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9月的一天,彼得格勒(即今日的彼得堡)涅瓦河的一个码头上,“普鲁士号”和“哈根市长号”这两艘轮船即将起航离开彼得格勒开往德国。这是两艘普通的客轮,但乘坐的不是普通的乘客,而是160多位即将被撵出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精英,其中有哲学家、文艺理论家、教授、作家、诗人、画家、歌唱家,还有博物馆学家、工程师、农艺学家……因为苏维埃当局认为这些人留在俄罗斯对苏维埃国家不利、甚至是有害的,因此他们被“装上”这两艘轮船,离开了他们的祖国。这次事件被一些俄罗斯文化史学家称为20世纪俄罗斯历史上的“哲学船”(философский корабль)事件。他们之所以称那艘客船为“哲学船”,是因为船上载着一批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其中有H.别尔嘉耶夫、С.布尔加科夫、H.洛斯基、С.弗兰克、Л.卡尔萨文等人;还有人说这艘船得名“哲学船”是因为这艘船尚未离开码头,坐在船上的俄罗斯哲学家们就开始了宗教哲学问题的讨论……
苏维埃官方把这些人驱逐出境,是因为这些人是“苏维埃政权一切敌人的潜在朋友”,简言之,官方认为他们是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但出于这些人在“欧洲的知名度”又不敢采取对待政敌的普通手段,因此把他们驱逐出境。“哲学船”事件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官方集中驱逐俄罗斯文化界人士的一次行动,在俄罗斯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乘坐“哲学船”的这批知识分子精英从此离开了俄罗斯浪迹天涯,到世界各地寻找自己栖身的场所,甚至客死异国他乡。当时,那批俄罗斯知识分子是带着无限的遗憾和伤感离开自己的祖国的,生活中的这次重大转折是他们的一场人生悲剧,可是从后来事件发展的客观结果来看,他们被放逐到国外倒因祸得福,坏事变成了好事。他们离开了苏维埃俄罗斯,在国外能够自由地生活和工作;他们离开了苏维埃俄罗斯,逃脱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国内的政治大清洗,避免了被捕、流放、处决或惨死在古拉格集中营的厄运。更需要指出的是,这批被驱逐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以及后来通过各种渠道流亡国外的其他俄罗斯知识分子成为俄罗斯侨民文化精英,他们把俄罗斯文化带到世界各地,让他们所在国家的人民,让世界各国人民有机会和有可能了解、认识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化,他们成为了俄罗斯文化的传播者和宣传者。此外,俄罗斯侨民知识分子在国外继续自己的文化创作活动,促成了俄罗斯侨民文化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因此,从传播俄罗斯文化和产生俄罗斯侨民文化的角度来看,“哲学船”事件以及俄罗斯文化界知识分子的流亡引出了始料未及的结果。
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国家流亡到另外的国家,这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现象。18—19世纪,在欧洲的法国、英国和德国就有过文化精英流亡到其他国家的现象,并由此产生了法国流亡文学、英国流亡文学和德国流亡文学。在俄罗斯,俄罗斯人流亡国外的现象早已有之,在16世纪,伊凡·利雅德斯基、安德烈·库尔布斯基等人就因为政治原因逃亡国外,成为最早的俄罗斯流亡者。安德烈·库尔布斯基从国外写给沙皇伊凡雷帝的几封信,成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俄罗斯政论文。到了19世纪,逃往国外的俄罗斯人就更多了。据《苏联大百科全书》(1934)统计,到1887年流亡国外的俄罗斯人达3万1千多人。19世纪上半叶,有一批俄罗斯文化界人士流亡国外,其中著名的有俄罗斯作家Н.