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字纪实，以对话启发。
这里是《建筑档案》对话现场！
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
建筑师/策展人/建筑写作者
唐克扬
对于貌似多面的唐克扬而言，“跨界”只是他人旁观的一种错觉。对他来说，自己在不同时期选择的不同面向，只是同一思想在多样性的语境里挤压成形的结果。他的建筑思想成就于学院，却源于日常空间和地方经验，在努力理解宏大叙事和历史质料的前提下，选择了面对和尊重真实的生活，只是并不满足于庸常和惯例，而是试图用出人意料的操作方式去打破和超越事物惯常的逻辑，使之自我演绎，既承认集体的巨大惯性，也不完全打破创造力的神话，既有“日常建筑”也有“非常建筑”——事实上，他认为对于我们所处的现实而言，真相也许正在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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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些事今天不做
明天，也就只好这样了
我不算很正式地执业，只是寻机做点小规模的建筑设计。最近正好赶上我们在做几个比较重要的项目，平时也可能就是种“守株待兔”的感觉，有人找就做，没人找就算了，主要还有别的事也忙不过来。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学过建筑的人，也不见得非得做很多建筑，在数量和尺度上和别人PK，还可以有别的方式，来兑现你对于建筑与城市的理解和抱负。
一共设计了两个书店，其中位于商业综合体内的这一个简单明了地利用了商场原有的环境，使之成为其中一片立体化的绿洲 /深圳市飞地书局欢乐海岸店设计概念图，2019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第一个私人建筑事务所至今才二三十年时间。对我来说，选择以这种方式实践实际上是一个偶然的选择，是一系列经历之后出现的际遇。不管对象规模，最强烈的想法，还是尽量做点实际的事情，现实决定了这种事情有多少可能。尽管做过的事情非常多面：建筑设计、室内设计、景观、策展、出版，甚至研发“文创产品”……今天，我还是选择以做空间性质的设计为主业，关注建筑学自身的思想和方法论，希望把它排在各种兴趣的最前面。
对我来说这种实践有种即时的意义和收获。以前我学过好几个不同的专业，第一个家里帮我选择的专业是工程，第二个是文学，第三个专业又学了美术史，国外的美术史也涵盖了建筑史这样的子方向，至少方法论大致相同。最后一个专业学建筑的时候，目的就不是说简简单单只做研究，因为之前的专业也可以做建筑方面的研究，之所以最终落定设计，是想能够对现实有点看得到的影响。
因为做建筑不像做纯艺术。做艺术，可能几十年甚至百年以后才会对社会产生真正的影响，但做建筑马上就会有“效果”。影响无分大小，只是急迫程度不同。比如，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校园环境，如果你今天不做一些事情，明天就只好是这样了。
在集体主义之中
个体建筑师的机会
一开始没有想过要干这些个貌似细小的项目。当时我的老师的原话这样说：“深圳有很多大项目……”但是，我担任过不少本地项目的评审工作，明摆着，大项目都是给那些国有的设计院和一些大的设计企业准备的，这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国现象。
上图充分利用图形化的手法以低成本带来最大的建筑形象提升,下左图树礼书院学生活动室，四个模块也是空间的构成：吃喝玩“想”;下右图重新设计了建筑的色彩和展示系统 / 南科大书院形象提升，2020
比如，BIG这种事务所，中国人以为它好像上来就是很大的设计公司，其实不是的。我前两天正好翻出10年前我跟BIG的创始人的访谈记录，当初他团队里没多少人，我们感兴趣的是他的想法。但像他这样的后起之秀也可以有机会设计很大的建筑，因为一部分大项目也需要年轻设计师新鲜的想法，至于工程问题可以找专业公司研究解决。赢者通吃，就不能完成这个行业的新陈代谢和知识更替。另外，国外对建筑师的“资质”的理解跟国内有所不同，国内要求各种各样的证书，对于真正属于设计而非工程的那部分，国外只要你做过类似的建筑就有资格参加竞赛，不管你进没进过设计院当过总建筑师。
