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元朝，除了横扫世界的无敌军队外，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腐败。作为一个军事帝国，皇帝一心只想着打仗，能入眼的政务只有军事和财税，压根不理朝政。元朝的制度也继承了蒙古人粗犷的风格，制度粗糙就带来一个问题，漏洞太多了，官员们玩了命的钻空子，买官卖官、土地兼并情况非常严重，在这其中滋生的腐败便是整个国家的坏疽。

不过这些情况都是元朝中后期出现的，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是元朝最强盛的时期，他对贪腐行为深恶痛绝，并为此颁布了一系列廉政法令，这些措施成效显著，忽必烈在位期间也成为元代政治最清明的时期。

忽必烈在潜藩时期就对贪腐严惩不贷。宪宗元年（1251）蒙哥即蒙古国大汗之位，忽必烈作为他的弟弟自然深受倚仗，“宪宗尽属以漠有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此时尽管仅是一名藩王，但很想大有为于天下，因此聚集了四方文学之士，组建了号称“金莲川幕府”的谋臣集团，商讨如何治理国家。他在邢州建立了安抚司，开始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廉政。

邢州当年被元太宗封给了启昔礼、巴歹两名勋贵。这俩人得了封地，就赶紧把监牧换掉，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没了熟悉政务的旧臣，封地该怎么治理，他们却从来没想过，只知横征暴敛，加上连年战争，百姓在他们手里自然是苦不堪言。两人受封之时，邢州有百姓万余户，还算是个熙熙攘攘的城市，但在这些官员的剥削下，民不聊生，百姓不得已只得逃往他乡，待忽必烈接管此地时，邢州只剩下六七百户了。爱民心切的忽必烈下令务农薄税，严惩贪官污吏，起到了很好地威慑力效果。这才让邢州的百姓总算有了喘息之机。

忽必烈治理河南的成绩同样可圈可点。当时宋蒙战争正打得激烈，宪宗在汴梁设立经略司，命忽必烈主持大局。在战争的乌云下，河南人民居无所依，流离者众多，更惨的是，蒙古军队毫无纪律，到处游荡劫掠居民。官员同样巧取豪夺，搞得民不聊生，几番下来，河南十室九空，没人耕种田地。

得知此地的惨状后，忽必烈派心腹史天泽、赵璧等人前往治理。史天泽一到河南，便毫不客气地杀鸡儆猴，直接诛杀了百姓们痛恨的河南总管刘福及其党羽，立屯田保甲以守卫边鄙，不出两三年，河南大治。忽必烈集团除暴安良的雷霆手段，令各地贪官劣绅无不瑟瑟发抖。

其实出现上述这种情况是有历史根源的，蒙古国扩张时期，宪宗等人忙于征战，无暇细细管理地方，因此任用官吏往往是占领一处便任其纳土皈依之人为长官，这些人的职位还能传子传孙，相当于封地了。这种原始的制度自然弊病无限，他们口含天宪，在这一亩三分地里权势滔天，任意为所欲为。

忽必烈即位不久，就有人上书请求更改这一弊政。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下诏制定了廉政措施，包括不得擅用官物、借易官钱、擅科差役，军马不得停泊乡村，词讼不得越界陈诉，以及一系列劝农桑、均徭役措施。又在次年下诏罢免州县世袭制度。要知道蒙古国是没有施行过廉政制度的，直到忽必烈开了这个先河，蒙古人的统治在此之后才走上了正轨。

蒙古人生长于朔漠之间，过的是游牧生活，对汉地的农耕生活可谓是懵然无知。但占领全国，建立元朝后，就必须改弦更张，适应汉地。忽必烈一开始对农民非常不理解，他问张德辉：“为什么农民一年忙碌到头，结果反而吃不上饭，买不起衣服呢？”可以看出，忽必烈虽然生于宫廷之内，长于绮罗丛中，但也能注意到农民度日维艰，衣食不赡，所以才有此问。张德辉的回答一针见血：“农桑是农民衣食所系，可一年勤勤恳恳的收入大部分都交了赋税，剩下的粗粮、坏粮留给自己。日子本就拮据，还要被官吏敲骨吸髓，农民怎能不受冻馁之苦？”

这番话给了忽必烈很大的触动，让他下定决心惩治农事领域的贪腐。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下诏规定县官的升降制度，只有做到人口增加、荒地得到开垦、诉讼减少、盗贼绝迹、赋税均平者才能评选杰出官员，这五件事做好其三就可以升迁。如果一个县官五事都没能做好，整天混日子，那就只能降级或贬谪了。

为了做到“落到实处”的奖廉惩贪，忽必烈鼓励“官吏间的举报”，只要弹劾属实，便可升官发财。至元年间，忽必烈先后处置了阿合马、桑哥等贪官污吏，牵连其党羽数百人，阿合马更是被剖棺掘尸，御史台官员知其奸恶而不弹劾者，全部罢职。可见忽必烈手段之强悍！

元朝是个短命王朝，国家持续不到百年，其最主要原因便是政治腐败，不过在忽必烈当政时期，政治还算清明，就是因为他大力整治贪官污吏，对贪腐绝不姑息，他也称得上元朝最有为的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