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举国欢庆。

但是，美国在战后却加强了对中国的侵扰。

为了大量收集中国的情报，美国间谍机关很快接收和网罗了大批在中国长期进行间谍活动的德国纳粹、日本法西斯、反动白俄及其他国籍职业特务分子。

他们还勾结国民党特务，在各种职业掩护下进行间谍活动，刺探我国东北及朝鲜、苏联的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为其称霸亚洲服务。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华北战场节节胜利，美国扶持的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在平津的美国特务机关也被迫南撤。

但是，他们不甘心在中国大陆上的失败。在撤退前，美国特务机关陆军战略情报处抓紧了布置潜伏特务的行动。

1945年美军在天津

8月的一天，阴暗的云层笼罩着北平城，狂风摇曳着光秃秃的树枝，发出呜呜的哀呜。

北平城，东四大街六条38号大院，这是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处特务机关的联络据点。战略情报处的特务杰克逊少校，站在宿舍前，烦闷得大嘴里喷出一股浓浓的烟雾。

仅一两个月的时间，这座紧张神秘的大院便是人走房空了。杰克逊少校心里充塞着一股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

突然，他转过身，对着一位坐在沙发上名叫顾宗范的中国人说：

“顾先生，现在中共的军队已经控制了华北、东北的战局，形势对蒋总统很不利。我国当局对此深表失望。但是，我们绝不各让共产党统治中国！”

杰克逊把手里的烟卷掐灭在烟灰缸里，又继续说：

“为了我们的事业，决定把你留下来，并派你去天津找一隐蔽地点，架设一部电台。以后的具体工作计划，我会向你布置。”

美军在北平

“少校先生，这……”顾宗范露出了犹豫和恐惧。

杰克逊少校马上洞察到了顾宗范的心态：“顾先生，你尽管放心，现在我们的撤退，不过是一种战略上的转移。”

少校又递给顾宗范一支烟，又继续说下去：''我们相信你能完成这一任务。从现在起，我们每月给你150美元津贴。”

一听到钱，特别是美元，顾宗范那灰暗的眼里顿时闪出亮光来。

1947年当他失业之时，经人介绍参加了美国情报组织。从此，美元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感激美国人的恩惠。

这时，他缓缓地站起来，用一种保证似的语气说：““老韩”先生，我完全服从您的命令。”

“好，我们的人以后称你罗吉。你的电台代号就称为‘劳伦斯’。”

北平隆福寺街一所大院内的一间屋子里，厚厚的窗帘挡住了外边的晨光。

顾宗范睁开眼睛，看看手表，时间已经不早了，他要赶早车去天津。他已和在天津的大哥顾宗德进行了一番密谋，准备将电台就设在顾宗德家里。

顾宗德早已参加了国民党的军统组织，并精通无线电报务，任天津电信局报务股长，住在电信局宿舍。

少校对这一地点和人选感到十分满意。

1948年9月的一天，天津，开滦矿务局（今中共天津市委所在地）会计部的一间屋里，几位会计正聚精会神地埋头算账。

在屋的门口一张办公桌旁，坐着一位穿西服的中年男子，他的名字叫余宗斌。

突然有人敲门，余宗斌站了起来。门外站着一位三轮车夫，正用一条毛巾擦着脸上的汗水。

“你找谁？”余宗斌把来人打量了一番，冷冷地问。

“我找余宗斌，余先生。”

“我就是。”

对方也打量了一下余宗斌，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有位先生让我给您送来的。”

余宗斌待三轮车夫离去，忙走进厕所。

信封里一张纸条上用英文写着两行小字：“老韩，海大道（今大沽路编者注）营口路转角，下午7点。”

信上虽然没有名字，但余宗斌已猜到写信人是谁。因为他的这个代号“老韩”，只有那人知道。

再说这位余宗斌，出生于大地主家庭，日寇侵占东三省后，财产全部丧失。余后在津结识了其妻的表兄吴某，在吴某的领导下，搞了一些抗日的情报工作。

抗战胜利后，他被发展为我党的反间谍人员并打入美国间谍组织。

但是，余宗斌很快被敌人拉下了水，成了效忠美国特务机关的奴仆。

1948年秋的一天清晨，英国怡和洋行天津分行进口部售货主任李普德走进马场道一栋住宅。

一位年老的中国女人迎出来，打招呼说：“啊，是李普德先生。”

“狄佛兰克先生在吗？”李普德认出这位老妇是狄佛兰克的管家。

“他已经出国了。”

