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与巫术迫害》

陆启宏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简介：

作者着眼于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以及与之相应的巫术迫害，力图从欧洲社会宏观的时代背景中，发掘出巫术及巫术迫害现象背后所折射出的西欧近代早期在宗教文化、政治版图、社会心理等方面发生的剧烈变革。欧洲传统文化中的巫术和魔法，并非如哈利·波特系列所描述的那样是天马行空想象的产物，它与欧洲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宗教、政治、经济乃至气候环境都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

导论

第一部分 近代早期的西欧和西欧社会

第一章 环境的作用

第一节 地理

第二节 气候

第二章 集体的命运与总的趋势

第一节 人口趋势和价格革命

第二节 农业危机和乡村生活

第三节 社会变迁和道德控制

第四节 社会紧张和巫术迫害

第三章 近代早期西欧的心态史

第一节 天堂：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宇宙观

第二节 地狱和炼狱：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死亡观念

第三节 本能和自我克制：对自我的态度

第二部分 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

第四章 魔法与巫术

第五章 近代早期西欧巫术的形成

第六章 近代早期西欧巫术的要素

第一节 恶魔与魔鬼

第二节 巫觋

第三节 巫魔会

第四节 着魔

第三部分 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迫害

第七章 巫术迫害的发展

第一节 序幕在中世纪拉开

第二节 巫术迫害：法国

第三节 巫术迫害：德意志

第四节 巫术迫害：英格兰和苏格兰

第五节 巫术迫害：其他地区

第八章 巫术迫害的衰落235

第九章 巫术审判的司法程序

第一节 审讯程序

第二节 酷刑

第三节 处决的执行

第十章 谁是巫觋？

第一节 坏名声是怎样形成的？

第二节 巫术迫害抑或女性迫害？

在研究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迫害时，过去的历史学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如果将这一事件归因于人类的迷信和愚昧，他们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它并不是发生在中世纪，而是发生在有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科学革命的近代早期。历史学家审查历史的细节时，发现近代早期具有“黑暗”和“光明”的两重性。

在巫术迫害中，这两种方式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当时的人们寻找替罪羊以承担社会危机的责任；而之所以替罪羊是巫觋，则是人们普遍相信他们通过巫术发泄他们的不满。

巫术复仇和寻找替罪羊就是非现实性冲突的典型手段，前者一般出现在文化较低的社会中，后者则通常出现在有较高文化的社会。

女巫是性放纵的象征，消灭女巫即是消灭性，这样不仅可以转嫁教士的负罪感，而且可以重申虔诚的生活方式，并建立道德秩序。

在宗教改革之后，无论是新教教派还是天主教都加强了对道德的要求。例如，在加尔文统治时期的日内瓦，其最高权力是教士会议，它的主要职能是监督公共的和私人的道德。这种职能不仅是对有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而且还长期不断地窥察每个人的私生活。

放纵的生活是受魔鬼诱惑的，而真正的信徒应是虔诚和禁欲的。反宗教改革后，天主教也开始盛行以禁欲主义为形式的虔诚生活。

在宗教冲突特别严重的地方，巫术迫害也相对激烈。巫术迫害最严重的是在德意志、瑞士、法国、苏格兰等，这些地区宗教混杂，宗教冲突自然不可避免。

巫术指控不会发生于关系密切的人之间，但也不会是完全陌生的人，因此巫术指控和亲疏关系之间的关系呈曲线形变化。

一种研究路径是女性主义的解释方法。这些学者认为近代早期的社会普遍存在厌女情绪，因此很多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巫术迫害并不是对女巫的迫害，而是对女性的迫害。

早期的研究者依赖的材料通常是猎巫者的宣传册、猎巫手册以及神职人员反对巫术的布道辞等。这些材料往往充斥着谣言和传闻，作者通常通过夸大其词来使读者相信巫术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威胁。