果戈理。他由于写出喜剧《钦差大臣》得罪了沙皇而被迫去了意大利,只能从“美丽的远方”思考俄罗斯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写出了《与友人书简选》这部用基督思想改革俄罗斯社会的纲领性文献,引起了当时俄罗斯社会的一场轩然大波。19世纪,由于各种原因流亡异国他乡的还有作家А.赫尔岑、Н.奥加廖夫、И.屠格涅夫,诗人Е.巴拉丁斯基、Д.韦涅维季诺夫、K.巴丘什科夫、Ф.丘特切夫,画家K.布留洛夫、А.伊凡诺夫、О.基普连斯基、Ф.布鲁尼,无政府主义思想家М.巴枯宁,民粹派理论家П.拉夫罗夫等人。在国外,赫尔岑1857年在英国创办了《钟声》报纸,从事革命思想宣传,揭露沙皇俄国的专制制度。此外,赫尔岑还办了一家印刷厂,出版十二月党人、俄罗斯民意党人和作家的著作。作家屠格涅夫在法国、德国没有停止自己的文学创作,继续谱写“俄罗斯解放运动的艺术编年史”,写出了长篇小说《处女地》、《烟》、《散文诗》以及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
以上例子说明,无论在16世纪还是在19世纪,流亡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国外继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从事文化创作活动,为后来的俄罗斯流亡者树立了榜样并开创了在国外继续文化活动的传统。
20世纪,俄罗斯先后出现了三次流亡浪潮。大约有几百万俄罗斯人离开俄罗斯去到世界各地。几百万俄罗斯人选择流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除去被苏维埃官方强行驱逐出境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之外)认为流亡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和可行的生存方式。当俄罗斯的生存环境对他们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他们便考虑离开故土,迁徙到异国他乡,寻找精神自由的新家园。20世纪俄罗斯人流亡是这个世纪俄罗斯历史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其规模、性质和意义是以往世纪的俄罗斯侨民现象难以比拟和望其项背的。
俄罗斯第一次流亡浪潮是在十月革命以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发生的,这是20世纪最大的一次俄罗斯人流亡浪潮,计有几百万俄罗斯人从列宁格勒、敖德萨、新罗西斯克和海参崴等地离开俄罗斯流亡国外,遍布世界的25个国家和地区。由于俄罗斯侨民的大量涌入,柏林、巴黎、布拉格、里加、索菲亚、贝尔格莱德、君士坦丁堡、哈尔滨以及美国和阿根廷的一些城市成为俄罗斯侨民大大小小的中心。从地理位置上讲,俄罗斯侨民分布于世界几大洲各地,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对俄罗斯而言,他们不管居住在什么地方,都是在国外的俄罗斯侨民。
俄罗斯第一次流亡浪潮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原因。不接受十月革命甚至痛恨十月革命,这是俄罗斯侨民知识分子离开俄罗斯的首要原因。对于这点流亡者自己也并不否认。流亡国外的俄罗斯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П.米留科夫就公开写道:“就本质来讲,我们所有人——都是反布尔什维克分子。这就是我们离开祖国的原因。”1流亡到法国的俄罗斯著名作家И.布宁认为,十月革命是“俄罗斯的堕落,同时也是人的堕落”2。他在《该诅咒的日子》里认为,十月革命是解体,是一切珍贵东西的毁坏,是一种极大的背叛。