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陕西因干旱，爆发饥荒。

还是这一年，庚子事变，慈禧逃难到西安，人虽然是打着逃难的名义，但排场不能小，一应开支用度，还得摊派到当地人身上。

当地的农民雪上加霜，饿死事小，绝户为大。

不过，居住在长安县南郊25公里的东大村的张氏兄弟俩，倒是不用为此担心。

这兄弟俩， 老大张鸿儒，是个秀才，老二张鸿恩，在家种地务农。

老张家是当地大族，但兄弟俩这一支人丁却不太兴旺，备受欺凌，到他们父亲这一代，手里也只剩下几亩薄田。

传到兄弟俩这里，可以说有点清贫了。

好在兄弟俩都比较勤劳能干，愣是齐心协力把家产给置办起来。后来分了家，老大张鸿儒住祖宅，老二张鸿恩则搬到了村口的园子里。

张鸿恩，就是张灵甫他爹。

张鸿恩读书不如他哥，但种地绝对是个好手，靠着庄稼人的本分，愣是操持起三十多亩水田，当地的习惯是，穷人养牛，富人养骡子， 但张鸿恩牛和骡子都养。

单凭这一点，他就是村里人人羡慕的对象了。

实际上，张鸿恩后来不仅在城里开了十几家米铺，还将自家的水田扩展到一百二十多亩，到解放前，他已经拥有十几个长公，平日里也不用在亲自下地，而是端着一把旱烟，坐在村口的太师椅上吧嗒吧嗒了。

当然，这些，张灵甫都看不到了。

长安区东大村张灵甫衣冠冢

1903年，持续三年的饥荒终于结束了，但让张鸿恩高兴的不仅如此，他的二小子出生了。

按照张家的取名传统，张鸿恩给二儿子取名张仲麟，字灵甫。安分守己的老父亲不会想到，这个襁褓中的小娃娃，日后会成长为战场上横刀纵马的悍将，并不惜为他心中的那个“党国”献出自己的生命。

张灵甫五六岁的时候，娘没了。这个女人的离世，对张灵甫的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彼时的中国大清行将入木，不久后诞生的民国又很快进入军阀混战时代，乱世来临，土匪横行，从小生活在阳盛阴衰的环境中，再加上恃强凌弱的生存法则，以及关中地区彪悍的民风，让张灵甫后来养成了行事果断、做事强硬的一根筋性格。

彼时的张家也不过是刚刚兴起，张鸿恩没有那么多时间带他，也就任由他在村里跟一群孩子玩耍。

关于他童年的记载不多，后来民国“国防部”出版的《张灵甫“烈士”传》记载的很有意思：

“幼时与村儿嬉戏，习战阵，自任指挥，授以作坐进退之方，率能中矩。”

我忍不住翻了下史书，发现刘裕和赵匡胤的童年都是这样的，不知道是巧合，还是说能打的武将都有一个相似的童年。

不过，自打他进入私塾以后，性格上的野性就收敛了很多，注意力反而比其他孩子更集中，据说有过目成诵的本领，课间别人都出去撒欢，他掏出笔墨纸砚练习书法。

此后很多年，不论是求学，还是在战场上，甚至是在南京蹲监狱期间，他都没忘记书法这个爱好，甚至，连他的命运，也因为这个爱好，被彻底改变。

大概在十岁那年，张灵甫进入长安县（今长安区）高小就读，成绩牛的不行，据说还拿到过县会考第一名，一度被村里誉为小才子。

这份成绩也感动了他爹，张灵甫高小即将毕业的时候，张鸿恩原本打算让他回家种地，毕竟，他的哥哥张秀甫读完私塾就开始帮家里干活，张家虽然也有雇工，但家里人丁少，张秀甫不仅要下地干活，还要帮父亲料理牛和骡子，日子过的并不算轻松。