面对已逝去的往日，神话化的过去，如何才能化混沌为清朗、去斑驳为无瑕呢？这是摆在历史学家面前的一项任务：在纷繁杂沓的史料中求实相，在虚幻无稽的言词中觅真理，总之，通过历史学家的介入，重建过去，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在中世纪末期，信徒们可以通过行善和祈祷来缩短在炼狱逗留的时间。米歇尔·沃维尔指出，在中世纪末期，人们关于死亡建立了一种内容庞杂、自相矛盾的体系，“其构思是通过创建第三地点对临终时刻给予人道化的处理”。

中世纪神学家将整个空间分为天堂、地狱和尘世。在创世之初，只分为天堂和混沌。在撒旦叛乱之后才出现了地狱，是上帝为惩罚叛神而准备的。天堂在上面，最底下是地狱，两者之间是混沌。叛神被打入地狱后，上帝又创造了世界和人，并把人安置在地球上的伊甸园中；世界和地狱都侵占了混沌的地盘。

对现代学者而言，魔法总是处于向艺术、科学、实用心理学，尤其是宗教转化的转折点上。16世纪时的炼金术士、医师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即是极好的例子，他“从一种具有强烈的灵性倾向的魔法哲学的内部，给化学赋予了新的地位，而医学实践也得到了改革”。

占星术就是一种很好的“预言”手段，可以建立起大宇宙和小宇宙之间的联系。例如，切科·德·阿斯科利曾根据基督的生辰推算出他死在十字架上的结论，1327年他被烧死在佛罗伦萨。当时有人甚至认为通过占星术可以预知“敌基督者”到来的精确时间。

赫尔墨斯主义是古希腊哲学（柏拉图主义、新毕达哥拉斯主义、斯多噶学派等)与东方宗教文化因素融合的一种神秘主义法术传统。尽管赫尔墨斯主义对中世纪有一定的影响，但它们的作用在文艺复兴时期才完全表现出来，尤其是1463年意大利人文主义哲学家费奇诺翻译了《赫尔墨斯全集》之后。

高级魔法就是通过神秘的知识来认识并最终控制宇宙，这种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发展。文艺复兴时，阿拉伯文化影响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欧，古代的异教文化也更广泛地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新柏拉图主义、犹太教神秘哲学和赫尔墨斯的著作。

近代早期天文学家的著作也颠覆了以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体系为核心的中世纪宇宙观，因为在新的宇宙体系里，是太阳而不是地球成了统治的中心。在他们看来，太阳是宇宙中最高贵的天体，因此上帝必然是住在太阳里。

中世纪的宇宙观是基于等级观念的，而且这种等级观念与人世间的等级观念是相对应的。

但丁描绘的天堂就是根据中世纪的宇宙观：天堂由托勒密天文体系的月天、水星天、金星天、日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恒星天、水晶天（原动天）和超越时间空间的净火天构成。这九重天环绕着地球旋转，净火天则是永恒静止的。升天的超凡入圣的灵魂都在净火天和上帝在一起。

在伊丽莎白的济贫法颁布后，对待扶贫救济品的官僚主义化，使每个个人丧失了对宽厚应有的责任。尤其在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时期，这引起社会紧张局势。这种社会紧张局势以巫术诉讼的形式表现出来。

根据人类学的研究，巫术有其社会功能。当遭遇到不幸事件时，人们总是倾向于寻找其原因，当正常的渠道无法到达目的的话，人们就会寻求巫觋的帮助。

魔法是一种信仰，即人们相信通过一些手段(如符咒）)可以对自然力量加以超自然的控制，以达到某些实际的目的。魔法必须严格遵守一定的程序，一般无需借助媒介的帮助。

在性方面同样如此，性欲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一方面让儿童培养起“对这些事情的羞耻感”，使他们对谈论性欲感到难堪；另一方面，“社会强制成年人把所有的情欲，特别是性欲变成私下的事情”，同时限制社会谈论这些事情和节制性方面的用语。

地狱和魔鬼的威胁越来越严重，这使得个人产生强烈负罪感的机制，推动人们去克服这种负罪感，比以前更坚定地遵循宗教为他们指明的道路，进而使得这种威胁成为“社会控制和意识监督的工具”。