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有不少像米留科夫和布宁这样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他们憎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但又知道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斗争必然会失败乃至毫无意义的死亡,因此选择了流亡他乡的道路。此外,随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以及在国内战争中红军的胜利和白军的失败,反苏维埃政权营垒的人士和大批白卫军官兵感到大势已去,他们感到留在俄罗斯有危险,于是便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在俄罗斯第一次流亡浪潮中,有一大批俄罗斯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如哲学家Н.别尔嘉耶夫、Г.费托多夫、С.布尔加科夫、С.弗兰克、Л.卡尔萨文、Н.洛斯基、И.伊里因等,作家А.阿维尔琴科、И.布宁、Б.扎伊采夫、П.博波雷金、В.伊凡诺夫、А.库普林、А.列米佐夫、А.托尔斯泰、И.什梅廖夫、Д.梅烈日科夫斯基,等等,诗人K.巴尔蒙特、З.吉皮乌斯、И.谢维里亚宁、Н.苔菲、В.霍达谢维奇、阿达莫维奇、М.茨维塔耶娃等,年轻的一代小说家В.纳博科夫、Р.古里、Л.祖洛夫、Г.加兹丹诺夫,年轻的一代诗人Б.波普拉夫斯基、И.克诺林格、И.奥多耶芙采娃、Н.别尔别托等;作曲家А.格拉祖诺夫、С.普拉科菲耶夫、С.拉赫玛尼诺夫、И.斯特拉文斯基、Н.切列普宁、Н.梅特纳等,钢琴家В.霍洛维茨、А.波拉伊洛夫斯基、А.波罗夫斯基等,大提琴家Г.皮亚蒂戈尔斯基等,歌唱家Ф.夏里亚宾、Д.斯米尔诺娃、Л.里普科夫斯卡娅、М.库兹涅佐娃、М.斯拉维纳、А.维尔金斯基等,交响乐乐队指挥K.库谢维茨基,芭蕾舞演员М.科舍辛斯卡娅、А.巴甫洛娃、О.斯别西尔采娃、М.福金、K.卡尔萨维娜,芭蕾舞编导Д.巴兰钦等,画家И.列宾、Л.巴克斯特、Н.廖里赫父子、В.康定斯基、М.拉利昂诺夫、Л.帕斯捷尔纳克、З.谢列勃里雅科娃、K.索莫夫、М.夏加尔、А.别努瓦、K.科罗温等,演员И.莫茹欣、О.普列奥布拉仁斯卡娅、А.维鲁波夫、М.契诃夫,社会学家П.索罗金,等等。这些人是20世纪俄罗斯文化各个领域和门类中的精英,他们的流亡不仅是他们个人生活和艺术生涯的悲剧,也是20世纪俄罗斯文化艺术的一个巨大的损失。此外,还有一批著名的科学家流亡国外,如著名地质学家和微生物学家Н.安德鲁索夫、著名土壤学家В.阿加丰诺夫、有机化学家В.伊帕季耶夫、飞机设计师И.西科尔斯基、电视发射管发明人В.兹沃雷金等人。
这些俄罗斯知识分子流亡国外,并没有变成碌碌无为的凡夫俗子和无所事事的食客,没有蹉跎岁月,而是以只争朝夕的态度积极地投入新环境的生活中,在异国他乡继续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开展与俄罗斯文化有关的各种活动。
广大的俄罗斯侨民知识分子认为,对于他们来说,教育是当务之急,必须解决俄罗斯侨民子女的教育问题,这是在国外保持和延续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文化的重要途径。于是,他们在居住国创办俄罗斯侨民学校,不仅办中小学,而且办大学。如,1923—1938年在布拉格创办的俄罗斯人民大学是一座著名的学府。该校教师是一些著名的俄罗斯学者,在校的俄罗斯侨民学生还享有特殊的助学金。此外,还有像中国哈尔滨的俄罗斯技术工学院,法国巴黎的高级技术学院、俄罗斯音乐学院、东正教神学院等也是俄罗斯侨民在国外办的几座影响较大的高等院校。这里我们要专门提一下巴黎的东正教神学院,这座神学院在俄罗斯侨民的宗教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邀请了大批俄罗斯哲学精英,如С.布尔加科夫、В.泽尼科夫斯基、В.伊里因、Г.弗洛罗夫斯基等人到学校讲课,而且是俄罗斯侨民在国外的一座东正教教堂,成为侨居巴黎的俄罗斯教徒的活动中心。由于俄罗斯侨民在国外办了各级学校,俄罗斯侨民子弟在国外依然能用俄罗斯语言接受教育,学习各种文化知识课程,没有脱离开与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科学的联系。
夏加尔:《散步》,1917