更何况，张灵甫还多读了一个小学，现在也算是个半大的小伙子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张灵甫的人生或许就跟他大哥一样，子承父业，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些故事，未来的历史也不会有他的一席之地，从他的结局来看，很难定义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然而，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张灵甫的命运。

就在张灵甫准备下地的时候，他的堂兄，也就是长房的长子张德甫上门了。

张德甫比张灵甫大十来岁，或许是父亲张秀才的原因，这位长兄顺利在西安完成学业，并且在当地有了自己的工作，就连他自己的三弟张致甫，也是在他的帮助下在西安完成的学业。

这两位，也是张家兄弟除了张灵甫以外，唯二的两个吃公家饭的人。

张德甫对二爸表示，张灵甫是个可造之材，以后搞不好可以为张家光宗耀祖，如果就此肄业，难免太可惜了。

并且他很慷慨的向二爸保证，如果是经济方面的问题，他完全可以负责五弟的学费开支（张灵甫在两房中排行第五）。

张鸿恩见大侄子如此仗义，终于同意了，家里虽然缺人手，但是紧一紧还是能忙的过去，只是要委屈下大儿子了。

一个小小的决定，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在张灵甫的一生中，会有很多人，用他们不经意的举动，影响着此人的命运走向。

在张德甫的帮助下，张灵甫的学业得以继续，高小毕业以后，他幸运考入陕西第一师范中学，这是一所古老的学校，前身是明朝万历年间成立的关中书院（今陕西文理学院），眼下是西北最高学府。

那一年，张灵甫才十五岁。

彼时的中国，正在进行着残酷的军阀混战，知识分子们普遍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将是何方，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陕西第一师范学校里也酝酿着很多新思想。

学生们除了完成学业，也在不断地参与到国家出路的探讨中，有人反对军阀搞游行，有人慷慨激昂演讲，鼓励大家抵制日货，有人则在秘密宣传新主义，发展新成员。

在张灵甫的身边，有一个人物尤其需要交代，此人叫师哲，是张灵甫的四年同窗，五四运动以后，师哲积极学习宣传俄国革命，并影响了不少学生，后来还跟张灵甫一前一后投入到河南督军胡景翼的第二军。

很多年以后，师哲从苏联留学回来，成为教员的俄文翻译，并且成为苏联问题专家，建国以后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主任。

只是有一件事让我费解，作为张灵甫的同学，师哲居然没有跟张灵甫擦除革命的火花。

唯一的答案，或许是张灵甫的精力并不在革命事业上，而是学业。

除了完成基本的课程，张灵甫的书法兴趣此刻也得到了充分体现，闲暇之余，别人去搞运动，他居然一个人带着笔墨纸砚，跑到西安的文庙碑林去，临摹那些历代书法家的碑帖。

张灵甫对书法的兴趣已经不只停留在爱好的角度，而是到了痴迷的程度，在这份努力和坚持下，他的书法水平在当地已经颇有造诣。

就在这时，他遇到了第二个影响他命运的人物——韩兆鹗。

韩兆鹗是张灵甫的老师，在当时或许默默无闻，然而后来却也是一位历史名人，此人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来成为民盟在陕西的负责人，建国以后一度担任陕西省副省长。

韩兆鹗很欣赏这个学生，也时常引以为豪，因此经常帮助张灵甫举办书法展览会。

张灵甫的名气也因此越来越高。

而这也间接促使张灵甫跟另一个大佬产生了交集。

这个人，就是第三位堪称改变张灵甫命运的人——外号于大胡子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

于右任1906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闹革命，在辛亥革命、护法运动、国共合作中均发挥了重大的影响作用。

除了政治头衔以外，此人还是一位教育家、书法家、诗人。

眼尖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两人的交集——书法，没错，两人不仅都喜欢书法，甚至都对清代著名的书法家何绍基有过研究。

