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名字并不为人熟知。

但很多人看过由她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电视剧《长恨歌》。

王安忆作为一名上海作家，常被人拿来和张爱玲做比较，然而她却坚持认为自己并不像张爱玲。

作为一个上海女人，她身上有着上海女人特有的现实与独立。在王安忆看来上海的女人并不优雅，优雅的女人只存在于闺房之中，而一个女人要独立，就不能优雅。

王安忆可以说是一个从文学世家走出来的女作家。

王安忆的父亲王啸平，1919年出生在新加坡，祖籍福建同安。他参加过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1962年，调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任导演，直至1982年离休。他是一位优秀的导演，他所执导的剧目，在那个年代十分受欢迎，他早期撰写的一些涉及舞台艺术的论著，也曾在广大戏剧工作者、特别是部队戏剧工作者中，产生过很大影响。

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1925年出生，是浙江杭州人，她是当代著名的女作家，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善于从小的角度去反应时代的本质。17岁随兄参加新四军，先在苏中公学读书，以后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任过演员、组长、分队长、创作组组长等职。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在《文艺月报》做编辑。

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女作家，在“继续革命”年代，她另辟一隅，写出《百合花》、《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如愿》等作品，从小处着眼，以小见大，将“家务事，儿女情”的日常生活融进革命叙述。

王安忆的家中，有1个姐姐、1个弟弟，姐弟共3人。

王安忆，1954年3月生于江苏南京，原籍福建省同安县。

刚满1岁的王安忆跟随母亲来到上海，然后她在上海度过了自己的小学、初中时光。

王安忆的母亲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没有想要把安忆培养成作家。我倒曾希望安忆长大以后做个医生，靠一技之长安分地治病救人。平心而论，经历了过去那么多风风雨雨，真不愿意让孩子们再去涉足是是非非的文学艺术。”

但王安忆小时候就喜欢写作，小时候王安忆各门功课都不错。60年代的国内政治运动开始后，重点中学也不能上了。不久，妈妈茹志鹃小心翼翼地包藏了十多年的秘密，被无情的造反派贴的大字报揭开在孩子们面前：他们的父亲王啸平曾经戴过“右派”帽子。

姐姐安诺为此大哭起来，安忆也哭红了眼睛，感到了害怕。那时节，全家人惶惶不安。此情此景后来在安忆的小说《墙基》里作过生动的刻画，超过了当时成年人的想象。

后来，王安忆的父母去了“五七干校”，姐姐安诺去了安徽当了插队知青。按当时的规定，王安忆本可以不下乡插队的，但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实在寂寞没意思，一年以后的1970年，刚刚初中毕业的王安忆铁定了心也去了安徽淮北农村……母亲伤心地哭了，安忆心里却充满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幻想。那年她还只16岁啊，不过留在上海也的确太寂寞了。

王安忆经过了艰难的跋涉，来到了宿县，这是当年安徽省的“西伯利亚”，一个最穷困的地方，吃水要到远处去驮，天黑没有油灯的穷地方。那时，安忆住在一个农民家中，与主人家的五个儿女同住一屋。这对沉默惯了的王安忆来说，连一个清清静静想父母、想上海、想其他许多有趣事的角落都没有了。加上白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对于这个上海小姑娘来讲更是不堪负担了。下农村后不久，就遇到了秋收秋种，在收割黄豆时，她拿着镰刀去割豆棵，每一根并不粗壮的豆棵都要花大力气才能砍下来。割了不多一回儿，手掌中起水泡了，接着再砍，手也肿起来了，再就是腰酸背痛，再后来就连滚带爬把浑身力气全扑上去也不管事了，抬头看看，前面仍是那一大片站立着的黄豆棵在等着她呢。

