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是谁？也许很多人还不了解。

她是中国文坛唯一一位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兼女球迷。

在2018年的世界杯期间，有个记者要采访她，她是这样回复的：“先看揭幕战，回头再聊。预言猫说沙特赢，看看俄罗斯果真会吃败仗吗？”

今年55岁的她，早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平日里作息十分规律，早上七八点起床，晚上11点入睡，除了写作日外，她喜欢下厨，常去烟火气十足的街巷闲逛，尤其是夜市。睡前，迟子建主要思考两件事：明天做什么菜，以及手头的小说接下来的情节如何发展。

她的身上有着东北人特有的爽利和硬朗，圆圆的脸，一对永远闪亮的双眸，笑起来还带着浅浅的酒窝，声音悦耳洪亮、铿锵有力，她性格里的干脆、直接、快刀斩乱麻的劲，让她极具辨识度。

迟子建至今还使用翻盖手机，她没有微信，也不喜欢接受采访，对突如其来的热闹保持着疏离，东北辽阔的土地，让她的性格里，固守着一个人的独来独往，守着内心的平静。

迟子建说：我不爱扎堆，人越多我可能感觉越孤独。这与我成长的环境有关吧。在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长大，从一开始就觉得人是渺小的。世界的大潮流在我眼里是壮丽的自然界，人只是其中的涟漪。所以作为作家的我，难以入流，极其自然。

迟子建，1964年2月27日出生在人烟稀少的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她出生的那一天，正值农历元宵节，所以起乳名叫“迎灯”。

迟子建的父亲迟泽凤是镇上的小学校长，他爱好诗文，尤其喜欢曹植名篇《洛神赋》，而曹植又名子建，因此他给女儿取名“迟子建”，也是希望她将来能像曹植那样拥有旷世文采。

迟子建的父亲爱喝酒、会拉小提琴和手风琴，还写了一手好字，是一位豁达且浪漫的小学校长，被视为村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人。每逢过年过节，家家户户都拿着红纸找迟老师写对联。迟子建回忆说：“我依然记得红纸上墨汁泻下来的感觉，父亲让我明白了小镇之外还有另外

迟子建的母亲叫李晓荣，是五十年代漠河乡广播站广播员。

母亲的性格坚韧而慈悲。在大兴安岭半年时间都是冰雪，雪特别大的时候，母亲在房间里看着外面的鸟儿发愁，雪把世界盖住，那鸟不都饿死了么。她就隔着窗子给鸟儿撒米吃，鸟们受够了人类的捕杀，开始不愿意落脚，后来一只两只陆陆续续过来，母亲高兴得不行。

父母的诗意和善良为迟子建未来的性格养成，和文学创作的风格形成埋下了温润的伏笔。她的家人和北极村轮回的四季一起，给了迟子建最初的生命教育。

“从小我就知道，跌倒了得爬起来继续走，所以不怕坎坷。再加上那里长达半年的冬天，冷风刺骨，你抵御大自然的寒流的能力强了，抵御人生寒流的能力自然也强了。东北话讲叫‘皮实’。”

迟子建小时候在外婆家度过。

小时候的她最喜欢生机勃勃的菜园。由于无霜期太短，当一场猝不及防的秋霜扫荡过来，所有充满生机的植物都成为俘虏，一夜凋敝，这让年幼的迟子建十分痛心和震撼。

迟子建说：“我对人生最初的认识，完全是从自然界一些变化感悟来的，从早衰的植物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生命的淡定和从容，许多衰亡的植物，翌年春风吹又生，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迟子建上中学时的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文在班里朗读。学校里的一位上海女知青教师，在《青春》杂志发表了一篇小说，令身边人艳羡不已，促使了迟子建开始创作。她的这篇小说，是关于一个女孩不堪高考压力自杀的故事，虽然情节幼稚，却让她第一次体验到创作的快乐。

