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灵王十年（前562年）十二月初一，完成了‘三驾之役’，击退楚国的挑战、牢牢将郑国控制于手中的晋悼公自虎牢大本营率军抵达了萧鱼（今河南原阳），以郑国彻底归附于晋国联盟、楚国出兵北上数次夺郑（从而控制中原）的野心被晋国联军完全粉碎为理由，以霸主的身份主持召开了盛大的诸侯盟会。
当时，晋国的盟国国君——宋平公、卫献公、鲁襄公、曹成公、莒犁比公、邾宣公、滕成公、薛献公、杞孝公、小邾穆公，及齐国储君太子光皆奉晋悼公的征召而齐聚萧鱼，参与此次盟会；另外，刚刚归附晋国联盟的郑国国君——年仅八岁的郑简公也在子孔、子展、子蟜等郑国执政卿士的护卫下前往萧鱼，第一次拜见盟主晋悼公。
随后进行的‘萧鱼之盟’中，十二国诸侯共推晋悼公为联盟盟主，“尊奉王室、匡合天下、以讨不臣”（所谓不臣，就是楚、秦两国，以及他们那为数不多的盟国）。
为了表示对盟主的敬服和对诸侯联盟的忠诚，参会的郑简公在子孔、子展、子蟜等人的建议下，将郑国的战车、甲胄、乐器、女乐等大批礼物‘赠送’给晋国，而这些礼物原本都是周天子在受捷时所享有的礼仪制度。
郑国奉送给晋悼公的礼物的具体明细是——最优秀的乐师三人（师悝、师触、师蠲），广车十五乘、軘车十五乘，及与之配套的马匹、甲胄、军械；普通战车一百乘及配套的军械马匹；乐舞编钟及与之相配的乐镈、乐磬两套；女乐两佾（十六人）。
对郑国如此高规格的‘朝聘馈礼’，晋悼公十分坦然接受了‘天子之礼’，然后陈兵于会盟地，阅兵以显示国威；而在郑国君臣的主动、积极配合之下，晋悼公在萧鱼盟地显示了自己对中原诸侯们的绝对支配权、以及对中原地区的实际控制权。
当自己孜孜以求的霸业终于达成之际，年轻的晋悼公不由得意气风发、感慨万千，于是在萧鱼举行了宏大的庆功宴会，对协助自己完成如此绚烂伟业的晋国诸臣一一授予奖赏、加赐封邑。
但让人稍感到意外的是，晋悼公心目中的第一‘佐命功臣’，却不是与自己一起制定并落实‘三驾疲楚’战略行动的中军将兼执政大夫荀罃，也不是兢兢业业、屡建战功的中军佐士匄，更不是轻狂浮躁、有勇无谋的下军将栾魇，而是看似默默无闻、低调谦退的朝堂新人——新军佐魏绛。
在庆功宴会之上，晋悼公当众宣布，将郑国所进献的礼乐器、女佾分出一半来赐予魏绛，以作为对他‘功劳’的酬庸；晋悼公还同时诚恳地向魏绛致谢说：
“大夫您当初劝寡人与戎狄讲和，并献‘和戎五策’以定北疆，匡正诸夏，寡人时刻铭记于心；因为有了大夫您的教导，再经过国策的更治，我晋国才能在八年当中九合诸侯、匡定天下，重建先君的霸业。在此期间，大夫您协助寡人，就好像优美的礼乐之舞一样，演奏起舞时没有一处是不协调的。寡人希望能和大夫您一起享受这礼乐歌舞给我们所带来的成就和快乐！”
对晋悼公给自己如此之高的推崇和评价，魏绛万万不敢接受，于是急忙谦逊辞谢：
“与戎狄的成功讲和，是国家的福气；九合诸侯而匡定天下，让诸侯都敬服我晋国，是国君您的威灵所致，也是诸卿大夫们共同努力的成果。臣只是卿士中普通的一员，哪里有什么特别之处和额外的功劳呢；臣希望君上今后还能安于礼仪（即代指的‘匡定天下’）之乐，也能预想到乐曲的终了。《诗》中说：‘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帅从。’礼乐，是用来巩固德业和品行的，应以道义对待，用礼仪推行，用信用守护，用仁爱勉励，然后才能让国家安定、福禄同享、远人来投。《诗》中所说的‘礼乐之乐’，就是这样。《书》中有教，‘处于安定时要想到危险，想到了就要有防备，有了防备就没有祸患’，臣谨以此向君上规劝。”
对魏绛的直言和推心置腹的劝谏，晋悼公非常感激，再次拜谢说：
“大夫您的教导，寡人岂敢忘记！但如果没有您（的帮助），寡人不会安定狄戎，也不能渡过黄河（代指击退楚国、收伏郑国，重建霸业），今日的功业也将无从说起。赏赐，是国家的典章制度，藏在盟府之中，不可废除，请您务必要接受属于您的奖励！”
