的洗澡水量温度；他用深情的口吻给日本医生坪井写《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在鲁迅的生命中，许广平充当了诸多角色：学生，秘书，精神战友，生活伴侣。在生活与工作上，物质与精神上，承担起了事无巨细的责任。为鲁迅查资料，找参考，抄稿，记录谈话，保管文稿，接待来客，打理家务，安排生活用度……

鲁迅曾对许广平说：“做一个文学家的妻子，是很难的。”

鲁迅作品中的片段：

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1919年《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

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1925年《两地书》

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1925年《忽然想到·七》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1926年《这个与那个》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声，使我时时反顾。——1926《朝花夕拾》

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智能嗥叫的动物，是在免得不得“颜厚有忸怩”。——1926《狗猫鼠》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1927年《无声的中国》

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惩罚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1927奶奶《答有恒先生》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瑕，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1932年《三闲集 · 序言》

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彷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他们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1933年《海上的儿童》

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1933年《经验》

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罢，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像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

鲁迅的主要贡献：

一、对封建礼教的鞭策，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全是“吃人”二字.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这是对封建礼教的一次无情的鞭策，这篇小说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

毛泽东评价鲁迅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二、揭出底层人民思想的病痛，让他们在沉睡中苏醒。

鲁迅的小说主要描写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他笔下的华老栓、阿Q、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在旧社会那样一个病态的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不是关心和帮助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

底层人民生活在无爱的世界，深受生活的折磨，对自己的命运采取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辱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辱时的郁积怨愤之气。

这些中国旧社会的深刻弊端，在鲁迅小说生动的人物描绘之中，暴漏无疑，引起人们的反思。

三、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

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白话文，能够很快被普通民众所接受。使中国共产党的在文化宣传方面少了很多障碍。能够使军民更好的团结一致，共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在以后的时期，很多非常接地气的文学作品也应运而生，如曹禺的话剧《雷雨》，反映了封建家庭的腐朽给女人造成的灾难。解放战争前夕的话剧《白毛女》，讲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而共产党让鬼变成人”的故事。这些非常深入人心的作品都是建立在白话文的基础上的。

而鲁迅在促成这一事业的发展方面，贡献的力量无疑是不可忽视的。

鲁迅的名字，可以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除了在课本上背诵过多篇他的文章外，很多人对他是一无所知的。

当得知鲁迅一生中最大的伤痛中，包含一项，就是他和弟弟周作人的兄弟决裂时，顿感原来这样的伟人，也和普通人一样拥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痛苦。

出生和成长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新时期转换的过度时期，恐怕可以说是鲁迅最大的背景和无奈。

首先，如果不是因为生活在那样一个不确定、动荡不安的时期，鲁迅也许不会成为一个愤怒的革命者，那么他也不必为封建礼教下母亲安排的不幸婚姻而绑架束缚，更加不用为揭露吃人的社会而愤愤不平，英年早逝。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以鲁迅这样严于律己、对社会、对周围的人有更高要求的个性，即使生活在当下的社会，也未必就能一切遂愿，过的安稳、舒坦，也可能是横眉冷对社会的愤怒状。但是生活在当下，很可能被当作愤青、或者更有甚之是社会的异类。也正是因为生在那样一个中国转折的历史时期，他的个性，促成了他的精神转换，从而给迷茫中的人们以方向，他才成为了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

可见凡事都有两面性。

看到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对于身为一个男性、不免为他感到惋惜和悲哀。毕竟，40几岁才迎来真正的爱情，才老年得子，这一生是积蓄了多少的愤怒和悲苦，只有本人自知。

而对于鲁迅留学日本的经历，相信后世的种种猜想和诟病，都不能改变或者动摇什么。但鲁迅显然也是受到了那一段留学经历的深刻影响的。包括他后来的个人形象定位、生活方式等。但是这种影响，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是否爱国的概念。鲁迅的生命里，无论向前走向哪里，那一段日本留学的经历，他所接触过的人和事，都将影响他的一生，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而正是这种保有着传统的思想，又看透社会的真相的矛盾，不断折磨着鲁迅，他想唤醒人们突破枷锁，但他自己却身在枷锁之中。为了维持大家族的表面上的一体化和融合，他担起家族长子的担子，试图维持一派家族兴旺、人心团结的景象，而拼命的工作赚钱，维持体面。但这种美好的愿望，最终被弟弟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一手打破。同时也为鲁迅在后来遭遇的撂倒生活埋下了深深的隐患。我想在维护一个小家族的理想破灭以后，鲁迅是痛心疾首的，然而却无处诉说。

我们说一个人是伟大的人，不是因为他生而伟大，而是在他所处的当时当刻的环境下，能突破局限、打破界限，能完成一种对后世人来说轻而易举，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说，走在前面、战胜不可逾越的精神，就像是吃螃蟹的第一人的勇敢。

鲁迅活着的时候，学业未完、仕途也不顺利。甚至他呆过的地方，每到一处，都有他看不惯的人和事，也满是不喜欢他的人。但是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却从来没有动摇过，也没有因为别人的质疑而改变过，他对人性的体察、对事实的洞明、敏锐，前所未有，他也将这份智慧在文字上发挥到了极致。

也许在今天，人们已经感受不到鲁迅的文字引领思潮、推动五四运动的意义究竟有多大。但是鲁迅的文字依然是值得一读再读，是经得住推敲的文字。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虽然不了解旧时代的悲哀，但是鲁迅作为一个反抗者、一个斗争者、一个革命者，对他所处时代的深刻领悟，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不是说我们要像他一样，去反抗、去斗争、去革命什么，而是像他一样，真正的关心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思考我们未来吧！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