在农村期间，王安忆和母亲几乎每周通信2次，在信中，她无拘无束的书写着她当时的生活环境，无意中开始了创作生涯的练笔。

以下摘自王安忆在《作家文摘》中发表的对成长经历的记录文字。

妈妈时常辅导我们功课，尤其是算术。她不希望我们去搞文科，而要我们搞理工科。她明白理工科的基础，在小学里便是算术了。有一次，临近大考，她辅导我“换算”。她一定要问我：“一丈等于多少米。”我说：“老师只要我们知道一米等于多少市尺就行了。”可是，妈妈说，“万一有一道题目是一丈等于多少米，你怎么办呢？”她的逻辑是对的，我想不出任何道理来反驳，于是便只能跳脚了。

其实，她辅导我语文恐怕更合适一些，可她并不辅导，只管制我读书。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妈妈把那些不适于我读的地方全部用胶布贴了起来，反弄得我好奇得难熬，千方百计想要知道那胶布后面写的是什么。

后来，我和姐姐先后去插队，终于离开了家。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地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等等。妈妈便说；“这是个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写一个散文。”这时候，我已年过二十，大局已定，身无所长，半路出家的大提琴终不成器。在我们身上寄托的理工之梦早已破灭。又见我一人在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许多无事烦恼，便这么劝我了。之后，闲来无事，写成了一篇散文，不料想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

然后，我便开始舞文弄墨，每一篇东西必须妈妈过目，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正，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次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正。她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我常有不同意之处，可是总不如她合乎逻辑，讲不清楚，于是又只好跳脚了。

然后，我去了北京讲习所，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妈妈手里，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她看。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她的意见。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写得飞快，一篇连一篇，她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终于有一天，她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封信，随我去了。风筝断了线，没头没脑地飞了起来，抑或能飞上天，抑或一头栽了下来，不过，风筝自己也无须有什么怨言了。这后一封信是在我爸爸的劝说下写的，爸爸劝妈妈不要管我，随我自己写去。这是爸爸对我们一贯的政策，他对我们所有的担心只有一点，就是过马路。出门必须说一句：“过马路小心！”其他都不管了。似乎普天下只有过马路这一危机，只要安全地穿过马路，人平安无事地在，做什么都行，什么希望都有。倒也简练得可以。

长大以后，说话行事，人家夸，总夸：“你爸爸妈妈教养得好。”有所不满，总说：“给你爸爸妈妈宠坏了。”似乎，对于我们，自己是一点功绩也没有的。或许也对。小时候，我喜欢画画，画的画也颇说得过去，老师总说：“和你姐姐一点不像。”可无奈大人要我学外语，请来教师，一周三次上英语课。我只能敷衍应付。到了末了，连敷衍也敷衍不下去了，只得停了课。

如今，我每周两次，心甘情愿地挤半小时汽车，前往文化宫学习英语，苦不堪言地与衰退的记忆力作着搏斗，不由想，假如当年，父母对我拳棒相加，也许这会儿早能看懂原版著作了。再一想，假如当年，大人听顺我的志趣，或许现在也能画几笔了。倒是这样似管非管，似不管非不管，弄出了个做小说的梦。想来想去，儿女总是父母的作品。他们管也罢，不管也罢，都是他们的作品。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1972年，王安忆结束了在安徽淮北宿县的插队生活之后，回了城里，费劲周折考入了徐州文工团。徐州文工团对王安忆来说是个十分重要的地方，因为在那里她认识了丈夫李章。

王安忆回忆说：那时候文工团单身的很多，大家都急急忙忙的谈恋爱。

王安忆当时是文工团的大提琴手，在文工团里，大家听说了她是单身，追求者呼呼啦啦的很多，其中有一个就是她的丈夫李章。李章有才华，人又朴实不失幽默，于是很自然的打动了王安忆。

1981年，27岁的王安忆和李章结婚了。王安忆先于丈夫李章调回了上海，时隔5年，李章才也回到上海，这期间两人一直是分居两地生活。李章回到上海之后，不但两个人的婚姻状态回归正常，王安忆的写作事业也渐渐规律化。