报刊杂志在俄罗斯侨民文化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第一次俄罗斯流亡浪潮中的俄罗斯侨民把报刊杂志视为自己精神文化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他们在国外克服种种困难办报刊杂志。据统计,在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侨民在欧洲一些国家总共出版发行了3千多份报纸和杂志。其中主要有《双头鹰》杂志(柏林、巴黎,1920—1922)、《新时代报》(贝尔格莱德,1921—1930)、《舵手》(柏林,1920—1930)、《未来俄罗斯》(巴黎,1920)、《舵手》(柏林,1920—1931)、《最近新闻报》(巴黎,1920—1940)、《俄罗斯思想》(索菲亚、布拉格、巴黎,1921—1927)、《社会主义导报》(1921—1965)、《革命俄罗斯》杂志(尤里耶夫、柏林、布拉格,1920—1931)、《社会主义导报》(巴黎、纽约,1921—1965)、《现代纪事》杂志(巴黎,1920—1940)、《道路》(1925—1940)、《路标转换》杂志(巴黎,1921—1925)、《前夜报》(柏林,1922—1924)、《在野派文稿》(巴黎、柏林、纽约,1929—1941)、《复兴》(1925—1936年是报纸,1936—1940年是杂志)、《现代纪事》(1920—1940;1942—迄今),等等。这些报刊杂志成为俄罗斯侨民文化的阵地和平台,对宣传、介绍俄罗斯侨民的状况,活跃他们的文化生活,团结俄罗斯侨民知识分子,促进俄罗斯侨民文化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俄罗斯侨民的报刊杂志可以根据其对苏维埃政权的立场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持反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立场的报刊杂志。如1925年创刊的《复兴》的宗旨就是“把俄罗斯从第三国际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还有,立宪民主党人И.盖森主编的《舵手》也是一家反苏维埃的报纸。盖森在自己的一篇社论里写道:“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不可能调和的。”该杂志刊登了布宁在巴黎的一次发言《俄罗斯侨民的使命》(1924年2月16日),作家在发言结尾号召与布尔什维克斗争:“我知道许多人已经投降了,许多人已经倒下了,还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会投降和倒下,但是总会留下一些永远不会投降的人。”在杂志中,П.斯特卢威的《俄罗斯思想》是一份在侨民中很有影响的反苏维埃杂志。杂志的宗旨是团结“一切有生的精神力量”,与布尔什维克“千方百计展开全线的斗争”,因为他们认为十月革命是破坏和人民力量的堕落。杂志刊登尼古拉一世的孙子、1914—1915年的俄军总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声明》,说他要站在俄罗斯的解放运动之首。该杂志也刊登文学作品,如侨民诗人吉皮乌斯的日记,古米廖夫、布宁、沃洛申、茨维塔耶娃的诗作。《革命俄罗斯》杂志是另一份反苏维埃政权的杂志,该杂志撰稿人中有流亡的临时政府头子А.克伦斯基等人。流亡诗人巴尔蒙特在杂志上公开声称:“我痛恨共产主义。我与任何的共产党人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В.切尔诺夫在该杂志的一篇文章《俄罗斯文学被杀》中写道:“布尔什维克比俄国专制主义对俄罗斯的精神生活的束缚更强烈。”(1921年6月第10期)这个杂志在1921年发出呼吁书,要帮助俄罗斯国内伏尔加流域的饥饿的人们,谴责布尔什维克政府逮捕和处死立宪党人的行为,但反对武装夺取布尔什维克政权,认为那样会造成俄罗斯人之间的残杀。别尔嘉耶夫在法国巴黎创办和主编的宗教哲学杂志《道路》,是所有流亡西方的俄罗斯哲学家的阵地,是别尔嘉耶夫在侨民期间的宗教思想的喉舌。