树礼书院学生活动室，展示家具本身也是室内的家具 /南科大树礼书院活动室设计，2020
你到底是代表一批人还是一个人？建筑归根结底是服务他人的。个体和集体的差别并不是在于结果，而是源头。在知识生产上这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在国外建筑学最核心的部分相当于一个创造性的活动，你，而不是笼统的一批人，将对这件事情负责，只要你能够召集一批人来帮你干活就够了。创意可以很自由，落地本身很实在，教育的情况也是一样。但我们这儿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归于集体的，集体思想往往归于平庸，生产的部分反而各自为战，细节粗糙，正好与前面所说的思想小自由，秩序大严谨完全相反。所以，在集体主义的实践里面，个人想要撬动某个环节是很困难的事。
这个位于绝佳位置的项目不是为了添加装饰，而是重新处置室外放错了地方的空调机箱 /南科大树德书院室外景观平台再设计，2020
除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建筑”和“平常建筑”的差别。我们现在坐在屋里谈的，都是那种带有明星实践意味的设计，但实际上城市里的大部分建筑，其实没有必要做得太“闪亮”。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国外把两者分开了，允许你在主流的日常建筑之外，做一些闪光的点子出来，在这边就是有这些点子，也不大容易找到买主。
主题标识本身就是照明方式 /南科大树德书院活动室设计，2020
有时候必须要创造出使普通人叫“哇”的奇妙效果，来访的科学家立刻叫出了这种光学现象的学名 /南科大树德书院活动室设计，2020
可能中国人还是比较务实，只有相信这个建筑设计的哲学本身就是合乎规范的，代表的机构是合乎规范的，他才放心让你做这个事。你的想法一旦呈现出对于现有的文化的挑战意味，他就会产生出观望的想法，不想真做吃螃蟹的人。所以，我们这种个体建筑师就难得有什么真正的机会，因为你想做的事情真的只是代表你自己，而不是代表一个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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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个办公室
乘兴而起，无疾而终
这所学校是2010年开始建设的，搬到目前的校区时间更短。我是2016年第一次来到这里，来到这儿一看，建筑学院没有，设计学院也没有，甚至连文科都还没有。当初就只有我和我导师两个人文有关的老师。好处是一旦安定之后，需要面对最原始的人和环境的关系，一切从零开始。我不动，就相当于整个单位都没有人动，所以，这个事情最后只能是我来负责，挑起类似于一个个体创造者应该承担的责任。假如我能较好地利用这种特殊的情境，不利的条件就可以变成有利，筚路蓝缕就相当于一切皆有可能。
无法移动的消防箱（左下）和空调开关赫然出现在迎门的位置上，解决的办法是——再添置同样的十一个（非）消防箱 /南科大团委办公室改造
2016年到2020年，这4年时间，我和同事王老师，还有其他陆陆续续和校园发生联系的几位博士生、研究生组成了一个结构一直在变化中的小团队，一起在校园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后来，我们想做一本有关校园设计思想和经历的书，名字就叫《6个办公室》，回顾我们的境遇和自己带来的改变。
秘密在于这新增的箱子不都是同一种构造：不统一的统一 /南科大团委办公室改造
第一个办公室也叫“第0个办公室”。因为，这第0个并不是一个真正实现的办公室方案。
在2016年我还没有来到深圳之前，在类似于科技园写字楼的一层，校方为我们和计算机系预留了一个空间，然后让我出个设计方案。建筑师是很实在的，看到设施、环境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高兴过头，就设计了一个不太寻常的大学办公室，比如，在中间设计了一个圆形的玻璃房间，办公室里的人有很多视线和活动交叉，类似脸书谷歌总部那样活泼的空间，甚至还有一些方便不同部门之间联系的小窗口。
成了半个家具师傅，书架专家 / 南科大团委办公室改造
配合方第一反应就是不愿意做，可能嫌麻烦。现在我慢慢明白，大家觉得文科老师可能只要有个屋子，给一张桌子、一支笔，一台电脑可以写字打字就好了。他没想要你搞那么复杂的东西，后来，还有老师提出说：不喜欢这种全是玻璃的办公环境，觉得过于敞开了，人呆在里面被人注视，像金鱼缸里的金鱼一样。