李章当时在出版社上班，8小时候坐班，生活规律。受到李章的影响，王安忆开始上午写作、下午看书，晚上陪伴家人。结婚之后的三十几年，两个人走过风风雨雨，一直保持着最初的质朴的情感。李章常常打趣说，别人家是夫唱妇随，但我们家是妇唱夫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李章为了让王安忆腾出时间写作，包揽了家里买菜、洗衣、洗碗等家务，而王安忆一旦有机会去国外参加研讨会，李章也常常陪同。

但在王安忆眼中，丈夫却并非一个“小男人”，每当王安忆遇到什么事情，都会征求他的意见。比如学习上网这件事，王安忆觉得对她来说这相当于赶鸭子上架，在请示李章之后，她兴致冲冲的告诉朋友：“我家李章批注了，可以不用学上网。”

王安忆说，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婚姻和写作。与李章结婚，让她找到了生活上的归宿，而写作让她找到了事业的归宿。

以下摘自王安忆的文章，记录了她和丈夫李章的生活。

原先，我们的小窝不开伙，单身的日子也过得单纯，可调到一地，正式度日，便再不好意思天天到娘家坐吃，自己必须建立一份家务。

我们在理论上先明确了分工，他买菜、洗衣、洗碗，我烧饭。

他的任务听起来很伟大，一共有三项，而我是一项。可事实上，家务里除了有题目的以外，还有更多更多没有名字、细碎得羞于出口的工作。他每日里八小时坐班，每天早上，洗过脸，吃过早饭，便骑着自行车，迎着朝阳上班去，一天很美好地开始了。而我还须将一整个家收拾一遍，衣服晾出去——他只管洗，晾、晒、收、叠均不负责。床铺好，扫地，擦灰等一切弄好，终于在书桌前坐下的时候，已经没了清晨的感觉。他在办公室里专心一意地工作，休息的时候，便骑车出去转一圈，买来鱼、肉或蔬菜，众目睽睽之下收藏在办公桌下，当人们问起他在家干什么的时候，他亦可很响亮地回答：“除了买菜，还洗碗、洗衣服。”十分模范的样子。于是，不久单位里对他便有了极高的评价：勤、会做等等。

而谁也不会知道，我在家里一边写作一边还须关心着水烧开了冲水，一会儿，里弄里招呼着去领油粮票，一会儿，又要领八元钱的生活补助费……多少工作是默默无闻的，都归我在做着，却没有一声颂扬。

并且，家务最重要的不仅是动手去做，而且要时时想着。比如，什么时候要洗床单了，什么时候要扫尘了，什么时候要去洗染店取干洗的衣服，什么时候要卖废纸了，这些，全是我在想，如有一桩想不到，他是不会主动去做的。最最忙乱的是早晨，他赶着要上班，我也急着打发他走，可以趁早写东西。要做的事情多得数不清，件件都在眼前，可即使在我刷牙而无法说话的那一瞬间，他也会彷徨起来不知所措。

虽是他买菜，可是买什么还须我来告诉他，只有一样东西他是无须交代也会去办的，那便是买米和面包，在农村多年的插队生活，使他认识到，粮食是最重要的，只要有了粮食，别的都不重要了。所以，米和面包吃完的时候，也是他最慌乱和最积极的时候。

平心而论，他是很够勤勉了，只要请他做，他总是努力。比如有一次我有事不能回家做饭，交代给了他。回来之后，便见他在奔忙，一头的汗，一身的油，围裙袖套全副武装，桌上地下铺陈得像办了一桌酒席，确也弄出了三菜一汤，其中一个菜是从汤里捞出来装盆独立而成的，因为曾听我说过，汤要炖得碧青才是功夫，于是就给了我一个清澈见底的汤。