“什么时候？”

“昨天。”

“去哪里了？”

怡和洋行

“不知道。”

李普德呆呆地站在那里，他没料到，狄佛兰克会不辞而别！

李普德于1910年出生于俄国伏尔加河畔一个德国移民家庭，1920年全家到中国满洲里，后来到天津。

日本侵略中国时期，他勾结日特，充任天津白俄反共委员会委员，1947年经怡和洋行高级职员狄佛兰克介绍加入了美国间谍组织，受狄佛兰克领导。

现在天津形势危急，他原准备借助狄佛兰克的关系逃出中国，没想到狄佛兰克却抛弃了自己。

“李普德先生，这是狄佛兰克先生临走时让我给您的。”管家把一个纸包交给李普德。

李普德打开纸包，见里边有100美元，还有一封信。信里称因有紧急任务离津，他以后将受命于“老韩”。

李普德走出狄佛兰克的家，一种孤独、悲哀、恐惧和愤怒的情绪袭上心头。

但是，他心里明白，他必须遵照狄佛兰克命令干下去。否则后果也不堪设想……

1948年12月初的一天，余宗斌刚走进办公室，就接到少校打来的电话，约他当天下午5点在皇宫饭店213号房间见面。

余宗斌拿起电话欲向我地下工作人员吴某报告，但他犹豫了片刻，又把电话放下了。

余宗斌准时来到皇宫饭店213房间门前，叩响了房门。开门的正是“老韩”。

余宗斌发现屋内除了少校和老韩外，还坐着一位中国人。少校拍拍余宗斌的肩膀，用英语介绍说：“别怕，这位是罗吉先生，我们自己人。”

“老韩”为每人斟了一杯威士忌，几个人喝了起来。

没喝几口，少校脸上的笑容不再存在了。他带着一种忧郁的神色说：“现在形势非常紧张，我此次来津，是介绍三位先生相识，共同建立劳伦斯小组。”

“少校看了余宗斌一眼，继续交待说：“罗吉以后负责与你联系，我已将联络地点、电话告诉了罗吉，由他配属你一部电台和一本密码，以后你负责将老韩提供的情报发出去！”

说罢，“老韩”举起酒杯：“来，为我们的自由世界干杯！”

四人一饮而尽，少校示意罗吉（即顾宗范）离开。

待顾宗范走出房间后，少校拿出四本小册子。”这是你以后的工作计划，你必须按上边的要求去做。”

少校又取出一张写有“老韩”的名片递给余宗斌，说：“将来如有人持与此同样的名片来找你，就是我派来的人。”

而“老韩”则掏出一沓美钞，说：“这是300美元，作为对你的奖励。以后，我们有的是美元，但我们不是慈善机构，如果你违犯我们的纪律，或者……”

“老韩”眼里露出凶残的冷光。”你如果背叛我们，那么……你会很快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余宗斌看着“老韩”，手有些颤抖，但终于接过了那沓美钞，并发誓：“请“老韩”先生放心，我不会背叛您的。”

少校和“老韩”脸上重新现出笑容：“顾先生，我们是相信你的。走，咱们到美丽川菜馆去吃饭。少校请客。”

当天夜里，余宗斌在床上翻来覆去，一直睡不着。他盘算着：现在天津就要解放，共产党接管的将是一个破烂摊子。

他了解共产党人，他们的生活很清贫，共产党掌权后也不会给他多大实惠。

他想起了自己优裕的童年，想起了舞会上见到的那些漂亮的女人。他想占有漂亮的女人，可是却因囊中空空而遭到那些女人的白眼……

突然，他全身打了个冷战，眼前呈现出了“老韩”那双冷酷的眼睛……

他终于下了决心，不把这次与“老韩”的会面报告吴某，只说他已和美国人断了联系。

1948年12月20日，解放天津外围的激战开始，国民党守军外围的据点很快被解放军扫荡干净。

1949年1月13日，解放军在完成了围攻天津的部署后，向国民党守军发起猛攻。

14日，解放军突破小西关、民权门等国民党军主阵地，直插金汤桥，瓦解了敌军整个防御体系。

敌军仍负隅顽抗，而集结于河北省胜芳镇的天津市公安局800余名干部，在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部长兼天津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副局长万晓塘带领下向天津市区进发。