高考时，擅长写作的迟子建却将作文写跑题了，只得了5分。分数的巨大差距，让迟子建只能读专科，于是她来到了大兴安岭师范学校。

在师范学校这个没有围墙的山城校园里，迟子建面对山林、草滩和天空，她真正做起了作家梦。

迟子建说：这反倒成就了我。那里很清静，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幻想，充足的时间阅读。”

迟子建畅游书海，广泛涉猎，喜欢鲁迅、川端康成、屠格涅夫……

1983年，师范尚未毕业，迟子建便开始学写小说，兴致勃勃徒步进城，去邮局将稿子寄出。迟子建很欣喜和感恩“还没怎么感受到挫败，处女作就已在《北方文学》上发表”。这篇小说，她用一个女童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叫做灯子的小女孩，被寄养在姥姥家的故事。第一份稿费，她拿去给父亲买了瓶他喜欢的“竹叶青”酒。

在迟子建师范临毕业前，她开始断断续续地记载记忆深处的童年生活，20岁那年，她把这些文字整理成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小说于1986年1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

对于迟子建来说，写作之初来自家人的鼓励，要比评论家的观点重要。那时，她每次发表小说，都会在家中传阅。《北极村童话》发表以后，迟子建的表妹将小说读给姥姥听。在读的过程中，姥姥间或评论，有时说“这是真的”，有时一撇嘴，“这是编的”。

《沉睡的大固其固》、《北国一片苍茫》、《葫芦街头唱晚》等早期作品，无一不是她在长大成人之后，对于困惑、苦闷的生活所引发的一点思索。迟子建把北方风物写出了温度，“我的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的文字也是粗糙荒凉的。”

但在这时，不幸猝然而至，1986年1月6日，迟子建五十多岁的父亲突发脑溢血辞世。父亲最大愿望只想看看女儿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但当时报纸还未寄到她的家中，父亲便遗憾离去。当多年后提起那份姗姗来迟的《人民文学》，迟子建还是悲情难抑…

师范毕业后的迟子建，回故乡当了半年山村教师。

1988年她去西安念西北大学作家班，1989年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招收研究生班，她又去读了研究生班。

在那个班级里面有很多人，莫言、余华、刘震云……

作家毕淑敏眼中的迟子建是“一个女孩依着清冷的板凳，慢慢地吃她的饭。她吃得很仔细，吃得很寂寞，一任凉风扬起她修长的发丝”。迟子建说自己不是很合群。那几年，她的笔下，还是故乡。

1990年迟子建研究生班毕业，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回到了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

1996年，迟子建的《雾月牛栏》，摘取了鲁迅文学大奖，备受瞩目，她在获奖感言时表示：“我并不要成为惊天动地的作家，我的理想只是拥有一个稳定的家，写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1997年，迟子建和去哈尔滨开会的同学黄世君重逢，当时的黄世君在大兴安岭塔河县任县委书记，一个人还带着一个上初中的女儿。

1998年34岁的迟子建与黄世君结婚，她说 ：“我不属于对生活要求很高的女人，只是我的缘分到得晚。”

婚后迟子建继续留在省城哈尔滨搞创作，爱人黄世君回到塔河县工作。夫妻两人虽然分居两地但他们感情一直很好。

迟子建回忆说：“在家乡，一大清早，为了看第一缕曙光，我和丈夫早早就起床了。大兴安岭的冬天实在是逼人的寒冷，玻璃窗上蒙着厚厚的霜花，我们用手指划出一道月牙形的明亮玻璃，透过它去看曙光。窗外，橙黄色的曙光，微微颤动着，在山岭间弥漫，在霜雪的缝隙中，那太阳给人一种很大的感觉，将我温暖包围。”

1990年底，迟子建去日本访问时，一位日本老人问她：“你从满洲国来？”她当时有一种蒙羞的感觉，“他显然把这片土地当做了他的故土”。回国后，迟子建就决定创作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试图还原伪满时期底层社会的生活图景。