可是，他干这一切的时候却总有着为别人代劳的心情。洗茶杯，他会说：“茶杯给你洗好了。”买菜，他则说：“菜给你买来了。”弄到后来，我也传染了这种意识。请他拿碗，就说：“帮我拿一只碗。”请他盛饭，说：“帮我盛盛饭。”其实，他应该明白，即使他手里洗的是我的一件衣服，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工作。可是，他不很明白。

以往，我是很崇拜高仓健这样的男性的，高大、坚毅、从来不笑，似乎承担着一世界的苦难与责任。可是渐渐地，我对男性的理解越来越平凡了，我希望他能够体谅女人，为女人负担哪怕是洗一只碗的小小的劳动。须男人到虎穴龙潭救女人的机会似乎很少，生活越来越被渺小的琐事充满。都市文明带来了紧张的生活节奏，我越来越密集地存在于有限的空间里，只须挤公共汽车时背后有力地一推，便也可解决一点辛苦，自然这是太不伟大，太不壮丽了。可是，事实上，佩剑时代已经过去了。

曾有个北方朋友对我大骂上海“小男人”，只是因为他们时常提着小菜篮子去市场买菜，居然还要还价。听了只有一笑，男人的责任如果只扮演成一个雄壮的男子汉，让负重的女人欣赏爱戴，那么，男人则是正式的堕落了。

所以，我对男影星的迷恋，渐渐地从高仓健身上转移到美国的达斯廷·霍夫曼身上，他在《午夜牛郎》中扮演一个流浪汉，在《毕业生》中扮演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克雷默夫妇》里演克雷默。他矮小，瘦削，貌不惊人，身上似乎消退了原始的力感，可却有一种内在的，能够应付瞬息万变的世界的能力。他能在纽约乱糟糟的街头生存下来，能克服了青春的虚无与骚乱，终于有了目标，能在妻子出走以后像母亲一样抚养儿子——看着他在为儿子烤法国面包，为儿子系鞋带，为儿子受伤而流泪，我几乎以为这就是男性的伟大了，比较起来，高仓健之类的男性便只成了诗歌里和图画上的男子汉了。

生活很辛苦，要工作，还要工作得好……要理家，谁也不甘比别人家过得差。为了永远也做不尽的家务，吵了无数次的嘴，流了多少眼泪，还罢了工，可最终还得将这日子过下去，这日子却也吸引着人过下去。每逢烦恼的时候，他便用我小说中的话来刻薄我：“生活就是这样，这就是生活。”这时方才觉出自己小说的浅薄，可是再往深处想了，仍然是这句话：这就是生活，有着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却也有同样令人不舍的东西。

虽有着无穷无尽的家务，可还是有个家好啊，还是在一地的好啊。房间里有把男人用的剃须刀，阳台上有几件男人的衣服晾着，便有了安全感似的心定了；逢到出差回家，想到房间有人等着，即使这人将房间糟蹋得不成样子，心里也是高兴。

反过来想，如若没有一个人时常地吵吵嘴，那也够冷清的；如若没有一大摊杂事打搅打搅，每日尽爬格子又有何乐趣，又能爬出什么名堂？想到这些，便心平气和了。

何况，彼此都在共同生活中有了一点进步，他日益增进了责任心，紧要时候，也可朴素地制作一汤一菜。我也去掉一点大小姐的娇气，正视了现实。

总之，既然耐不住孤独要有个家，那么有了家必定就有了家务，就只好吵吵闹闹地做家务了。

以下摘自王安忆发表在《半月选读》中，关于父亲的文章。

父亲是一个话剧导演，真正是一派天然，再没有比他更不会做人的了。他甚至连一些最常用的寒暄絮语都没有掌握。比如，他与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战友见面，那叔叔说：“你一点没老。”