天津市国民党警察局局长李汉元向解放军首先占领该局的先头部队缴械投诚。

15日晨7时，国民党警备司令陈长捷正在向北平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报告天津战况，即被解放军俘获于他的地下指挥部里。

天津市军管会的公安局干部冒着战火硝烟陆续赶赴各个预定接管单位。

许建国、万晓塘带领市局干部踏进了坐落于东浮桥旁的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的大门。

当天中午，枪炮声已基本平息。在一个叫李曼玲的女人家躲了几天的顾宗范匆匆赶到电信局宿舍。

“你这两天去哪了，我们找不到你，可把我们急坏啦！”

顾宗范的大嫂靳香龄是位30多岁的女人，白净的脸上显出一副着急的样子。

“我在一个朋友家住了两天，嫂子，我大哥呢？”

“他刚才被一位解放军叫走了，说是去开会。他说你来了叫你等他。”

顾宗范推开那间小屋的门，走了进去。屋里的布置没有变动，他推开壁柜的门，拆下一块木板，见收发报机完好无损。

他想马上架台与跑到上海的少校联系，但想了一下，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倒在一张床上，一会儿，便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顾宗徳轻轻推开小屋门，顾宗范立刻睁开了眼睛。

顾宗徳告诉三弟说，解放军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电信局，原来的人员大部分仍各司其职，他还负责报务。他现在最害怕的是共产党发现他参加军统的问题。

顾宗范想了一下说：“军统的材料他们不会留给共产党，介绍你参加军统的人又调到了外地，只要你小心一些，共产党不会发现。”

“你现在要积极靠拢共产党，争取得到他们的信任。”

解放后的天津，秩序恢复得很快。短短几天，社会治安已趋向正常。

这天顾宗范又来到已担任电信局报务主任的顾宗德家，架起电台，按预定的频率向上海的少校呼叫，一小时后，终于叫通了。

少校命他到威尔逊路XX号楼上6号房间找一叫李普德的人，时间是下午5点半。

顾宗范准时来到威尔逊路XX号楼前，左右观察了一下，来到2楼6号门前，轻轻敲了几下。一会儿，门开了，顾宗范看到一张外国女人的脸。

他问：“请问，李普德先生住这儿吗？”

那女人上下打量了一下顾宗范，脸上充满戒备的神情，带着怀疑的目光问：“您是……”

“我是北平来的。”

那女人把门打开，顾宗范走进客厅。

在客厅里，他见到一位40多岁矮瘦秃顶的外国男人站在客厅里，那双深陷进眼眶的眼珠给人一种阴郁的感觉。

威尔逊路

“我是北平李先生派来的。”顾宗范用英语说。

“你的姓名？”李普德警惕地问。

顾宗范没有说话，而是从怀里掏出少校的名片，递给李普德。

李普德看过名片，仍板着脸。他用流利的中国话说：“北平李先生叫您来有何事情？”

顾宗范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李普德。上面用英文写着：“你们的帆船还在航行吗？”

李普德立刻明白了来电的含意，他想了一下，即在另一张纸条上用英文写道：“我们的帆船仍在航行中，……”

顾宗范将纸条收好，即要告辞，李普德叫住了他，递给他一个信封。

“这是少校让我转交你的经费，100美元。以后与我联络的地点是每星期三下午5点半起士林餐厅门口，我开一辆绿色福特牌轿车，牌号303。”

天津市公安局的局长办公室里，许建国局长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

许建国

他嘴上叼着贺龙同志送给他的那个大烟斗，嘴里喷岀一股股白色的烟雾，陷入深思之中……。

国民党政府给天津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百业凋零的烂摊子。

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毒菌与中国特有的封建主义土壤相结合，在这里造就了一批洋奴、买办、流氓、地痞、土匪、娼妓、吸毒者及形形色色的敌视新社会，仇视共产党的人。

天津解放后，能否治理好这座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共产党能否在广大民众中树立起威信的关键，公安机关肩负重大责任。

进城一个多月来，虽然在城市交通、消防、公安基础建设上取得了进展，社会秩序基本达到稳定。

但还有许多工作没有跟上去，社会上存在着不少隐患，尤其是敌视社会主义的反动残余势力，随时都在伺机反扑，颠覆新生的政权。

解放前天津的特务组织盘根错节，机构庞杂。国民党三大特务系统“党通局”、“保密局”、“国防部第二厅”在津有数十个单位。

1948年下半年，沈阳、锦州、长春、热河、保定、济南、唐山等地已解放，这些城市中的一批批特务分子也潜来天津，使情况更加复杂。

天津解放后，从1949年1月15日至2月25日集中进行了40天搜捕工作。“三大系统”在津的特务组织及主要成员很快被査获，并缴获数十部电台及一批武器弹药。

捕获敌特及坦白登记工作，取得的胜利，极大地晨慑瓦解了敌人，但是对隐藏更深的敌人，特别是帝国主义间谍分子的侦察工作还没有跟上去……

许建国坐到原国民党警察局长李汉元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前，用手揉着隐隐作痛的太阳穴。