灯具是重中之重，但是我们设计的灯具不一定是一盏灯而是整个空间 /南科大团委办公室改造
当时已经在拟议建设新的人文社科大楼。他们把这个楼的平面分成ABC三折，数字3并无讲究，将来可以把各种功能往里面一塞。但我想办公室至少得有4种功能：第一是最基本的教师办公空间，第二是要有学习的公共空间（类似于自习和演讲），还有一种是劳动工作的空间（意味着有些“脏”“闹”），最后一个是交流思考的空间（包括那些算是“留白”的地方）。前两者安静，后两者喧嚣，这样综合开放的空间，设计上固然不简单，在管理上确实也很麻烦——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们老师内部对于校园空间的性质难免都有分歧。
定制灯具 /南科大团委办公室改造
所以，这个办公室没有实现的原因，除了造型做得稍微有点太设计了之外，大家还有顾虑的是大学里最害怕的安全问题：学生天天来这里，万一有安全问题怎么办？国内的校园空间管理，怕是没有额外的人手照拂这个公共空间的安全，所以公共空间越少越好。后来，我们在4年之内谈到的所有问题，可能都离不开这个“安全”和“管理”的关键词。
还有个一直困扰我们的小问题是电子门禁：办公室不像公司那样人多，一旦设备损坏之后失灵了怎么办？空间给人一种复杂深邃的感觉，害怕自己锁在里面都不能打开，不是所有老师都习惯这种心理上的转换。所以，“第一个办公室”就这么无疾而终了，没有技术可行性的“1”，所有的好处成了一个“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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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办公室
城中村的“弃儿”
我们第1个办公室，是在一栋很有特色的本地建筑里面，那是一栋城中村的“村委楼”。当时规划校园的时候，全校范围内城中村所有的建筑都拆光了，就只剩下唯一一栋村委大楼。因为这个楼还是符合大家心目中的教学大楼的样子，是一栋看上去还很现代的，很明亮的白色建筑。
空间首先是某种关系：大刘（刘慈欣）在作品现场 /拼图园林，2019年深港建筑双年展
所以，那个“第0个办公室”的方案被否决了之后，就分给了我们一间最简单的办公室，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全中国最普通的“筒子楼”建筑。那个办公室里面摆着一张黑皮沙发，简单的仿红木家具，很典型的一个村干部的办公室。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办公室，但我基本上都没去过，觉得实在不适合在里面整天呆着思考问题。后来，那个楼也在2017年的10月份爆破掉，轰的一声就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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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个办公室
公共与私密的界线
2017年的春天我们就搬到了图书馆，一个三四百平米的空间。当时我帮大家作出一个决定，干脆办公室敞开不要再隔了，因为它就是一个形状不规则的玻璃盒子，要隔也难。
办公室门前临时搭建的展览空间 + 郑达多媒体装置：记录空间中行人的轨迹 /人文社科中心琳恩图书馆临时办公室，2017入驻 - 2020搬离
但是，估计我们的行政同事们埋怨了我好几年。因为，敞开的话意味着很多不速之客，有时候他们要午睡会被打搅，我也承认，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将来最好设置专门的休息间满足大家放松的需求。但它是一个敞开的公共空间，对好奇人文学科的大学生来说就很有意义，他们可以经常溜进来玩，看看热闹。
室内展览的主题是“数字建筑”/人文社科中心琳恩图书馆临时办公室，2017入驻-2020搬离
私密与公共之间的界限怎么处理也是个难题。实际上，这种公共空间的难产跟我们的建设制度也有关系，给你的建筑指标里，没有包括这部分公共空间的富余面积，比如，办公室只给你每个人工位按照级别多少平米，他们认为公共空间算在总建筑面积的指标里面，实际上是浪费了。就像住宅一样，买卖双方都不愿意过多承担公摊面积的费用。
