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仅有近千年的历史，不要说与中国、印度、阿拉伯、亚速－巴比伦、埃及等亚洲和非洲文明古国的文化相比，就是与欧洲的希腊、罗马等国的文化相比，俄罗斯文化的历史也比较短。俄罗斯文化虽“起步晚”，但却“进步快”，它继承本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积极吸收和借鉴东西方各民族文化的优点和长处，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追赶”，到了19世纪初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几乎与欧洲文化发展同步，成为世界文化大家庭中的一种具有明显俄罗斯特征的民族文化。

那么，俄罗斯文化究竟有哪些主要的特征呢？

第一，俄罗斯文化具有欧亚特征。俄罗斯文化既不是纯粹的西方文化，也不是纯粹的东方文化，而是一种具有“欧亚”特征和成分的文化。俄罗斯版图辽阔广大，土地广袤无垠，是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这种地理位置和地缘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并决定着俄罗斯文化的“欧亚”性质和特征。一方面，广袤的俄罗斯大地的统一构成俄罗斯文化发展的一个内部环境和条件，对俄罗斯人性格的形成和俄罗斯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广袤的俄罗斯疆土横跨欧亚大陆，这种地域位置让俄罗斯处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俄罗斯文化容易与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进行相互交流，接受东西方文化的精华。近千年的历史发展表明，俄罗斯文化是在欧亚两种文化双重影响下发展的，但它既不同于欧洲文化，也不属于亚洲文化，而是在与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共时性的和历时性的交流中，融合欧亚两大文化的一些成分和因素，形成自身文化的欧亚特征。

俄罗斯文化的“欧亚”特征表现在俄罗斯的社会构建、宗教信仰、民族性格、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从国家体制看，俄罗斯的专制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绝对君主制，也不同于东方拜占庭式的专制君主制，而是一种带有欧亚文化特征的俄罗斯特有的专制制度——沙皇专治制度。我们知道，沙皇是一个与东方和西方都不同的对君主的称谓。在俄罗斯历史上，伊凡四世首次接受这种称谓，成为俄罗斯国家的最高元首。从宗教信仰看，俄罗斯民族信仰的是东正教。俄罗斯东正教虽然是西方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但它与基督教又有不同，其中有东方文化的因素和传统，甚至保留着东方多神教的某些祭祀仪式的痕迹。俄罗斯东正教是基督教传统与俄罗斯古代多神教传统的一种独具一格的结合，它是一种既有别于西方宗教，又有别于东方宗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教别。从民族性格来看，俄罗斯人的性格既不完全像西方人，也不完全像东方人，因为在俄罗斯人的性格中既有西方人的粗犷，又有东方人的细腻；既有西方人的张扬，又有东方人的含蓄。就是说，俄罗斯性格中兼有东西方人性格的因素。对俄罗斯民族兼有东西方因素这一点，不但俄罗斯学者有过许多论述，就连德国的弗伦兹·巴德尔在致俄罗斯国民教育大臣乌瓦洛夫的信中也曾经指出：“俄罗斯民族本身兼有东方和西方两种因素，因而理所应当起到一个中间过渡层的作用。”21从思维方式上看，俄罗斯人的思维也不是纯西方式的或纯东方式的。俄罗斯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富于思辨，长于分析，没有西方唯理性主义造成的那种思维的割裂，而更像东方人那样把理性、意志、感觉和直觉有机地融合起来，注重整合和联系，“用完整的精神去认识”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对这点别尔嘉耶夫有过论述：“俄罗斯思维类型和俄罗斯文化类型完全有别于西欧，比起较为分化，分割为范畴的西方思维来看，俄罗斯思维更注重集聚和讲究整合。”22俄罗斯人的情感总是胜于理智，欲望胜于利益，他们往往倾听“心灵的声音”，而不是听从理性的呼唤。此外，俄罗斯文化摈弃了不少西方文化的概念，如，不像西方人那样重物质、崇尚理性、金钱万能、人情淡薄、个人至上等等，而吸收了许多东方文化的概念，如注重精神、崇尚感性、主张道德完善、富有灵感、注重人情等等。可见，俄罗斯文化是一种吸收和融合了东西方文明、东西方文化因素的一种文化。也许正因为俄罗斯文化在把东西方文化因素结合和统一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具一格的文化，才使得无论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能够在俄罗斯文化中找到自己的思想共鸣和审美理想，易于理解和接受俄罗斯文化。