副局长万晓塘走进屋来，“老许啊，这段时间你太累了，休息一下吧。”

许建国抬起头，嘴角露出一丝笑容。”你不是也没休息嘛，看你，又瘦了一圈儿。”

万晓塘挺了挺那一米八九高的身躯，活动了一下腰腿。

“睡不着啊，一切都要从头来，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从调査研究入手，从已捕获的敌特人员中去找突破口，及时发现和打击帝国主义间谍活动。”

张友恒的浓眉蹙到一起，感叹说：“局长，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确实是很薄弱。我们大部分同志是从农村来的，对城市情况很陌生，确实给工作带来了困难……”

万晓塘打断了张友恒的话，从沙发上站起来，说：“美蒋特务有多年的合作历史，他们决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必然要用多种手段进行颠覆破坏。”

“今后，我们同帝国主义特务的斗争必然是严酷而又艰巨的。不掌握敌特的情况，我们就扭转不了被动局面。”

“局长，我们准备调一部分精干力量，先从摸清敌特在津的基本情况入手，并积极建立打入敌特内部的秘密力量。”

“嗯。”许建国点点头，并说：“这是一场新的战斗，要把我们的侦察人员紧急动员起来，立即投入这一斗争。”

接着，许、万二位局长对怎样开展侦察和调査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在与顾宗范约定好会面时间后，李普德第二天下午5点30分驱车来到起士林餐厅。

他老远就看到了顾宗范，把车停在离起士林餐厅一百多米的地方，两人对视了一下便相继各自走进餐厅，找了个僻静的座位，要了两杯咖啡。

顾宗范交给李普德一份少校发来的电报，上写：“帆船现在何处，详报。”

李普德把纸条装进口袋，又将一本俄文课本递给顾宗范，“这是“老韩”弄来的东西。以后就由我与你接头，时间地点不变。”

“谢谢。”顾宗范起身离去。

余宗斌手里拿着俄文课本，看着上面写着：英国特工801已被苏联秘密逮捕；天津市公安局将于近段时间重点打击国民党特工……”

他在心里暗暗佩服“老韩”高超的特工手段……

天津市公安局侦察处的一间办公室里，处长张友恒正与两个人谈话。坐在沙发上的是侦察科科长阎铁，坐在椅子上的是副科长李文达。

这两人都30多岁，是一对配合默契的搭档。

“阎铁，你们科的任务可不轻啊。”张友恒看着阎铁说：“最近中央公安部的通报中指出，敌特视我宽大政策为软弱可欺，近来活动又有抬头。”

“而我们对敌特的侦察工作还没有多大进展。解放前打入敌内部的关系有什么新的情况？”

“除了以前我们所掌握的一些情况外，没有新的线索。”阎铁看看李文达。

“李毓臻与古谷久一怎么样？”

“他们还一直蛰居，但没有发现可疑活动。余宗斌是经他们介绍打入美特组织的，现已布置余宗斌，一旦敌人与之联络，即向我报告。”

顾宗范近几天很高兴，他从李普德与余宗斌手里得到600多美元及几两金子。他的大哥也已升为报务主任。他又从两处得到多条情报发往上海，“老韩”对他非常满意。

少校告诉他，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只要他们好好干，将给他们更多的好处。

没想到，到6月份，美国人那里已是毫无消息。顾宗范连续往上海发报半个多月，对方还是没有回音。顾宗范还不知道，这时美国驻上海的间谍机关已逃出了大陆。

顾宗范去找李普德，李普德早已感到形势不妙。近几天他见报纸上登载了几条中共公安机关破获美国间谍案件的报道，感到极度的恐惧。

他怕顾宗范被发现而牵连自己，劝顾宗范暂时停止工作，回老家躲避一时。顾宗范没有路费，李普德又给了他几两金子。

顾宗范并没有回老家，而是想在天津找到合法身份，以便长期潜伏。

经过一番活动，他结识了在河北区经营北方电器行的陈巨川、方占群和李文华，并投入一部分资金，称作电器行的职员。

一天，顾宗范与余宗斌在小白楼一家餐厅见面，二人商定让顾宗范去香港直接与美国人联系。

余宗斌用英文给顾宗范写了两封信，一封致美国驻香港领事馆询少校，另一封信致他的一个朋友代为査询。

几天后，顾宗范以去香港购买电料为名办好了赴香港的旅行证。

天津市公安局侦察处办公室里，张友恒见阎铁、李文达二人走进办公室，笑着站起来；“我给你们介绍……”