办公室+社交：水吧本身是一个师生日常活动的管理器，连上面可以拆解的招牌也是 /人文社科中心琳恩图书馆临时办公室，2017入驻-2020搬离
所以，就造成我们这里面目前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我就特别想给老师们搞一些可以灵活使用的公共空间，后来的几个办公室里也都设计了一些，但是最终效果不是太好。大家离开了私密的工位之后，可能未必那么自在。还有一个问题更加本质，学校没有额外的人手，去管理不属于任何个人的公共空间，实际上大家也缺乏公共使用和维护的意识，做这种事情没有相应的回报。
我们从17年底的圣诞节开始就开始给学生做各种节庆聚会，后来发现，只是我们自己忙得四脚朝天，同学吃完“抽奖”离开，未必理解你做的这种“课外活动”的意义。也许学校的普遍文化就是科研学习第一，一般人不太关心也意识不到，校园同样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正是因为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就想从建筑角度来做一个改变。
招待所+社交：同期改造的专家公寓大堂成为学校初创期最吸引人的公共空间，标志性的巨大圆形灯具其实并非设计师的发明，因为在这个空间里出色的效果，却又注定被无数人重新山寨 / 南科大专家公寓改造，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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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个办公室
公共生活，公共展示
后来，学校又给我们每个老师分了一间实验用房，我就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这是第3个办公室，我把它改成了一个展厅。因为那个空间不太适合干别的事情，它就在第一层，而且是半透明的，夏天很晒、又闷。
展厅自身首先是一个多媒体装置 /空间与媒体实验室荔园临时办公室和展厅，2017，2017入驻
什么叫办公室？我们大可不用拘泥它在我们心中一般的形象。学生能够来这里办一些事，和你发生交流的空间。大学的空间实际上就是教育随时随地发生的地方，比如教室也可以算是办公室，在国外也有教授，是在办公室给人上课的。所以，根据这个空间的特点，我把它设计成了一个展厅，而且办了好几个很有趣的展览，适合“路过”“偶遇”，有展览的时候，大家就聚在展厅里一起聊天。
花费不多，但是是个标准好用的展厅，可以徒手布展。但是，那个固有的问题还是发生在这个特殊的“办公室”里。有这个地方可以让别人进来，是一个完全的公共空间，但是到底没人来管理，我也不能天天在那守着。门锁是个巨大的问题，只有这个门锁能够让该来的人进出自如的时候，你才放心让他进去，而且必须明确是谁进去了，所以还有监管的问题。
展厅自身首先是一个多媒体装置 /空间与媒体实验室荔园临时办公室和展厅，2017，2017入驻
我觉得这个空间必须有公共性，但同时公共性不是一个绝对的，不变化的概念，有些人理解公共性就是我干什么都可以，而且干了还不用负责，这就至少不是可以持续的公共性了。所以，人在这里面的行为举止，还是要有一个可以控制的界面，而且这个界面越发精密越好，锁就是一种可以加以控制的界面的核心。比如，用校卡刷门禁，就知道是谁进去了，多设一个界面，就可以区分管理员和一般使用者的角色。
一个艺术家可以充分拆解的空间 /空间与媒体实验室荔园临时办公室和展厅，2017，2017入驻
当时就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但到现在都没有彻底解决。我们安装的那个锁是密码锁，虽然有管理的可能性了，但是密码锁是自动的，如果遇到失火、停电等突发故障，不能保证人在里面能控制开合，这就是大问题了。国外的控制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外面需要门禁，从里往外也可以推开，是个双向异质的门，但在我们这就不行，不符合我们的规定。这样的小问题最终成了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
注意！矮墙反面=书架=电脑操作台=媒体装置的背面 /空间与媒体实验室荔园临时办公室和展厅，2017，2017入驻
