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科技战、生物战、金融战等各种形式的对抗会持续不断，这是西方凭借陈旧的二战后意识形态体系来组建所谓的西方联盟所导致的。
这对我国影响巨大，我国若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一旦遭遇西方制裁，经济必然受挫。大量资本会在城市中聚集却找不到出路，整个城市经济将陷入严重衰退，而这并非个例，而是全球化的现象。
美国与欧洲的金融资本同样面临无路可走的困境，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资本过剩危机，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并非年轻人不努力，而是大家都处于这样一个全球大困局之中。
若要做出改变，就需依据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三面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
如今，各界对于重新赋予农民自主主体地位的呼声日益高涨，不应再让有关部门的管卡压滋生微腐败，并形成长期获利的体制机制，而应将破除阻碍利益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作为深化改革的目标，这是让农村重获生机的基本条件。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唯有遵循这一方式，才能实现和平发展。若仍采用与西方类似甚至更为激进的发展方式，必然冲突不断。
只有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内涵推动和平发展，才能最终实现两个文明相协调的、14亿人口规模的共同富裕。这是全新的逻辑，需要据此构建新的政策体系。
以浙西山区为例，为何那里遍布着各类创业村？为何有大量市民前往浙西山区？就拿我曾去过的浙西山区的一个村子来说，村口立着杆子，上面的标牌指向村内各条小径，有可供摄影的景观资源，旁边还有文创项目，农村丰富多样的业态一目了然。这些乡村活动为下乡青年提供了广阔的创业和创新空间。
而且，各种创新稍加改造就能成为营销题材，而创意正是农业第三产业的最高层次，可见这一体系的复杂性。各地若能借鉴此类经验，会发现发展空间巨大。
这些年，国家向农村投入了十几万亿甚至几十万亿资金，带动了数万亿的设施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
比如，以前不通路的山区，修通道路后，就可以发展乡村旅游，进而拓展到休闲、康养等领域，道路的价值随着产业升级不断提升。
然而，若仅将道路归某局管理，只用作机耕路，其价值就会很低，且只是成本。同样，修水利若仅按农业标准，不设置岸边湿地，就无法形成湿地公园，无法开展湿地休闲等活动，诸多可开发的资源就被浪费了。
这些资源若能合理配套，进行二次、三次开发，就能实现产业升级，甚至发展到价值无限的生命产业。但如果仅由某局按照其规范管理，剥夺村社和农民的自主权与主体性，就会使他们动辄得咎，只能消极应对，这极为不利。
二十大提出新战略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教育文化等体系都亟待重大调整。但目前我们仍局限于单一的经济思维，尚未考虑如何调整社会文化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
需要提醒的是，大家不要盲目冲动，因为乡村的资源开发和创业空间受到现有体制机制弊病的制约，已形成的利益结构固化，成为难以突破的藩篱，所以下乡会面临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
疫情期间，我在一个村子里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村里好不容易争取到修路项目，却按规定只能修成水泥路，这严重破坏生态。我们提议修渗水路面，却不符合规范。按照要求，得请设计公司、监理公司、评估公司、有资质的建筑公司等，结果一半的资金都耗费在这些环节上，剩下的钱只够浇筑水泥了。
这种照搬西方的管理体系用于农村，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的发展。只要朝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调整，就会发现与工业化、城市化时期以资本为中心的制度体系存在对抗性冲突。
正因如此，当我们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时，会遭到很多批判，毕竟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环境下，不为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发声，就难以在现有体系中获得利益分配。
这一体系十分完整，对年轻人下乡极为不利。所以，我们鼓励年轻人下乡，但也要让他们明白，其中存在诸多困难。
近年来，尤其是2018年特朗普明确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以来，贸易战、科技战、生物战、金融战等就未曾停止，且还会持续。西方凭借二战后的陈旧意识形态组建联盟，在我国国内引发了巨大反响，对我国城市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2018年后，我国城市经济因西方制裁，加上外向型经济占比较高，以及疫情导致物流链中断，原本“买全球卖全球”的体系出现严重问题。城市全产业陷入红海，几乎没有投资空间，大量资本在城市中无处可投，收益不断下降，进而波及其他相关产业。
资本是城市经济的核心，当它无路可走时，整个城市就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一现象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美国和欧洲的金融资本同样过剩，无处可去。
这种情况导致就业困难，即便有工作，收益也不高，因为资本过剩必然导致资本收益下降，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现象。这并非年轻人不努力所致，而是全球大危机下的必然结果，个体很难独善其身。
因此，中国选择了生态文明之路，若大家能增加相关知识，就能在生态领域找到发展机会。鼓励年轻人下乡，也要选择那些生态空间资源有开发潜力和条件的地方，让他们在这个领域努力寻找就业机会，这是可行的方向。
文章素材来源@温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