这份杂志是对彼得堡宗教哲学会议的机关杂志《新路》(1903—1904)的一种呼应。《道路》创刊号宣布自己对俄罗斯精神复兴传统的继承性,从一开始就定位于宣传19世纪宗教哲学家В.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Н.费多托夫以及其他俄罗斯哲学家的宗教思想。《道路》编辑部文章声称,尽管俄罗斯侨民居住的地域分散,经济上拮据,但是俄罗斯侨民,尤其是《道路》杂志应当承担起一个重要的创造性任务,这个任务就在于在民族的和全人类的价值基础上去寻找俄罗斯复兴的道路,与此同时确定俄罗斯文化的本质。按照《道路》编辑部的意见,其途径就在于:利用在俄罗斯国内得不到的言论自由,利用所处的环境优势,为俄罗斯人民的精神复苏、为与东正教有着渊源联系的新俄罗斯文化而艰苦工作。杂志要为人的精神尊严和自由、为人的形象本身而斗争。别尔嘉耶夫的哲学思想和他组办的《道路》杂志对西方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许多西方的知识分子就是通过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去看待俄罗斯文化、俄罗斯历史、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
第二类,是少数的亲苏维埃政权的报刊。如俄罗斯侨民报纸《前夜》就是其中的一份。这家报纸要求捍卫苏维埃俄罗斯的利益,专门辟有一个文学栏目,除刊登侨民作家作品外,还刊登苏联作家В.恰达耶夫、K.费定、М.布尔加科夫等人的作品,据说布尔加科夫就是因为在这家报纸上发表作品而成名的。此外,由Ю.马尔托夫-策杰尔巴乌姆在柏林创办的《社会主义导报》不但是一份亲苏维埃政权的报纸,而且还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俄罗斯侨民出版物。这是侨民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工人党的杂志。在该报的创刊号上发表Л.马尔托夫和P.阿勃拉莫维奇1920年11月17日发布的呼吁书,认为“击败弗伦克尔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胜利。这是整个俄罗斯革命的胜利,是全体俄罗斯人民的胜利,俄罗斯人民准备去承受最沉重的牺牲,但就是不要让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在1917年3月摧毁的、在10月彻底击败的那种社会政治制度公开或隐蔽的复辟”。Л.马尔托夫和P.阿勃拉莫维奇签署的这份呼吁书号召所有正直的社会民主党人支持国际工人阶级反对外国对俄罗斯的武装入侵,反对封锁俄罗斯,要求尽快承认苏维埃政府,恢复与俄罗斯的经济往来。
第三类,是所谓持“中立”观点的报刊。这类报刊大都提出为真理服务的口号,如П.米留科夫主办的、在俄罗斯侨民文化生活中起到核心作用的《最近新闻报》就是这样一份报纸。该报的座右铭是“为客观真理服务”,在创办号的一篇文章里声明:“我们的任务是阐明事实真相,讲出真话……”,“不是反映对发生事件的看法,而是报导事件本身”。基于这样的立场,这家报纸比较客观地报导和评论在苏维埃俄罗斯发生的事件。主编米留科夫把一大批优秀的侨民文学家和政论家团结在自己的报纸周围,如布宁、库普林、纳博科夫、阿尔达诺夫、奥索尔金、А.托尔所泰、巴尔蒙特、列米佐夫、扎伊采夫、茨维塔耶娃、苔菲、А.别努阿、С.沃尔空斯基等人的作品都曾经发表在这家报纸上。此外,这家报纸还支持文坛新秀,一大批年轻侨民作家诗人的作品也刊登在上面。著名的俄罗斯侨民作家评论家阿达莫维奇主持该报的评论栏目,曾组稿纪念19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丘特切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诞辰。