中世纪晚期的人们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死亡的焦虑，这一部分是由中世纪晚期的瘟疫所引起的。1347年开始流行的鼠疫是中世纪最大规模的疾病传播，因患者身上会出现紫黑色的斑点而被称为黑死病。

新教和天主教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封闭死者，“新教将他们置于冬眠状态，直到复活；天主教则将他们关于炼狱直到赎罪”。同时，新教徒强调了地狱和魔鬼的作用，认为只要有坚定的信仰就可以战胜魔鬼。

巫术迫害是一个精英阶层同化民间信仰的过程。

寒冷而潮湿的气候严重打击了农业经济，作物歉收，物价飙升，并导致农民处境的普遍恶化。过去人们将天灾解释为上帝的惩罚，但是到了16、17世纪人们转而将天灾解释为魔鬼和巫觋的邪恶行为。

近代早期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厌女症情绪。人们对女性存在着普遍的恐惧。在人们的眼里，女性代表自然。由于女性更接近于自然，更多地了解自然界的奥秘，所以在传统文化里，她常被认为不仅有预卜未来的能力，而且还能借助于某些秘方给人类带来益处或危害。

对于神学家而言，最关键的就是要在承认魔鬼的力量的同时，坚持魔鬼的行为必须得到上帝的允许，以避免陷入“二元论”。由于早期的基督教受到新柏拉图主义以及其他异教思想的影响，他们倾向于某种二元论，即善和恶（上帝和魔鬼)。

山区通常是基督教鞭长莫及的地区，因此也是异教和迷信盛行的地方，“巫术和迷信充斥人们的日常生活，既煽起人们的狂热，也助长最恶毒的欺骗”。

无论是善良巫觋还是邪恶巫觋，只要是基于魔鬼的帮助都是异端，因此必须被处死。在这个问题上，神学家颇有辩证法的意味：既然他们的巫术能治病，当然也能致病。

尽管有关魔鬼形象的各种要素可以在《圣经》中找到根据，但魔鬼这一形象在西方文化中频繁出现是在一个比较晚的时期，只是到了12至13世纪前后，它才在艺术作品和人类活动中真正占据了一席之地，到中世纪末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恐怖的、人们难以摆脱的完整形象。

人们相信，女巫有个非正常的乳头，差遣的精灵甚至魔鬼以此吮吸女巫的鲜血以作养料，有时也可以是身体上的其他部位，如大腿等。

罗马法将“魔法”分为黑魔法（black magic)和白魔法(whitemagic)，前者指通过施用法术召唤邪恶力量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后者指医病等善良魔法。但这种分类有时并不准确，如有些医病魔法是将疾病转嫁给其他人，这样对他人而言就成了黑魔法了。

在巫术迫害中，大量的受害者是女性，欧洲巫术审判的性别比率一般是女性占80%左右，最高的比例出现在汝拉山地区（95%)、纳慕尔（Namur）地区（92%）、英格兰地区（92%）及丹麦（90%），德意志、法国、苏格兰及挪威巫术案件中的女性比率占80%左右，瑞士的比率相对较低为60%左右。

由于巫术是很隐秘的罪行，因此在巫术审判中，最主要的证据就是那些“有力的推定”。首先是巫觋的名声。巫觋的名声就表明了这个人在社区中的人际关系，这个名声通常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而反过来这个名声又常常会引发邻里间直接的矛盾，导致巫术控告的出现。

巫术迫害的衰落并不如人们所认为的，是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是理性战胜迷信的结果，因为在启蒙运动之前，巫术迫害就开始走向了衰落。尽管巫术迫害在欧洲各地衰落的时间并不完全一致，但仍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同一性，衰落大致发生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

中世纪时英格兰的巫术案件是由宗教法庭管辖的；当然，如果牵涉到欺诈、叛国、谋杀或身体伤害，世俗法庭也有权受理。枢密院一直掌握着审理政治性案件的特权。就现在留存的英格兰中世纪时的巫术案件资料来看，大部分涉及政治阴谋，也包括一些平民利用巫术谋杀或伤害他人或阻挠别人日常活动的案件。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历史事件是确实发生过的，这些事件就构成了历史，但是对于这些事件的绝大部分我们了解甚少，甚至不能确定它们是否真的发生过。因此，历史学家在重塑历史时，是以某种“物质痕迹”——通常是文献资料为基础的。

