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80年代末，20岁出头的苏童以“先锋”的姿态在文坛崭露头角，他和当时的马原、余华、格非、洪峰，被称为“先锋文学五虎将”。

即使你没有读过几篇苏童的小说，但是对于由他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你应该是耳熟能详的。

苏童，1963年出生于苏州，原名童忠贵。

苏童家一共有4个孩子，两个姐姐，一个哥哥，苏童在家排行老四。

苏童的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水泥厂的工人。在苏童的随笔中，他曾多次提到父亲每天总是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来去匆匆。而母亲则因为家中子女众多、生活拮据，身患多种疾病，每个月依靠父母的80多元收入，支撑他们这个六口之家。

苏童从小对自己的名字感到痛苦，经常因此而蒙羞。虽然小学的同学还不知道嘲笑人，但大家就是觉得她这个名字怪，人家都叫志国、建强，他叫“忠贵”，因此他对这个名字相当抵触。

后来，在苏童创作的小说当中，人物的名字都取的非常好，比如颂莲、织云等等，都是让人听上去愉悦的名字，苏童说这正是她对当年的“个人创伤”的一种反思。

后来由于写作，苏童有了机会给自己改名字，于是当年他就模仿鲁迅，用自己的出生的地方作为姓，后面放了自己的姓氏。苏童，可以理解为来自苏州的童忠贵。让苏童自己的都没想到的是，这个名字后来成为他一生一个重要的标签。现实生活里，最终他的老父亲，也开始在叫他的时候，叫笔名了。

苏童从出生到十八岁高中毕业，一直生活、学习在苏州。

苏童的童年多病，是父母的爱，让他活了下来。9岁那年，读小学二年级的苏童患上了很严重的肾炎和并发性败血症，不得不休学在家。

少年苏童跟随父母，频繁的进出医院，每次他都是坐在父亲残旧的自行车上面，父亲推着他、母亲则在后面默默的抚着他。在这样求医治病的坚持中，苏童也深刻的感受到了父亲的坚强和母亲的伟大，一推一抚的日子持续了1年多时间，这些亲情、感动和对生的执着渴望，都让小苏童刻苦铭心。

也是因为生病的痛苦，每日坐在垫着旧棉被的藤椅、喝着黑苦的中药的日子，挤走了苏童所有的稚气的幸福感觉，使九岁的他便尝到了恐惧死亡的滋味。这种童年时对死亡的体验，使得苏童作品中总是弥漫着一种生命的脆弱和不确定性，以及人对死亡恐惧的氛围。同时，也早就了他敏感、爱幻想、同时又天马行空的创作底色。“我现在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在描绘死亡，可以说是一个惯性，但这个惯性可能与我小时候得过病有关。”

1980年，苏童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9月初，他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从此离开了古劳潮湿的苏州城。经过20个小时的陌生旅程，他走出了北京站。苏童清晰的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广场上有大批的人流和10路公共汽车天蓝色的站牌。

谈到4年的大学时光，苏童说，对于他整个生活，甚至对他的一生来说，意味着打开一个门，或者说打开一扇窗，这个不止是作为一个今天看来正常人完成学业的需要，他在那里是打开的是人生的第一扇窗的地方，它的意义不仅仅限于文学。

对于来到师大读书，苏童笑谈，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运，我在生理上的青春期已经过了，所以因此我会迎来一个非常固执、非常执着的另外一个时期，所谓痴迷于文学，把自己变成一个写作机器。

四年的时光里，苏童真正的感受到了一种自由的气息，他是如此怀念那时的生活，下了第二节课背着书包走出校门，搭乘22路公共汽车到西四，在延吉冷面馆吃一碗价廉物美的朝鲜冷面，然后经过北图、北海，到美术馆看随便什么美展，然后上王府井大街，游逛，再坐车去前门，在某个小影院里看一部拷贝很久的日本电影《泥之河》。

那一时间里，苏童开始大量的写诗歌、小说并拼命投寄，终获成功，1983年的《青春》、《青年作家》、《飞天》和《星星》杂志初次发表了他的作品。

大学毕业后，苏童选择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南京。

他在南京艺术学院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做辅导员。因为性格内向，而且对这份工作也并无热爱可谈，他工作的状态一般。也幸而在学校中不受待见，他又经朋友引荐，去了《钟山》杂志，成了当时杂志社中最年轻的一名编辑，从此他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都趋于稳定。

而就在一切都稳定下来之后，苏童也幸运的完成了人生大事，结婚。

他的结婚对象，正是他的初恋，以及中学同学魏红。说起两人的结合，还有一段比小说更沁人心脾的经历。

苏童和魏红两人的父母是在同一个单位上班的同事，所以在两个孩子还在襁褓之中时，两个人就算是认识的。从小学到高中，两人都在同一个学校里读书，但是却没有什么来往。知道进入苏州的39中后，苏童引起了魏红的注意。因为那时候每学期一公布成绩，苏童的名字总是排在前面，而且苏童的作文总是被评为范文张榜展览。

同样，苏童也被魏红吸引着。魏红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大小节目的娱乐活动都由她主持，不仅歌唱得好听，舞也跳得美。两人之间那层朦朦胧胧的感觉就是从这儿散开来的，但身为学生会主席的苏童从不敢张嘴和有所表示，倒是魏红胆子稍大点儿，揪住搞文艺活动的机会，非拉苏童下水联袂表演节目不可。