第二，俄罗斯文化是一种二元文化现象。所谓二元文化现象就是说俄罗斯文化在文化的各个层面是由两个或多个互为依存、互为对立甚至互相斗争的部分或方面构成的，而且这种多元局面贯穿于俄罗斯文化发展的自始自终。俄罗斯文化的许多现象都是两极的矛盾统一。如，专制思想与自由思想、斯拉夫派与西欧派、传统与反传统、“自然派”与“纯艺术”、欧洲因素与亚洲因素、官方文化与“地下文化”、集结与个体，等等。这些现象都是俄罗斯文化中矛盾的、但又互为依存的几个部分，这些部分构成了俄罗斯文化的二元体系。

有些俄罗斯学者认为这种双重构成性是俄罗斯文化的“矛盾统一”，是俄罗斯文化的“一分为二”。А．扎比亚科、О．普拉东诺夫、Т．格奥尔基耶娃、И．康达科夫等人用文化的双重构成性（двусоставностъ）来表述俄罗斯文化的这个特征。如，康达科夫指出双重结构性是俄罗斯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他认为，上千年俄罗斯文化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实践表明，俄罗斯文化整体中的两部分、两个方面一直在对抗、冲突和斗争，呈内部分裂的态势。然而这种分裂态势不会破坏俄罗斯文化的完整，没有发生过分崩离析的现象。康达科夫以20世纪俄罗斯文化为例说明这一特征。他写道，20世纪，统一的俄罗斯文化明显分为俄罗斯苏维埃文化和俄罗斯侨民文化两大营垒。但即使这样，无论俄罗斯苏维埃文化还是俄罗斯侨民文化都“保持着俄罗斯文化的主要结构特征并且与其以前的历史有着继承联系。此外，处在其‘对生的’存在、矛盾和互补状态中的20世纪的两种俄罗斯文化，是作为两位一体的俄罗斯文化整体的一种二元模式，是一种辩证的社会文化平衡，这种平衡是如此不稳定，又是如此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23。这种构成形式使得俄罗斯文化具有适应性、包容性和灵活性等特征。康达科夫解释说，俄罗斯文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表现在在其历史发展中能够适应和应对俄罗斯社会的各种剧变，适应包括战争、革命、内战、国家解体等在内的各种灾难，也适应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宗教的影响，等等。他认为俄罗斯文化的包容性表现在这种文化能够包容互相矛盾、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文化现象。

俄罗斯文化的双重构成性是一种“矛盾的统一”，有矛盾又有统一，但集结力、向心力、整合力在俄罗斯文化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以及各个阶段总是超过和大于分散力、离心力、分化力。因此，在俄罗斯文化史上尽管出现了诸如“双重信仰”、“双重思维”、“双重影响”、“双重感情”、“两种文化”（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甚至“两个都城”（古罗斯时代是基辅和诺夫哥罗德，后来是莫斯科和彼得堡）和“双头鹰”形象作为国徽等现象，但是俄罗斯始终保持着其文化的完整性，俄罗斯文化一直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不仅如此，俄罗斯文化的每一半在俄罗斯文化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靠着与另一半的经常的争论、对抗、冲突、斗争而存在，离开了这种争论、对抗、冲突、斗争，每一半都会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因此“在斗争中一方的‘胜利’就等同于它的‘失败’，因为这种‘胜利’破坏了整个二元体系的平衡，动摇了‘力量均衡’，这样就给俄罗斯文化的完整物带来一些灾难性后果，因为这个完整物丧失了其‘生命保障’所必需的圆满”24。我们认为康达科夫的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俄罗斯文化的确是一种二元的对立和统一，而且这种对立统一贯穿其发展的自始至终。

但是，俄罗斯文化的向心力和集结性、倾心于克服自己的分裂，有时候会转化为一种文化的“超中心主义”。这种“超中心主义”毁坏了文化的构成平衡及其自然的历史进程，把文化逼到死角，导致极权主义文化和文化的极端现象出现。如，伊凡雷帝时代的极权主义文化以及单维的文化批评、文化的择一性（二者必择其一）、对思想对立面的不容忍性（“谁战胜谁？”、“谁若不与我们在一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等提法）等文化的极端表现。但是，在俄罗斯文化史上，极权主义文化和文化的极端现象一般不会长久地存在，它们或迟或早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导致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多声部、多元化。19世纪末至20世纪之交多元的白银时代文化和20世纪末至21世纪之交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化多元现象就是极权主义文化和文化的极端现象不能持久存在的佐证。