他则回答道：“你的头发怎么都没了？”弄得对方十分扫兴。他不喜欢的、不识趣的客人来访，他竟会在人家刚转身跨出门槛时，就朝人家背后扔去一只玻璃杯。

姑母与叔叔每年一次回国看望我们，见面时父亲很激动，分手时他却松了一口气。他和他们在一起总会觉得寂寞，在他们面前，他对自己的价值感到怀疑。

他这一生，只有两桩事，一是革命，一是艺术，而在他们笃守的钱面前，两桩事业都失了位置。

奇怪的是，像他这样不会做人的人，却有着惊人的人缘。1978年他的胆囊炎发作，人艺的男演员们自发排了班次，两小时一班地轮流看护，准时准刻，从不曾有过误点的事情。

我们经常看到演员们以他的素材编演的长篇喜剧，比如，喝了药水之后，发现瓶上所书：服前摇晃，于是便拼命地晃肚子；还比如，将给妈妈的信投到“人民检举箱”等等。

曾有个朋友写过关于他的文章，提及一则传说，说他往鸡汤里放洗衣粉，他误以为是盐了。而这位朋友却不知道，我父亲是连洗衣粉也不会朝鸡汤里放的。

就在不久之前，他还不懂得如何煮一碗方便面。

洗短裤和袜子时，他先用强力洗衣粉泡一夜，再用肥皂狠搓，大约搓去半块肥皂，再淘清了晾干倒的确是雪白如漂piǎo。

他连一桩人间的游戏都不会，打牌只会打“抽乌龟”，小用机智，但凭运气。下棋还会下“飞行棋”，也只需掷掷骰子，凭了号码走棋便可。

他不会玩一切斗智的游戏，腹中是没有一点点春秋三国。他最大的娱乐，也是最大的功课，便是读书，书也为他开辟了另一个清静的世界，在那里，他最是自由而幸福，他的智慧可运用得点滴不漏。

因了以上这一切，父亲在离休以后的日子里，便不像许多老人那样，觉得失了依傍而恍恍然，怅怅然，他依然如故，生活得充实而有兴味。他走的是一条由出世而入世，由不做人而做人的道路，所以，他总能自在而逍遥。

因他对人率真，人对他也率真；因他对人不拘格局，人对他则也不拘格局。他活得轻松，人们与他也处得轻松。似乎是，正因为他没有努力地去做人，反倒少了虚晃的手势，使他更明白于人，更明白于世。

茹志鹃、王安忆是当代中国文坛鲜有的母女作家。

1983年，29岁的王安忆曾经随母亲茹志鹃一起以作家身份，前往美国参加了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去美国时，王安忆的身份还是依附于母亲的，因此她常常是带有情绪的，“我总是极力挣脱与母亲的捆绑，身为著名作家的女儿，成长中的反叛期延长并且加剧。”

别人都以为她们母女在一起时，一定是经常谈文学，但王安忆说，她与母亲在一起时，和普通的家人相处一样，根本不聊那些。王安忆说，她与母亲的争执通常起于日常小事，比如买什么菜或说什么话，“她跟人家聊天时，我也会插嘴的，说你说的不对，要抢过风头。”王安忆回忆说，那时候与母亲相处，表现出来的种种叛逆与不屑，其实是一种格外的在意。她甚至是用这种扭曲的反叛，来消解与母亲继承关系里的压力。

三十几年过去了，王安忆已经不再是那个带着青涩笑容、站在人群之外的年轻写作者，母亲茹志鹃也已经去世20年整，她们母女合著的日记，《母女同游美利坚》又被再次出版。王安忆对比了自己的在书中记录的内容，在再版的跋中王安忆坦言自己远不如母亲写得好。

在《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的《重读八十年代》的笔下，其实王安忆早已是超越母亲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有一本由北岛主编、王安忆选编的《给孩子的故事》可以说是别具匠心的一本书。书中精选了汪曾祺、张洁、余华、苏童等人创作的25篇，适合孩子阅读的作品，其中有短篇小说、也有散文。