在俄罗斯侨民办的杂志中间,《现代纪事》是持续时间较久并且有自己继承者的一份杂志。它被称为“俄罗斯侨民的真正的精神中心”,“俄罗斯文化的一个牢固的、光辉的源头”。杂志以全景展示老一辈侨民文学的精神生活。在这个杂志上刊登的文学作品“光荣地走进了俄罗斯文学史”(В.涅米罗维奇-丹琴科和И.什缅廖夫语),如布宁的《米佳的爱情》、《阿尔谢尼耶夫一生》,А.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И.什缅廖夫的《士兵们》以及其他侨民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就是在这个杂志上问世的。德国入侵法国后,该杂志停办了。М.阿尔达诺夫和М.蔡特林去了美国纽约,在1942年办起《新杂志》,成为《现代纪事》杂志的继承者。这个杂志至今依然继续办刊,1995年9月出版了第200期。
除了办报刊杂志外,建立图书馆、出版社也是俄罗斯侨民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918—1920年间,俄罗斯侨民在德国柏林注册成立了188家俄罗斯出版社,印刷出版了大量书籍。其中有影响的有柏林的“彼得罗波里斯”和格尔热宾出版社、巴黎的“ИМКА—ПPECC”出版社、纽约的契诃夫出版社和播种出版社,等等。这些出版社不但出版俄罗斯侨民的文学作品,而且出版了许多俄罗斯思想家的哲学著作,仅巴黎的“ИМКА—ПPECC”出版社就出版了几乎所有俄罗斯哲学家和思想家的作品,而且国外用俄文出版的俄罗斯哲学家的著作总量要超过俄罗斯国内,这可以视为一种出版奇迹。
此外,俄罗斯侨民还办剧院,成立作家协会,组办戏剧小组,召开作家记者代表大会,甚至搞自然科学研究。俄罗斯侨民在国外组办了许多文化沙龙,据说,仅在巴黎就有57个文学沙龙,如“周日读书会”、“绿灯社”等。在其他国家的比较有名文化沙龙有布拉格的“达里勃尔卡”、中国哈尔滨的“楚拉耶夫卡”,等等。
俄罗斯侨民的音乐生活也是十分活跃的。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在国外创作了一系列音乐作品;拉赫玛尼诺夫到世界各地进行钢琴巡回演奏,传播俄罗斯音乐;普拉科菲耶夫在国外谱写了芭蕾舞音乐、交响乐和钢琴协奏曲等体裁的作品;著名歌唱家夏里亚宾、维尔金斯基等人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唱;С.热罗夫领导的由俄罗斯侨民歌唱家组成的顿河哥萨克合唱团把俄罗斯的合唱艺术带到欧洲各地;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俄罗斯合唱音乐的影响下,在法国、德国、奥地利成立了由外国人组成的合唱团,专门演唱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歌曲和世俗歌曲;С.加吉列夫领导的俄罗斯侨民芭蕾舞团(1911—1929),继承俄罗斯芭蕾舞艺术的优秀传统,确立并巩固了俄罗斯芭蕾舞学派的世界声誉。此外,俄罗斯侨民芭蕾舞蹈家们还举办芭蕾舞学校培养了舞蹈人才;俄罗斯侨民画家Н.廖利赫在美国纽约积极从事绘画活动,俄罗斯侨民画家А.伯努瓦、Л.巴克斯特、А.谢列勃里亚科夫等人的画作让西方人领略到俄罗斯绘画艺术的魅力和风采……
夏里亚宾雕像
俄罗斯侨民科学家们还在国外展开科学研究。如柏林的俄罗斯科学研究小组(1923)、贝尔格莱德的科学研究所就聚集了俄罗斯侨民中间一批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者,他们在艰难的物质条件下进行自然科学研究。像А.奥登堡、С.维诺格拉茨基等人在医学和生物学,И.科瓦列夫斯基、О.斯特鲁威等人在天文学,С.弗拉基米尔斯基、И.希科尔斯基等人在航空动力学,В.马雷舍娃、А.费多罗夫等人在土壤学,Д.奥波连斯基、С.梅里古诺夫等人在历史考古学,Б.乌瓦洛夫、М.诺维科夫在动物学,В.伊里因、Н.绍斯坚科等人在植物学,В.伊帕托夫、А.奇奇巴宾等人在化学,С.尼基京、В.米罗诺维奇等人在物理学等领域做出的成就得到了世界的承认。Н.别尔嘉耶夫与一批宗教哲学家在柏林创办了自由宗教和哲学学院(1922),这个学院是俄罗斯侨民哲学家的思想基地,成为俄罗斯侨民知识分子的精神麦加……