但从1991年开始取材，耗费大量精力去收集资料、整理民俗笔记，筹备了7年，迟子建迟迟没有动笔。“我知道这是块难啃的骨头，很担心写作会损伤健康。”

直到1998年和黄世君结婚以后，婚姻带来的幸福和安定让她有对写作充满了信息和力量。迟子建回忆说：" 我选择了婚后的幸福时光营造它，因为那是心情和体力最好的时期，可挑重担。"两年以后，当迟子建创作完毕拿到样书时，送给了丈夫，她在扉页对丈夫写下：把我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部作品送给你，它是我的，更是你的！

迟子建回忆说，她与黄世君的生活，处处都充满了和谐。

2001年，迟子建被查出来颈椎病，从此只要她和黄世君在一起，他就给她按摩一会，虽然黄世君并不懂穴位，完全是乱按，但奇怪的是居然有效果。

黄世君在党校学习期间，迟子建去北京看他，他一再叮嘱迟子建不要忘记带结婚证。结果去到酒店大堂登记掏出结婚证时，被服务员用打量乡下人的眼光鄙视了一回。回到房间后，黄世君还有些愤愤不平，然而迟子建却为他这副涉世不深的少年模样而感动。

然而生活总是在最美的时刻，戛然而止，像是在开一场玩笑。

结婚不到4年，2002年的一场意外车祸，夺去了丈夫黄世君的生命，迟子建陷入巨大悲痛中不能自拔。

最初的日子里，她常会不由自主拨打丈夫的手机……电话里一遍遍传出的，总是冷冰冰的提示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她欲罢不能，直到有一天听筒传出的声音，变成“您拨叫的号码是空号”，她终于意识到一切已无法挽回。

迟子建推掉所有笔会的邀请，在哈尔滨闭门独自呆了四个月，盛夏最热那几天，她却觉得周身寒彻，穿着很厚的衣服枯坐书房，每当午夜梦回，惊叫着醒来，抚摩着旁边那只空荡荡的枕头，觉得自己是那么孤立无援。面对市井嘈杂之声，她第一次觉得世界仿佛与己无关。她终日以泪洗面，不无遗憾地回忆道：“如果我能感悟到我们的婚姻只有短短的四年光阴，我绝对不会在这期间花费两年去创作《伪满洲国》，我会把更多的时光留给他……”

迟子建知道必须直面这种突变和打击，勇敢地活下去。她希望能够重新拿起笔来写作，然而她只写一行，便潸然泪下，那支笔是爱人送她的结婚礼物，笔犹在，人已去，情何以堪？

对于过往的日记，迟子建不敢回头去翻，但会经常翻看两人在一起的照片。用一部部小说和一篇篇散文排遣忧伤。2002年，她三个月写就一部长篇《越过云层的晴朗》。中篇《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她也只写了一个月。

“我想把脸上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这是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开头。

这部小说里，女主人公车祸中辞世的丈夫是名魔术师。“他留给我的，就剩一个魔术师的幻象了。一切都像是魔术。他为我开启了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可那世界转瞬即逝。”“我”在独自远足时遭遇山体滑坡，列车停靠在一个盛产煤炭和寡妇的小集镇，“我”目睹了许许多多底层劳动人民的“悲哀”，以及他或她“面对悲哀的不同态度”。迟子建怜惜女主人公邂逅的每一个角色：“和他们的痛苦比，我的痛苦是浅的。生活并不会因为你是作家，就会对你格外宠爱一些。作家把自己看小了，世界就变大了；把自己看大了，世界就变小了。对任何人来说都这样。”“世界上并不只有我一个人在痛苦。”

作家苏童写他眼中的迟子建：

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每年春天，我们听不见遥远的黑龙江上冰雪融化的声音，但我们总是能准时听见迟子建的脚步。