在王安忆看来，一个孩子若能在成长过程中接触大量的故事，无论是听还是读，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王安忆说：现在的人阅读少，当年我们不管爱好不爱好文学，读书量都比现在大。图片、电视、电影还有动漫……现在直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阅读量非常低。这肯定是不好的，文字很重要，需要更高的智慧。

王安忆选编的书中，希望通过那些讲述如何治愈亲人离世带来的痛苦、如何认识友情的珍贵、如何感受情感的萌芽等故事，为孩子们提供能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王安忆认为，给孩子的好的故事，一定是存有一种天真，能澄澈的映照世界，又能让孩子懂得明辨是非、体验生命厚度的。

王安忆是中国的当代作家、文学家。

她于1996年发表的个人代表作《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同时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2005年郑秀文主演、关锦鹏导演的同名电影上映；2006年上映，由黄奕、张可颐、谢君豪主演的同名电视剧上映。

1998年王安忆获得了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2001年荣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称号，2011年 获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

2004年《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

2013年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2017年12月，凭借作品《向西，向西，向南》获“2017汪曾祺华语小说奖”中的中篇小说奖。

2018年5月20日，王安忆凭借《向西，向西，向南》荣获“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中篇小说奖。

2018年10月，《向西，向西，向南》 获得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奖”。

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

王安忆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要说有什么遗憾，我的遗憾就是没上过大学。可是和莫言一样，虽然没正儿八经的读过大学，但是他们都已经是文学家的大咖，这身份和等身的荣誉，也不再需要一纸文凭去证明什么。

王安忆曾随母亲在美国呆过一段时间，那时候是80年代初期，国内的物质还十分匮乏，当时的她在那本日记集成的母女同游的书籍中，记录了很多对于美国物质丰富的惊讶和感慨。然而如今活在当下的王安忆却说，当中国的物质生活扑面而来的时候，她更清醒的意识到，这些丰富的物质能使人变得幸福。

人们把王安忆归类为文艺青年，不生孩子的文青代表，和我们熟知的朴树、李健、周迅这些明星的观点一样，她对生活有着冷峻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

同为海派作家，人们总不自觉的拿她和张爱玲做比较，然而野心勃勃的王安忆却说：“我不比她强，也不比她差。”。

说起上海，王安忆一直强调，她和上海的关系是紧张的。王安忆的大部分作品写的是上海的人和上海的故事，她说那是因为她居住在那里，不可能写别的地方，也只能有这样一个唯一的选择。对于这种她与上海之间难以割舍、又充满矛盾的关系，她说这不是能用爱与不爱去解释，因为自己的所有经验就在这个地方，离开这里，她会不习惯，但身在其中，又很难客观的去评价它的变化。

王安忆的写作是带着韧劲儿、不屈不挠的吃苦精神的。她写弄堂，写刺绣，写物什，从头描到尾，殷殷恳恳，没一笔偷懒。但在王安忆眼中，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即使她在复旦开设了七年的文学写作课程，她鼓励学生去读类型小说，但她更笃信，一个作家更需要的是才华，这些很多是天生的。

谈到自己为什么写作，她说一开始只是为了生活的更好，而慢慢的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然而她却是迄今为止，极少数的还不使用电脑写作的作家。当人们问她为什么不用电脑时，她思路清晰而且言简意赅。“首先不需要，写作不是手的劳动，是脑子的劳动，哪怕我一天能输入一万字有什么意义，我只能想出来一千字；第二我也不喜欢，我是一个不喜欢机器的人，我不喜欢一切的机器。 ”

在写作类型上，王安忆一直在挑战自己，不断的超越自我。复旦大学梁永安教授说：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王安忆属于那种很难‘追踪’的作家。她的小说题材山重水复，永远看不清她的下一个里程。

这样一个笔耕不辍、在步入中年、老年之后还能不断突破自我局限的作家，是不多见的。

希望这位上海女作家，带着她上海女人特有的独立和坚韧，能将写作的路走的更长、更远。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