换句话说，于右任的字本是从何绍基的魏碑体演变而来。

巧的是，此时的于右任，受具有进步思想的胡景翼邀请，前来陕西靖国军主持大局，刚好就在西安。

于老左手干革命，右手抓教育，作为西北最高学府，陕西第一师范学校也成为他经常造访之地。

一来二去，于右任也就听说了张灵甫的事迹，于是顺理成章，在一次参观中，他叫来了张灵甫。

张灵甫并不怯场，当场在于右任面前挥毫泼墨，于右任一看忍不住连声夸赞：“好字，好字！后生可畏！”

此后两人如何探讨我们并不清楚，但可以知晓的是，张灵甫模仿“于体”的笔迹，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只是张灵甫并没有意识到，于右任对他的更重要的影响，并不在书法上，而是几年以后，当张灵甫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观望的时候，是于右任帮他做出了人生的选择。

这个选择，也将决定他一生的命运。

1923年，张灵甫师范毕业，按照惯例，师范生毕业要回家教书，这一点无可厚非，张灵甫也没有抗拒，只不过在教了半年书以后，他终于感觉到乏味无聊。

毕竟，整天带着一群小孩子朗诵“人之初，性本善”，是一件非常枯燥且需要耐心的事情，这恰恰是他最缺乏的。

刚好此时，他的三哥，也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长房第三子张致甫，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到西安工作，在三哥的影响下，张灵甫决定扔下教鞭，去北京闯一闯。

必须承认的是，张灵甫的学业功底是非常扎实的，因为，他居然一举考入北大，这个当时被称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学校。

1924年，得益于张灵甫扎实的历史功底，他成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那一年，他才20岁。

单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否认此人，张灵甫并不像后来看到的那样，只是一介武夫。

严格来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出生的儒将，此人喜欢历史，尤其喜欢岳飞、文天祥，他最喜欢朗诵的，是岳飞的满江红，与人谈话最喜欢引用的，也是古代忠臣良将的至理名言。

这或许也间接决定了他后来的选择，此人不信主义，甚至连三民主义也一知半解，但他信仰“将有令，兵不可不从”，信仰“国家兴旺，匹夫有责”。

理解了这一点，对于他后来在抗战和内战中的表现和动机，我们也就清楚了。

北大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各种运动也就更加激烈，各种主义、讲座、街头演讲一个接一个，只是由于史料的缺乏，关于他在北大期间的行动泛善可陈。

他性格沉闷内向，又不太会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所以说他上街游行，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我估计不太可能，但是此人后来也曾著书立说，写过《遭遇战之研究》、《山地战研究》、《日军作战心理的分析》等著作，所以他绝对是个有自己想法的家伙。

也就在这时，北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联合山西第一师师长胡景翼，率部从古北口返回，10月22日突袭北京城，发动“北京政变”，软禁直系曹锟，免除吴佩孚一切职务，并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谈国事。

这件事对张灵甫的认知造成了强大的冲击，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冯玉祥帅旗一举，一夜之间就可以令北京变天。

这个年轻人被深深的上了一课，在乱世中，举事的武人，要远比坐而论道的秀才更能够实现自己的主张。

三年以后，教员在八七会议上进一步总结了这个概念：枪杆子里边才能出政权。

道理都是一样的。

不过，促使张灵甫立刻做出选择的，是比这件事更加严峻的事情：

他没钱了。

张灵甫一辈子没怎么下过地吃过苦，高小是父亲支持的，师范是大哥赞助的，就连这次到北京读书，也是长房的大哥和三哥掏钱，所以在他此前的成长中，他从未为钱发过愁，因此也就不太会精打细算。

然而，北京不必西安，一切吃穿用度都需要钱，张灵甫也不打算勤工俭学，所有的开支都是只进不出，每个月高低得几百大洋，钱花完了，他只好继续向父亲写信开口。

不久之后，他接到了父亲的来信。

根据张灵甫长子张居礼的回忆，这份信的意思可以归纳为如下一句话：

家贫，无以为继，回来吧。

张灵甫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他还是比较体贴父亲，于是，在北大读了一年书以后，他收拾包袱回家了。