第三，俄罗斯文化具有宗教性。公元988年，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把基督教宣布为国教，即“罗斯受洗”。“罗斯受洗”开始了俄罗斯历史的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思想渗透到俄罗斯社会的各个领域，促进了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并使俄罗斯文化成为一种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文化。“太初有道”这句基督教《圣经》箴言几乎是俄罗斯文化的精神精髓。中古时期，俄罗斯文化具有明显的宗教性质，被许多俄罗斯文化学学者称为“信仰文化”（культура—вера）。后来，17世纪后半叶，确切说从彼得大帝改革开始了俄罗斯文化世俗化过程，是把文化与信仰和祭祀分开的过程，这是俄罗斯文化的现象和形式的世俗化过程。在俄罗斯文化的世俗化过程中，“事物”代替了“道”，自然科学代替了神学，实践活动代替了书本知识，等等。于是，启蒙主义思想、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从前没有过的一些文化现象出现在俄罗斯文化中。到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的科学认识方法论、自然科学方法以及哲学、历史、美学、文学批评等人文科学开始在俄罗斯文化中逐渐确立，大大地促进了俄罗斯文化的世俗化进程。在19世纪，俄罗斯文化的世俗化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影响和规模，但这并没有彻底撵走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基督教信仰，就连19世纪的一些后来转为革命的秘密结社起初就带着一种宗教的性质，对上帝的信仰和基督思想对俄罗斯文化的各个种类和领域的发展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谢尔吉镇圣三一修道院

来自俄罗斯东正教神学的“集结性”（“соборность”，有人译成“会同性”、“聚议性”、“共同性”，等等）是俄罗斯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这是因为在俄罗斯人的文化原型中“成为共性”这种意识占主要地位。这种意识妨碍俄罗斯人实现“成为个性”的愿望。“成为共性”这种反个性的价值取向与东正教神学的“集结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俄罗斯东正教神学来看，集结性就是人们之间的自由联合，是个体与整体的和谐统一。自由的个体存在于统一的整体中，但又不失去其个体的价值。19世纪的俄罗斯思想家А．霍米亚科夫最先对“集结性”作出阐释。他认为“集结性”含有两个要素，一是自由，二是统一。这种“统一”是在基督教之爱的基础上的统一，而“自由”是存在于基督之中的自由。后来，В．索洛维约夫、Н．别尔嘉耶夫、Г．弗洛罗夫斯基等宗教哲学家对“集结性”概念作过进一步的解释，使之成为东正教神学的基础。俄罗斯文化接受了“集结性”思想，主张文化的和谐和统一，追求文化的集结精神，提倡文化的利他主义，崇尚文化的道德品味，等等。因此，东正教的“集结性”是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保持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完整、对联合和团结俄罗斯文化的各种势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俄罗斯文化具有包容性。这种包容性是指俄罗斯文化善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营养和精华，具有“掌握任何一种民族类型特征的能力”（罗斯基语），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使自身像滚滚奔流的伏尔加河一样，成为一种容纳百川的文化现象。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形成历史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形成历史相互影响、相互关联。11世纪，古罗斯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往年纪事》的开篇讲的就是罗斯的起源，罗斯与谁为邻，河流流向何方。古罗斯西北是波罗的海部族，南部是拜占庭，西部是凯尔特和日耳曼部族，东北部是芬兰和乌戈尔部族。可见古罗斯处在不同部族的包围之中，最后，古罗斯国家是在联合和吞并了周边国家和民族之后形成的。这就是说，俄罗斯国家本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俄罗斯周边诸国也是多民族的。俄罗斯文化就是在这个多民族的条件下形成的。诚如学者利哈乔夫所说，“俄罗斯是各民族之间的一座巨大的桥梁，首先是一座文化桥梁”25。这就决定了后来俄罗斯文化吸收了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许多民族的文化给俄罗斯文化增添了营养，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比如，俄罗斯文化不但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等斯拉夫民族的文化，而且也含有中亚一些民族文化的成分。在俄罗斯文化形成的漫长岁月里，它又吸取和借鉴了居住在俄罗斯本土上许多民族文化的营养，最后形成一种统一的但多样的民族文化。就俄罗斯与乌克兰两个民族的文化关系而言，应当说这是一个母体衍生出的两种文化，因此，俄罗斯文化包含着乌克兰文化的东西，而乌克兰文化又孕育着俄罗斯文化的许多东西。所以利哈乔夫说：“没有乌克兰——没有基辅、基辅洞穴大修道院、基辅莫基拉学院，没有乌克兰的巴洛克，没有营造术和应用艺术中的伊凡·扎鲁德内，没有文学和戏剧中的乌克兰巴洛克学派——也就不可能有17世纪的全部俄罗斯文化。”26“没有乌克兰文化，俄罗斯文化是不可思议的，正如乌克兰文化离开俄罗斯文化也不可思议一样。”27利哈乔夫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其实，俄罗斯文化的包容性是其宇宙性的一种表现。俄罗斯文化能够积极接受外来文化、吸收和包容不同民族文化和文明，这就使得它具有一种欧洲文化、亚洲文化，乃至全人类文化的特征。