总之,在俄罗斯第一次流亡浪潮期间,世界各地的俄罗斯侨民的文化生活内容丰富多彩,形成了俄罗斯侨民文化现象,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侨居国外的俄罗斯文化界人士是俄罗斯文化的载体,在教育、科研、艺术、语言、宗教等领域创建出一个“微型俄罗斯”。他们用俄罗斯语言,通过报纸、杂志、书籍等出版物联合、团结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俄罗斯侨民,不但向自己的后代,而且向所在国家的人民传播俄罗斯文化,为20世纪俄罗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0世纪俄罗斯第二次流亡浪潮形成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次流亡浪潮的俄罗斯侨民的成分和流亡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战前就住在巴尔干诸国和东欧国家的俄罗斯侨民,由于苏联军队在东欧国家的胜利和这些国家红色政权的建立,他们流亡到西方国家以躲开红色政权;有的是在德国的苏联战俘和被赶到德国做苦工的俄罗斯人,战后他们留在德国或去到其他的西方国家;还有的人是饱尝了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之苦,趁战后的机会躲开了苏维埃俄罗斯。总之,俄罗斯第二次流亡浪潮的侨民与第一次流亡浪潮的侨民不同,这次流亡的俄罗斯人中大多数只是想远离苏维埃俄罗斯,追求和获得一个安全的、平稳的生存环境,他们缺乏第一次浪潮的侨民知识分子那种强烈的使命感,在国外虽然也献身于俄罗斯文化的保持和传播工作,搞文学创作,办杂志报纸,建立印刷厂,但是由于缺乏俄罗斯文化界的大腕人物和精英分子,其文化活动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影响来看都大大逊色于第一次流亡浪潮中俄罗斯侨民的文化活动。
20世纪第三次俄罗斯流亡浪潮发生在60—70年代。这次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流亡是由于政治原因。他们中间不少人是对苏维埃政权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其中有的人是被苏维埃当局剥夺苏联国籍而驱逐出境的;有的人则由于不满苏维埃政权而利用各种机会去到西方(这次流亡浪潮中几乎没有到东方的俄罗斯侨民)。作家В.塔尔西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流亡被认为是俄罗斯第三次流亡浪潮的开始。此后,流亡到西方的俄罗斯文化界著名人士有:作家А.西尼亚夫斯基(杰尔茨)、А.索尔仁尼琴、В.阿克肖诺夫、И.布罗茨基、Г.弗拉基莫夫、В.沃依诺维奇、C.多夫拉托夫、А.季诺维也夫、В.马克西莫夫、В.涅克拉索夫和CaШa.索科洛夫等,大提琴家М.罗斯特洛波维奇,歌唱家Г.维什涅夫斯卡娅,芭蕾舞演员М.普列谢茨卡娅,雕塑家Э.涅伊兹韦斯内等。
俄罗斯侨民知识分子离开苏维埃俄罗斯,也就脱离了苏维埃俄罗斯官方的意识形态控制,他们的文化创作活动十分自由,创作成果的发表和出版不会遭受审查的障碍,这大大有助于俄罗斯侨民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关于俄罗斯侨民知识分子拥有的这种创作自由,著名的俄罗斯侨民作家M.阿尔达诺夫曾经说过:“我们想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些什么就写什么。”Э.涅依兹韦斯内伊是著名的俄罗斯雕塑家,他在苏联国内的时候有钱、有荣誉、有地位,但文化环境却让他感到窒息,“我作为美术家在这里快要憋死了”。因此他于1976年移居国外。他离开俄罗斯,不再感到思想的压抑,得到了创作的自由,创作出《生命之树》这样的雕塑艺术珍品。从20世纪许多俄罗斯侨民知识分子的创作实践来看,他们在国外的文化生存空间和创作环境不但优于苏维埃俄罗斯本土,就是与1917年以前沙皇俄罗斯本土的创作环境相比,都更为宽松和自由。这种环境反而增强了许多俄罗斯侨民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文化的责任感。“我们是自由的,正因如此我们就负有责任。”俄罗斯侨民知识分子负有创造俄罗斯侨民文化的责任,这是俄罗斯侨民文化在20世纪出现并且形成气候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