苏童说起迟子建作品的与众不同：

大多数中国文学的作品在看待现实时采取批判、尖锐、狠毒的方式，我们都知道这种作品容易引起注意和阐述。迟子建最不容易的是一直用美好的、温情的眼光看待人、事、物、世界。

作家梁鸿一直非常喜欢迟子建的作品，她认为：

迟子建最了不起的是，她的作品具有独有的“风景”，这个风景要打引号。梁鸿说，我觉得她并不是说只是为了写异域的风景而写风景，那就没什么意思了。迟子建的书写解决了客观风景和人的生存场景之间的关系，风景要和人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形成一体化的存在，风景也是人，人也是风景，对吧，它们俩互为存在，互相彰显对方。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郭力是迟子建长期的读者和研究者，她认为：

一路写下来，迟子建的写作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北中国的冰雪给予她的韧性和开阔，在这个高寒的纬度之上，有作家对于生命的独特的体验，就是说雪国这样的一个，就是北方的洁白的这样一个雪乡，使她瞬间地在这个天地间的广阔，这种洁净，广阔的这种美，使她笔下的景物是独特的，不仅带有生命的这种悲悯，同时也带着北方的那种生命的韧性。

迟子建是个活的特别真实、特别诚恳的作家，虽然她有着不圆满的一生，但却更体现了一个人顽强的生命力和对写作事业的热爱。

她对荣誉和成绩保持着清醒的疏离，哪怕是在获奖后被家乡的记者包围，迟子建脱口而出的是：最是希望采访赶快结束，自己能马上回到原来的生活。

让她最珍视的读者送给她的礼物是，2010年来自不同城市的60位“灯迷”给迟子建送上那份特别的生日礼物。那是一本本墨绿色封面的厚厚的大书，60位读者用手写的方式把20万字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抄了一遍，有心的读者还在空白处画上小说中出现的驯鹿、树木和溪流。迟子建将这本手抄书摆在写字台对面，书柜上最显眼的位置，写的疲惫的时候，抬头就能看见。

她的骨子里有着东北人特有的倔强，80年代在作家研究生班毕业之后，她一直居住的哈尔滨，起初她不喜欢这个城市，渐渐的随着时间推移，她开始尝试与这个城市对话，陆续写出了3部以哈尔滨为城市背景的作品。

有一次迟子建去哈尔滨当地一家俄罗斯面包店买面包，一共二十几块钱，付钱的时候，俄罗斯小伙儿说，他们不收现金，只能支付宝或微信，迟子建的东北人的轴劲儿上来了，跟小伙儿理论起来，“你还担心钱是假的吗？二十几块钱的面包，我至于去骗你吗？”这很像2015年研讨会上莫言对迟子建的描述，莫言说“当年在北师大研究生班的时候，迟子建是我们小师妹，年龄很小、很高傲、脾气也很大，惹不好她会动手…”

年过五十的迟子建，除了是一个老球迷，会追世界杯、欧洲杯、欧冠，她还喜欢看电影，路过花店，还经常喜欢买一束鲜花，她的房间虽然有很多书籍，但是总是收拾的干净利落。除此之外她还特别爱做吃的，经常研究新菜谱。她甚至说生活没有给机会让我做一个贤妻良母，否则我会把家人都照料的很周到。

在迟子建的新书《候鸟的勇敢》里，她借故事中的人物慧雪师太的口，发出这样的感叹：“悲苦是蜜，全凭心酿”，她早已看透生活的本相，并对生命中的逝去和不幸报以感恩之心，用“对于作家来说，所有幸福和不幸都是财富”的豁达视角，与生活和解、与写作为伴。

有人问迟子建五十几岁，是否担心创作的源泉会走向枯竭，她却笑而不答。殊不知，写作已经变成了她抵御人生严寒的武器，在她人生每一个重大事件的转折点，将思绪、压力、愤怒、焦虑转换成了应对命运的顽强力量！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