第五，俄罗斯文化具有使命意识。俄罗斯文化向来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意识，这种使命意识来自俄罗斯民族的使命感。俄罗斯人自接受基督教以来，就认为自己是一个肩负着上帝赋予的特殊使命的民族。Н．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有着特殊的命运，俄罗斯人民是特殊的民族。如同对欧洲人民一样，弥赛亚说几乎也是俄罗斯人民的固有特征。”28俄罗斯文化承载着对自己民族、国家和人民的一种深深的使命和责任，这是任何一种其他民族文化少有的特征。首先，这种使命和责任表现在俄罗斯文化对俄罗斯的发展道路和前途的关注，对俄罗斯人民的命运的关心和思考，因此，这使得俄罗斯文化具有一种忧国忧民的精神。其次，这种使命和责任表现在俄罗斯人对自己祖国——俄罗斯的深深热爱。近千年的俄罗斯文化史就是一部弘扬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文化史。再次，这种使命和责任表现在俄罗斯文化的自责机制上。俄罗斯人经常进行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谁之罪”、“怎么办”是经常摆在俄罗斯人面前的问题。正是由于俄罗斯人的这种经常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促进了他们对自身的深层次思考和探索，加深了他们的文化使命感，促进了俄罗斯文化的使命意识。

应当指出，俄罗斯文化的使命意识中有“救世使命”思想的成分。在俄罗斯，“救世使命”这种思想来自东正教教会，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是俄罗斯东正教神学思想的一个翻版。“救世使命”就是说俄罗斯是上帝精选出来的民族，肩负着解放各民族的使命，它将在人类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俄罗斯不但要关注自己民族的过去、思考自己民族的未来，而且还肩负着普救世界上的芸芸众生、拯救全人类的“救世使命”。Н．别尔嘉耶夫对此有过明确的表述。他说：“天将降大任于俄罗斯，俄罗斯是世界上非同寻常的特殊国家。滋养俄罗斯民族情感的是：俄罗斯是上帝精选的民族，是体现上帝的民族。这种感觉源于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这一古老思想，经过斯拉夫主义，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В．索洛维约夫和现代新斯拉夫派。”29别尔嘉耶夫在这里提到了“第三罗马”思想。“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这一说法是在15世纪的俄罗斯出现的。15世纪，伊凡三世认为自己是罗马和拜占庭的继承者。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菲洛费伊在致伊凡三世的信中对这一思想作了详细的阐述，即第一罗马是意大利的罗马，第二罗马是拜占庭，第三罗马是莫斯科。第三罗马是最后一个罗马，因为不会有第四罗马。所以，东正教世界的中心是莫斯科，莫斯科这个罗马是万古长青的。历代沙皇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认为莫斯科是第三罗马，俄罗斯是世界其他民族的救世主，因此到处侵略扩张，并且把对外扩张和征服其他民族视为自己的救世使命。到了20世纪，苏维埃俄罗斯也以世界强国、救世主的身份和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莫斯科是世界的希望”，“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障”等提法应运而生，实际上就是苏维埃俄罗斯认为自己肩负着拯救人类、解放全人类的重大使命。因此，在它认为其他民族人民需要“解放”的时候，就去“援助”、“拯救”。苏联时期，苏联与其他国家的矛盾、苏联国内各民族的矛盾与俄罗斯推行“国际主义”的“救世使命”这一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对于俄罗斯文化中这种“救世使命”思想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第六，俄罗斯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和俄罗斯民族精神。俄罗斯文化接受东西方外来文化遗产和影响时，并没有成为外来文化的翻版，并没有失去自己俄罗斯文化的民族特色，而是以十分鲜明的民族性屹立在世界文化之林。这是因为俄罗斯文化具有一种强劲的历史继承性，还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的民族精神。