对晋悼公的再次致礼和赏赐，魏绛不便继续推辞（那样就显得太矫情了），于是在跪谢国君后便郑重地接受了礼乐之器一套（钟、镈、磬各一组）和女乐一佾（八人）、乐师一人；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因为魏绛的忠勤辅佐之功，魏氏得到国君的特许，以后就能享用金石乐器演奏、和女佾伴舞的礼乐了（这原本是诸侯之礼）；据《左传》中的记载，左丘明称魏氏得到并享受‘金石礼乐’，是合乎于周礼仪制的。
而魏绛在向晋悼公辞谢时所说的‘处于安定时要想到危险，想到了就要有防备，有了防备就没有祸患’这段话，也是后世成语“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来源出处——《左传·襄公十一年》。
萧鱼之盟的顺利、圆满达成，标志着晋国霸业的完全恢复，以及晋悼公本人登上了地位的巅峰；但年轻的晋悼公绝不会满足于仅仅只得到一个“诸侯霸主”的名头，他内心中的终极目标，就是获得自己出生并曾经成长、求学的第二故乡——周天子的王畿：雒邑的控制权（也就是代周建晋）。
此时的周王室，早就倾颓衰落不堪了，天子的威权和实力在二百年前就已经坠尘扫地、影响全无，不过只是一个空荡荡的架子和名义上的招牌而已；晋悼公眼界开阔、少年老成，且心思缜密，心性果决，早在雒邑求学生活时，就看清楚了王室和天子的虚弱底细，以及母国晋国的蒸蒸日上和制霸态势。
自堂叔晋厉公在上一次内乱中被弑，自己被荀罃、士鲂接回国继承晋侯之位时起，年仅十四岁的晋悼公就打定了主意，要依靠晋国强大的国家实力和对诸侯压倒性的掌控力，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天下共主’，而不是有实无名、虚号一般的“诸侯霸主”。
因此，在成为了新一任晋侯、并多次率军出征作战的过程中，晋悼公即使经常往来于王畿临近之地，但从不入雒邑去朝见周天子。与先代霸主们——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就算了，楚国根本就没把周王室当做共主看待，而且自认为‘蛮夷’）所推崇的“尊王攘夷”策略相比，晋悼公对周王室和周天子的态度要冷漠、无视得多，丝毫没有发自内心的尊崇礼敬之意。
当然，晋悼公是明智的（甚至是聪明绝顶之人），即使再想达成‘天下共主’的心愿，也不会急不可耐地在刚刚恢复了（大部分）霸业后，就马上兵发雒邑，用武力将周天子从王位上拉下来，那样岂不是和楚子（即楚王，不过中原诸侯不会承认楚国自封的王号，而是以周王室赐封的子爵来贬称楚国国君）那个蛮夷一样的人品和德行了！
因此，继位后的晋悼公对周天子实际上施行了“明尊暗贬法”，对待雒邑王室，晋悼公在表面上尊重（也不算多尊重），礼制上僭越；书面上拥护，行动上疏远；宗法上认同，利益上制约。这样的做法，让周天子原本就有名无实的‘天下共主’地位被进一步侵蚀、削弱，周王室也几乎成为了晋国的傀儡和附庸。
尤其是在在‘刑丘之盟’后，晋悼公干脆以‘诸侯霸主’的身份公开向盟国下达君命，让参会的诸侯盟国（齐、鲁、宋、卫、邾五国）从此之后，定期向晋国朝聘、进贡、奉帛，以为盟国对盟主的义务（其他没来参会的盟国，也要遵循此项义务）。这也是春秋时期，第一次有霸主直接向盟国发出必须朝聘进贡要求的情形。
而诸侯们之前对周王室的朝贡、进献义务，晋悼公当然不会说‘取消’，盟国爱进贡就进贡，晋国不会干涉；可到了这个时候，诸侯们哪里有不明白的，平白无故再多出一份贡物给周王室，是谁都不愿意（本来，诸侯们碍于礼法上的‘君臣名份’，即使有些不情不愿，也不好停止供给王室，但这么多年下来，白白消耗这么多财富，而得不到实际的回报，其实诸侯们心中早就不满甚至厌烦了。）
恰好，晋悼公在刑丘所发布的君令，让大多数身为晋国盟友的诸侯们心安理得地不再定期主动朝拜周天子（鲁国、宋国作为周王室的最紧密的同姓兄弟之国和宾客之国，倒是还在履行臣子义务，定期向周天子朝贡；而秦、楚等晋国的敌国和他们的附属国，及吴、越、巴、蜀国等边缘国家，晋国就不管了）。
因为晋悼公的这个霸道君命（倒是很符合‘霸主’的身份），大多数的中原诸侯不再定期向周天子朝聘，周王室从此断绝了绝大多数的经济来源，更加陷入穷困境地，‘天下共主’的名号摇摇欲坠，不得不完全依赖小宗晋国（晋国公室是周武王的后裔，周成王之弟叔虞的后代）的保护和施舍，才能勉强保持生存。