彼时的西安跟一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在冯玉祥的鼓励下，到处都在闹运动，又反帝，还要反军阀，大部分学校都处于瘫痪状态，年轻人们互相聚在一起交流，讨论的多了，总要想个法子投身实践。

既然要反军阀，那总不能去投北洋军阀了，于是，几个年轻人一番商量下来，决定去河南投奔胡景翼的国民第二军。

胡景翼，早年在陕西起事，组织靖国军参加护法运动，张灵甫读师范的时候，于右任之所以到陕西来，就是受到胡景翼的邀请。

再加上此人跟冯玉祥在北京搞的那一出，张灵甫对胡景翼印象极佳。

几个年轻人说干就干，马上就收拾行李去河南投军去了。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决定估计没有得到张父的同意，因为张灵甫随身带的钱财，差不多只够买一张车票。

根据他的最后一任夫人王玉龄回忆，在火车上，人家吃饭，他就只能盯着窗外发呆，就这样，1925年的夏天，张灵甫一路饿着肚子到了河南开封。

到了几个招兵的地方，没成想人家居然不要他，理由居然是他个头太高（一米八七）——不知道是嫌弃他目标太显眼，还是怕他太能吃。

辗转几路，最后找到了国民二军的驻豫军官训练团，总算是要了他。

驻豫军官训练团前身是开封陆军训练处，是胡景翼培训下级军官的重要机构。

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开始，各地洋溢着热烈的革命气息，胡景翼主政的河南也跟南方的广东革命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该训练团的目的，就是仿效黄埔军校，改变国民第二军由兵油子充斥的现状。

不仅如此，得益于胡景翼的开明，当时的开封和郑州，聚集了各路各派名人马，姓共的，姓国的，大学毕业的，国外留样的，有苏联军事顾问，也有各派大佬。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才的地方就有伯乐，大家争相前来的目的，一个是为了扩大影响，实际上第二个目的，就是为自己招揽人才。

偏偏这个军官训练团搞的一团糟，再加上胡景翼在张灵甫抵达开封之前，刚刚病逝（1925.4），关于第二军的改造计划也逐渐停滞。

命运就是这么的机缘巧合，就在张灵甫纠结的时候，他的一位故交又恰到好处的出现了。

没错，还是于右任。

于右任是这年六月受邀来开封演讲，宣传他的革命思想，张灵甫一听故交在这里，自然是不肯错过机会，于是马上登门拜访。

这次拜访，基本决定了他此后的命运。

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这是于右任给他的建议。

其实于右任的这个建议并不是特例，早在黄埔一期招生期间，他就一口气推荐了十来名陕西籍年轻人。

据说当这批人后来为路费发愁的时候，他还当了自己的袍子，为他们凑足去广州的路费。

这批人中， 也不乏后来的抗日名将，比如大名鼎鼎的杜聿明、关麟征、张耀明等人。

于右任原本就对这位亦生亦友的年轻人欣赏有加，此时刚好张灵甫要投笔从戎，自然也是极力推荐，于是马上执笔，为张灵甫写好了推荐信。

对张灵甫而言，这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一来这是恩师的建议，二来，当时的黄埔军校不仅民生大作，而且还处在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对旁人来说，自然是投身革命的最好去处。

张灵甫收了信，马上收拾包袱准备南下，准备开启他人生的新篇章。

不过这里其实还有个小插曲，此时在驻豫军官训练团中，还有一个张灵甫的故人——老同学师哲。

在师哲老先生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个小插曲：他邀请我一起去黄埔，因我有任务在身，故不能一同南下，因此拒绝了他的邀请。

张灵甫并不知道的是，师哲在一年前已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选择了自己的信仰。

不久，张灵甫被黄埔军校录取，在入学仪式上加入国民党，而几个月后，师哲也被派往苏联基辅联合军官学校学习，并在第二年加入我党。

两人就此分道扬镳，从此再也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