俄罗斯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是指每个时期或时代的俄罗斯文化是在继承以前的时期或时代的俄罗斯文化的传统和遗产基础上产生的（例外的情况有，但是很少）。我们仅以20世纪俄罗斯的音乐文化为例来说一下这个问题。20世纪俄罗斯音乐是在19世纪俄罗斯音乐的基础上发展的。比如，Д．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就是如此。我们一听他的交响乐就立刻感到这是俄罗斯的交响乐，而不是西欧某个作曲家的交响乐，因为在他的交响曲作品里可以感受到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因素、旋律和节奏。然而，Д．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又与19世纪“强力集团”作曲家和柴科夫斯基的交响乐作品有所不同，因为肖斯塔科维奇在继承19世纪俄罗斯交响乐传统的同时，还吸收了西方的一些作曲新技巧、新的营养和成分，成为一种新时代的俄罗斯交响乐作品。但是，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没有因为吸收其他民族交响乐的一些营养而失去俄罗斯民族的旋律特征。这是因为俄罗斯交响乐有着自己的民族传统和历史继承性。这种历史继承性贯穿于俄罗斯文化发展的自始至终。

俄罗斯文化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范畴。它可以理解为俄罗斯文化高度的道德感、充满哲理、崇尚理想、追求真善美、渴望变革、敢于斗争、自我牺牲、利他主义等等，总之，凡与物质世界相对的、属于精神范畴的东西均可以视为俄罗斯文化的民族精神。俄罗斯文化的民族精神与西方文明的重物质、追求欲望相对立；俄罗斯文化不像西方文化那样过分理性，却保持了对精神的重视。俄罗斯人对精神的重视成为俄罗斯文化的民族精神的特征。这种文化的民族精神既是俄罗斯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又是俄罗斯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个原因。

我们可以以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人物形象为例来说明这一点。19世纪俄罗斯文学塑造出一系列文学形象，如“多余人”形象奥涅金、毕巧林、罗亭，“新人”形象巴扎罗夫、吉尔山诺夫、格里沙·多勃拉斯克罗诺夫，以及“特殊的人”拉赫美托夫等。这些都是重理想轻欲望、重精神轻物质的人物典型，是俄罗斯文化民族精神的体现。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些人物形象不是俄罗斯作家的虚构，而是来自19世纪俄罗斯社会生活，在生活里可以找到人物的原型。如果说“多余人”、“新人”和“特殊的人”是经过作家加工的文学形象，还不足以说明俄罗斯文化的精神性的话，那么十二月党人则是19世纪俄罗斯社会生活中一些重精神轻物质的真实的人，他们身上体现出俄罗斯的高尚的民族精神。十二月党人是俄罗斯上层社会的贵族，其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是很优越的，但是他们追求的是精神生活，不满足于自己的生活现状，他们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关心俄罗斯人民的命运。因此，他们秘密结社，准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消灭农奴制。他们冒着失去自己的贵族地位和牺牲生命的危险，于1825年12月14日在彼得堡参政院广场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5位主要领导人被处死，上百名起义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劳役。但是他们没有丧失斗争的信心，在“西伯利亚的矿坑深处，保持着高贵的容忍”，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表现出自我忍耐、自我牺牲的精神，等待着新的斗争时机的到来。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追求精神和信仰的行为更加可贵，她们在丈夫被流放之后，抛弃了舒适而豪华的贵妇人生活，不顾艰难险阻，去遥远的西伯利亚寻找自己的丈夫，支持丈夫的事业。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很多很多……

俄罗斯文化的民族精神有时候表现为一种乌托邦理想。这种乌托邦往往成为俄罗斯文化中的一个独具一格的结构成分和推动其发展的因素。从古到今，许多俄罗斯文化人就是怀着这样的思想去从事文化活动的。他们的文化理想和目标是虚幻的，是不可能达到的，但他们往往锲而不舍地去追求，努力、奋斗甚至牺牲。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即使这些理想和目标不能实现在现实生活里，也希望能够实现在自己的创作想象中。因此他们的努力、奋斗显示出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勇气和精神。这就是俄罗斯文化的民族精神的一种魅力所在。

俄罗斯文化的特征有许多许多，我们以上概括的只是其中的几个主要特征。此外，俄罗斯文化的特征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有所不同，凸现出其不同的侧面。比如，文化的传统主义、封闭性是古罗斯文化的一个典型的特征。这是由于古罗斯人简单的、封闭的思维方式，崇尚经验、思想保守、地域的隔绝和交通不发达造成的。可到了19、20世纪，这种特征就不复存在了。再如，17世纪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的矛盾和斗争既是俄罗斯文化发展的一种强大的动力，又是17世纪俄罗斯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可是这种特征在20世纪俄罗斯文化里就不那么明显了。这就是说，俄罗斯文化具备自己的一些总体特征，但不同时期又有一些不同的时代特征，绝对不能一概而论。（来自任光宣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