而一手造成这场巨变的晋悼公，通过高明霸道的手段，使新田的晋国朝堂成为诸侯中新的权力中心，晋国府库充实、国力富强；周王室在实际上沦为了晋国的保护国；晋悼公踌躇满志，对取代大宗（周王室）、成为新的‘天下共主’自信满满，并相信自己比庸碌无能的周天子更有能力、更有手腕治理这泱泱诸夏之天下。
当初，晋军在周灵王九年（前563年）五月攻克偪阳后，就将偪阳旧地赐予了宋国；为了感谢晋国的大力支持，宋平公于楚丘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晋悼公，鲁襄公和杞孝公也一同参会。在宴会中，宋平公主动向晋悼公献奏《桑林之舞》，鲁襄公则请奏《禘乐》。
《桑林之舞》和《禘乐》，是天子在场时才能演奏的乐曲，而在奏乐起舞的同时，宋平公、鲁襄公、杞孝公还向晋悼公行（拜见）天子之礼。这三国中，杞国是夏后氏（夏朝）的后裔；宋国是殷（商朝）的后裔；鲁国则是周王室最亲近之同宗兄弟国、完整周礼所在之地。
这三家诸侯如此露骨地向晋悼公表示讨好、奉承，甚至不惜‘僭越’礼制的举动，其内在的含义已经很明显了。虽然晋悼公在听闻演奏天子之乐、见诸侯致天子之礼礼时，假意“惊诧、不适”而避席离开，以示自己不敢接受，但他之前的实际行动和一系列作为，使其真实意图已昭然若揭，就连诸侯盟友们也心知肚明，所以才提前奉承、讨好，以博其欢心。
对于国君如此种种的‘代周’手段和作为，还有那抑制不住的内心希冀，包括魏绛在内的晋国卿士大夫们其实都心知肚明，他们也乐于见到由晋国来代替持续没落下去的周王室，成为天下新的主人（那样就意味着晋国的卿士家族会获得比如今更加大的封邑、更加多的领民，更加丰厚的利益）。
因此，晋悼公持续不断进行的“弱周以壮晋室”行动，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内卿士大夫家族的赞同和配合（只有极少数拘泥于周礼制度、尊奉周王室的家族没有主动配合，但也绝不反对，比如老臣荀罃家族）。
而因为晋悼公的提拔才逐渐进入晋国朝堂中的新兴的魏氏家族、及其现任家主魏绛，当然是晋悼公行动计划的积极参与者（因为魏氏属于新入朝堂的后辈，如果不能抓住机会建立殊功的话，被其他卿士家族重新挤出朝堂的可能性非常大）。
周灵王十二年（前560年）夏，晋国中军将兼执政大夫、为国家建立过卓越功勋的忠直老臣智罃，终于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于中军将的位置上安然去世。几乎与此同时，晋下军佐彘鲂（士鲂）也因病离开了人世，晋国的朝堂上一下子空出了两个卿位，而晋国也又一次面临着重新安排卿士位置、维护国家局势稳定的重要关头。
荀罃、彘鲂离世之时，晋悼公正在远离新田的绵上之田行猎；得知了两位重臣去世的消息后，晋悼公不由得想起了十二年前，正是荀罃和彘鲂两人到雒邑去迎接自己回国、并在随后的日子里恪尽职守、尽心辅佐，这才有了自己今日身居国君之位和成为诸侯霸主的煊赫成就；荀罃、彘鲂对晋悼公，可谓是立下过‘拥立、赞襄之功’的恩人和功臣。
因此，晋悼公对两位亲近重臣的弃己离去之事哀痛不已、表示了深切悼念之情，并追谥荀罃为‘武’，追谥士鲂为‘恭’；荀罃的封邑在智地（继承自其父荀首），所以被后世敬称为‘智武子’；士鲂封邑在彘地，因此也被敬称为‘彘恭子’。
荀罃，就是日后晋国的第一强卿家族——‘智氏’的实际开基始祖（智氏虽然是由荀首所别立的小宗，但第二代家主荀罃才是智氏后来发展壮大的关键之所在）。
虽然对两位老臣的去世伤痛不已、多次哀悼致敬，但国家还是要需要不断地提拔新人来辅佐和治理的，自己的宏伟计划（代周为天下之主）也需要更多的得力之人来协助完成；因此，晋悼公在深切追念了荀罃、彘鲂两位亲近老臣之后，立即在绵上举行了大蒐阅兵礼，准备借此对晋国朝堂进行新一轮的人事调整，以为自己的‘大业’再挑选人才。
那么，晋悼公在‘绵上大蒐礼’中所做出的人事安排又是怎样的呢？下一篇文章继续为大家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