第3个办公室也有新的突破。公共空间的维护得到了初步的解决，新的展厅通常很干净。那是一个很小的房间只有30平米，它又是一个公共的展厅，还要有仪式感。所以，我在里面做了一个储藏间，这是极为关键的。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两个最简单的书架，放在里面增加储物空间，还多花了一块木板的钱就弄了一张可以悬吊打开的工作台，在那放着供“后台”的操作者使用，而且它新创造出的界面，也就是书架的背板因为有了后台，还可以具有新媒体展示的功能，这样就一举三得了：储藏、管理、创生新的空间界面。只有里面能够容忍杂乱，外面才能彻底干净。
这样精打细算，也是因为要考虑实际的经济问题，因为超过一定标准就不符合报销大学的规定。所以，我们第3个办公室就算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至少，它熬过了不太美好的“现实”这一关。
宝贵展览：“物物相生” /空间与媒体实验室荔园临时办公室和展厅，2017，2017入驻
当初，我因为又要经济实惠又要做新的东西，难免受到施工队的白眼。他们本来的施工水平也不算低，但因为我的价格便宜，又是各种要求，他就不太想花这个技术成本。他反复跟我说：老师，你按我的方法就又好看又便宜。但他不明白，但这样一来，最起码的创新的意义就没有了。“装修”，也就真的成了装修。
所以，这三四年，就在实惠和创新之间艰难地维持着平衡，要创新，还是得有起码的耗费，也包括人力的耗费，我们都干了很多的义务劳动。但是，空间的创新就是这么在试错之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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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个办公室
第一次实现了大部分想法
第4个办公室在“创园10栋”。这次不再是寄居在别人领地上的一个小房间，而是占据了一栋旧厂房独立的一层。学校里其他老式的建筑室内空间，大多还是封闭的“筒子楼”格局，空间单元的第一道门的钥匙都在各自管理者的手上，万一主人不在的话，访客只好在外面流浪。而改建之后的精华部分却都是公共空间，因此有了更多的空间参与者。而且，这个设计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是一个功能的整体，我们之前没有实现的思考，全部集成在里面，第一次实现了我们对于校园教育空间的完整想法。
新办公室改造方案的“乐高”，建筑设计作为一种鼓励参与的游戏 /人文社科学院创园临时办公室，2018，2018入驻
那里的筒子楼原先完全没有设计可言，我们把走廊偏移到一边，把消防设备朝向背面的那一侧，中间的一大块变成了有趣的公共空间，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特别的美术馆，在这里面展出了好多我们自己的成果，展览无处不在，比如：学生的创作、访客的展览、理科生的电子显示装置，还有一些开脑洞的互动装置，有点像一个微型的城市，里面既有办公，还有教学，既有娱乐，还有“餐饮”——我们设置了一个小小的茶座，主题形象是黄庭坚的《松风阁帖》。
“松风阁”刚刚落成。除了添加的冰箱茶炉福利，石膏像是一个知识彩蛋，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和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 /人文社科学院创园临时办公室，2018，2018入驻
在这个场所中，我又是用户，又是决策者，又是使用者，又是设计师，身兼好多方的角色。有时候还是那种找麻烦的人，不仅给大楼的管理者添了“麻烦”，也许自己也给自己找了点“麻烦”——带着一群人玩。我觉得，这种多元的角色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了，这种开放的空间状况，在我们脱离这个特殊的环境“落定”之后，再也不会有了——一切将趋向“正规”。
工作室产生的各色小册子也是一种“纸上建筑” /人文社科学院创园临时办公室，2018，2018入驻
至少那段时间，我们有机会，把所有想要探讨的空间问题都探讨了一遍。比如，上面所说的关于锁，也就是公共界面控制的这个技术问题，也设法走出了第一步。之前谈到第3个办公室，锁和“有责任开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第4个办公室也是有锁的，有权限，也就有责任，差别在于它的空间大了很多，具备公共性的管理机制，靠在空间里不同的人自己互相监督就有了解决的可能，里面至少有40个老师的工位，每天总会有三四个人进来，已经形成了一个互相监督的可能性——所以公共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种共同营造的可能性。