根据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巫术控告有助于社会控制。控告可使每个人反省自己的行为，压制与共同体不同的人格，这样可防止反社会和敌对行动的出现。

15世纪初，圣女贞德以巫术罪被处死，是典型的政治性巫术案例。自13岁始，贞德就声称听见圣米歇尔、圣凯瑟琳和圣玛格丽特的声音，这些声音使她相信赶走英国人、帮助王太子在兰斯加冕是上帝给予她的神圣使命。1431年贞德在卢昂广场被作为女巫烧死。

我们知道，完全恢复人们经历的过去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任何历史事件，“只有一部分人的经历被记录下来，传至后世。”这些文献资料是不均衡的，大量留下的是官方的和知识阶层的资料，而普通民众的资料由于各种各样的限制而很难被保留。

正是由于新教不能提供有效的防护法，而且又禁止反巫术的手段，因此迫使教会或信徒采取最后的且“合法的”方式，即处死女巫。这样在受到侵害时，信徒会求助于法庭，要求彻底地消灭女巫。

在巫术迫害中有大量的女性加入到对女巫的搜捕之中，这些人包括恶魔附体的受害者、证人、检查魔鬼标记的人员等。其中，大部分恶魔附体的人是年轻的姑娘和修女，这似乎也反映了这样的观点：女性更易受攻击。

新教神学家反对一切形式的巫术性缓解法，他们认为对上帝的坚定信仰是抵御魔鬼的最好方法，因此信徒可以求助于祈祷。这种方式是被动地忍受，需要极坚定的信念，这对于教士可能适用，对于普通信众似乎“要求过高”。

对女巫进行公开处决起到了榜样的作用，强烈的、戏剧性的场面可以对民众产生极强的冲击力。处决同时还具有净化的功能，当时的人们认为，只要从生理上消灭了这些女巫，一切灾难将会远离。这类似于古代的替罪羊仪式，只要找出罪魁祸首，就能借惩罚她来驱逐邪气，消除污染。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教会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套“反巫术”的预防措施，用来对付恶魔的骚扰和巫术的侵害。教会承认圣水、十字架、圣烛、教堂的钟、献祭过的草药、神圣的言语等都具有祓魔的效力。

既然有了巫术的方法，就有相应的反巫术的消弭之道，这也是用巫术作为解决方法的好处。艾伦·麦克法兰将反巫术方法分为三类：保护受害人的预防措施，在确信巫术被使用后的补救措施，以及找出巫觋并迫使其收回法力或对其进行惩罚。

“着魔”的一般症状为：歇斯底里的发作、剧烈的抽搐、四肢和面部的变形、呕吐或全身瘫痪；对普通人来说，突然的瘫痪和无法行走足以使他们被怀疑是着魔了。

巫术迫害主要发生在新教胜利或反宗教改革成功的地区，显然“居民们不仅要表明他们信奉这种意识形态，而且必须以支持这个明确信仰的方式在行为上表现出来”。

《女巫之锤》的作者认为巫术是所有迷信、神秘的行为中最邪恶的，因为它弃绝基督的信仰、委身于魔鬼（包括肉体和灵魂）、提供魔鬼未洗礼的婴儿以及淫乱的行为。尽管如此，《女巫之锤》的作者仍坚持这些行为都是经过上帝允许的。

在1350年之前，西欧的巫术概念主要就是指邪术，内容包括：“召唤精灵、信仰恶魔、有关人类生育和作物丰饶的符咒和仪式、有关枯败和死亡的符咒和仪式”。到了中世纪晚期，巫术的概念开始引入恶魔崇拜的内容，巫术也成了异端的罪行，因为它反对上帝。

人们对事物原因的解释是多种维度的，包括自然的和超自然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巫术不仅给不幸事件提供了一种解释，同时也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即找出施巫术的人，并给予其惩罚。另外，巫术也是社会冲突和紧张压力的指示器，同时也为解决这种扰乱的社会关系提供了相应的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