但高中时光转眼就结束了，还未等苏童鼓起勇气向魏红说点什么，他们就即将各奔东西。直到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南京做辅导员，苏童在寂寞孤独中创作小说，又想起了那个中学时在舞台上表演西藏舞、送军粮节目的魏红。

于是苏童最终鼓起勇气在二姐面前求救，二姐欣然替苏童当起了红娘，把一根红线牵到了邻居魏红家。当猝不及防的魏红得知来家坐坐的苏姐原来是为苏童提婚时，顾不得脸红就一口答应了。

于是1987年，两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并且于2年后，有了可爱的爱情结晶，女儿天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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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之路

结婚之后的苏童，创作也迎来了高峰期。

1987年，他完成了短篇小说《桑园留念》发表在《北京文学》第二期，这篇小说被苏童认为是自己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

同年，苏童在《收获》的第五期发表了《1934年的逃亡》而一举成名，同洪峰、格非等一起成为先锋小说的领军人物之一。

1988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苏童的小说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同年，苏童在《收获》杂志发表个人最著名的代表作《妻妾成群》，后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并获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90年代之后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先后发表、出版了《妇女生活》、《米》、《我的帝王生涯》、《城北地带》、《菩萨蛮》等小说。

2005年出版长篇小说《碧奴》。

2007年7月，苏童参加“中德·名城·名家·名作”城市推广交流活动。由中国当代文学先锋代表作家苏童和德国知名文学家米歇埃尔·罗斯博士为两国代表，互访两个半月。八月，他应歌德学院邀请去莱比锡做住市作家，在莱比锡生活了三个月，并作有《莱比锡日记》，这次德国行成为了苏童在德国的最美好的经历，而《河岸》也正是在这期间开始动笔的。

2009年出版《河岸》，获第三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和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被苏童认为是自己2009年之前为止最好的作品。

2013年苏童的新长篇小说《黄雀记》在《收获》 （2013年第3期）发表。

苏童的创作的作品当中有长篇小说，但是大部分还是短篇小说。

他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区别，形象的比喻成建一座宫殿和盖一座凉亭的区别，只是工程量不一样而已。在苏童看来，之所以钟爱写短篇小说，更多的来源于他对精雕细琢这件事的热爱。

苏童说：我写一部短篇小说，原本计划五天写完，再怎么不顺利，最多用三十天一定能写完，很少发生意外。但是，长篇小说则很难说，因为它需要计划的东西太多了，一根柱子或横梁出现问题，整个宫殿就可能没法建成。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例子，一个人写长篇一开始写得志得意满，但后来没法完工，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写短篇小说可以考虑得很周全，作者考虑的范围甚至多于小说所需要的，但没有一个作家有能力把长篇小说的每句话、每个细节都事先安排好。别说是那种上百万字的鸿篇巨制，就是十五六万字的小说，可能刚写到一半，开头人物的名字就不记得了，得去翻，看到底是叫“建国”还是“治国”，好多作家可能都有过这种体会。

苏童作为作家，经常被人误以为是女作家。

苏童被认为是“身体里住着一个女人”的，最会描写女儿的男作家。

莫言曾说，“苏童对女性的这种天生的理解、对女性情感的天生的准确把握，起码是我望尘莫及的。”

对于这些评价，苏童有时候是一脸茫然的。

他说：以前国内确实很少有男作家去认真刻画女性。我写颂莲这些女性角色，最初完全是好奇，想探索一下。男人也好，女人也罢，首先都是人，是小说中的人物，性别差异导致的思维不同，完全可以靠着想象弥补。文学史上，那些标志性、典型化的女主人公，也的确有很多是男作家手笔，比如林黛玉、薛宝钗，还有国外的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

苏童曾经说过，自己前15年的经历，已经够他写50年了。

苏童的少年系列小说数量，和其他的作家相比是比较多的。他笔下以“香椿树街”为背景的小说，近乎于他创作总数的一半。这种对少年时期的反复书写，恰恰体现了这个作家对生命宿命性的一种认知。因此他的作品中总是不断的上演着寻找、逃离、再逃离的过程，他笔下的少年永远奔波在路上。而宿命性的认知，又让作者专注于表达人受难时的声音，所以少年系列小说被反复地书写着，不断的展示这种痛苦就是作家表达对世界的认识的方式，因此构成他大量的写作并以痛苦为内容的特点。

不得不说是因为只有诉说才有可能遗忘。因为，诉说是超越过去的苦难的一种方式，“那些被固置的创伤记忆只有在一遍遍的说与写中才能被客体化，被超越和遗忘。然而，遗忘也是不可能的，写作只是把那个活在灵魂深处的受了伤的孩子制成标本供奉着，而不任由他尖利的哭声一遍遍刺破成年后的耳膜。

从苏童26岁就写成的《妻妾成群》开始，苏童对人性一直抱持着悲观的态度。但从青年创作开始，几十年间，苏童要表达的人性主题也一直在演变和深化。苏童坚定的认为，人性到了最后，无所谓好坏、善恶，没有办法分的那么清楚。在苏童看来，人远远比你想得复杂，不要用真善美概括，也不要只以恶的形式表现。作家能够源源不断写下去，关键就是人性太复杂了，作家永远的使命就是去探索人性。

当一个作家站在对人性探索的高度去理解自己的创作的时候，很多事情变得简单，只要这些作品中有他要表达的人性的可能性，那就都是一种具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

愿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包括影视创作在内，更多的作家和导演能保持一颗初心，深入的挖掘自己的人生体验，并能将它以看得见的形式输出，让世人共勉。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