装修和使用脱节产生了实际的危险，马上解决问题比什么都重要。随之使用编程产生不规则的屏风图案，使其在运动中产生新的变化 /人文社科学院创园临时办公室屏风装置，2018
管理并不总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死板。首先，装了人脸识别的门禁。然后，还在空间里装了一些假的摄像头，墙上贴着提示：“有监控摄像头请微笑”。这其实只是让大家注意行为规范的一种自我教育方式。现在有一些商业化的共享空间，管理得比我们好很多，因为他们有足够的钱来支撑这种教育的运转，但像我们这样，只能以更小的代价迈出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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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个办公室
深圳本身是一个轻盈的地方，没有那么沉重。我们其实也想，尽可能让这个地方不要太过于死板。实际上，在学校里面这已经是最好的一个空间，其他的大都是很传统的办公空间，新，也未必是创新。
像素百叶上的风景呼应着室外的风景，在不同光线中呈现出迷人的变化 /人文社科学院新办公室，人文中心展厅,2017-2020,2020入驻
最近，我们终于搬进了酝酿已久的人文社科学院，也是我们的第5个办公室，在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我们这个团队能力的极限。确实，过去这段“野生”的经历，以后很难重复了。但我现在也只能做到这步为止了，我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头，也就希望这个校园的真正主人们可以接续这项事业。这个大学很多的同事、学生们，对我们做的事情还是抱有好感，因为这项不太起眼，不能计算平时工作量的工作，还是帮他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设计其实不一定只是风格和价钱，也可以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至少是生活观念，带来一些实在的碰撞和改变。
建筑方案先天限制了展厅层高，图形手段、建筑色彩和微小的起伏重新定义了空间的气质 /人文社科学院新办公室，人文社科学院展厅,2017-2020,2020入驻
回顾毕业之后这一段历程，和一直做一类实践的同行不大一样，我的各项“创作”差异性极大。有的时候，有小小施展的空间和机会，但植根于“日常”的时候，有时候你什么都做不了。这样终其一生是否值得？聊以自慰的是，至少我曾尝试去做了，相信未来总会带来一些改变。
应对层高限制，分级吊顶解决了三角形屋顶的空间利用问题，最大化地改造空间至其应得功能 /人文社科学院新办公室，人文中心展厅,2017-2020,2020入驻
之后，我还是更想偏实践一些，假如研究和实践这两者可以并行的话，当然最好。但如果一定要挑大头的话，可能稍稍偏向实践一些。熟悉我的人也许会相信，天马行空也能做得不差，但是积淀于基层的工作是人生的底色。
处于暴晒南方屋檐下的阴影里，巧妙隐藏起来的LED照明装置和隐约可见的（故宫红的）红墙 /人文社科学院新办公室，人文中心展厅外立面
在平凡之中又能往上看，而不是一上来就俯瞰众生。在这方面，我的思考是有独立性的，也没有太过看重“输出”的方式。比如，一个人有基于生活经验的灵感，或者一个实际项目的启发产生了另一套完整的方案，即使方案最后没有实现，项目没有建成，或者建成之后最初的目标逐渐褪色，只要它对人们反观自己的生活有所启发，我认为，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社会有所贡献的。
上人文中心展厅概念图;下左“洗手间是公共建筑的良心”;下右把学院大堂的墙壁转化为一个师生交流的界面 /人文社科学院新办公室，2017-2020，2020入驻
建筑无法不朽，
但是
人性的探索常新。
本文图片由唐克扬老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