“不用介绍，我已久闻李良同志的大名！”

李文达抢先和站在张友恒身边的李良握手。

阎铁看着李良，见他有30多岁，中等个，方下额，一副眼镜后是一双文静睿智的眼睛。

“哎，阎铁，李良同志可是个大知识分子啊。北大外国语系毕业，会几国外语，长期从事外国报纸的研究工作，为了充实你们科的侦察力量，市局决定把李良同志调到你们科。”

“太好了，太好了！”

阎铁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再次握住李良的手。

夜已深了，张友恒坐在办公桌前一支接一支地吸烟。

他的桌上放着一摞材料，这些都是已发现或掌握的重大特务嫌疑人员名单及初步掌握的活动情况。

建国初天津市公安局侦察处部分干部合影

突然，他的目光落到一个人的名字上：顾宗德，男，41岁，天津电信局报务主任。家有妻、子女5人。

最近侦悉，他于1947年参加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解放后未向政府坦白。

有时夜间外出，行动可疑。其弟顾宗范经常来其兄家住宿，历史不清，最近获悉已去香港。其家室外有无线电收音机天线……

张友恒马上意识到这份材料有重要价值，便在顾宗德的名字下划了一道粗粗的红线。

1950年4月30日，顾宗范来到北京，在情妇张善缘处住了两夜，5月2日从北京坐火车南下经深圳去了香港。

找到住处后即把两封信发了出去。一个多月过去了，发出去的信仍然没有一点回音。顾宗范的钱也快花光了。

一天早晨，顾宗范突然收到一封信，他不禁大喜。信上只有两行字：

50年代初的香港

“知顾先生来港甚喜，先生能在港住多长时间回信望告。”底下署名“武鸿”。

顾宗范知道这是少校在香港的上级的代号，马上回信，说他还能住一星期，并告诉了香港联络人他现在的住址。

过了两天，一个大汉领他到一旅馆门前，告诉他5楼505房间有人等他。

顾宗范敲响505房间的门，屋内沙发上坐着一位40多岁的男人。

那女郎给他们作了介绍。顾宗范才知道对方叫威尔逊，是少校在香港的联络人。另一个30多岁的人是他的助手，叫杜威。

杜威斟满三杯酒，威尔逊高举酒杯，大声说：“顾先生，朝鲜战争已经开始，来，为我们自由世界的胜利干杯!”

三人喝干杯中的威士忌，威尔逊收敛了笑容。”顾先生，为了配合朝鲜战争，我们现在急需中国大陆、苏联及北朝鲜的政治、军事、科技、经济等方面重要情报。”

说完，威尔逊打开一个大皮箱，从里边取出一卷135胶片，“这是新的电报密码，共290张。”

威尔逊拿出20多个发报机晶体交给顾宗范：“在新电台送到之前，你们设法修好以前使用的那几台，回去后通知‘老韩’立即工作。”

威尔逊又拿出几张胶卷底片，“这是给‘老韩’的工作指示，让他按上边的要求提供情报。这是通讯程序。”

顾宗范接过东西，说：“我回去后一定按您的命令工作，只是……只是我们需要经费。”

“这个你放心，美元我们是大大有的，但要看你们的工作业绩。”

威尔逊说着从皮箱里取出一摞钞票，“这是4000港币和200美元，作为你此次来港的奖励。大批经费我们将按研究好的方案给你汇去。”

“以后发展人员要先向我们报告，待审查批准后才能进行。还有，没恢复通讯前先不急于和李普德联系，得到我的命令后再去找他。”

“是。”顾宗范接过那摞钞票。

“如果你的电台仍不能架好，可用密写方法将情报寄来。我们给你的指示也用此方法。”“我们的新式电台什么时候送到？”

“这件事以后再说，现在时间紧迫，要充分利用你们的通信手段，把情报及时报告本部。”

回到住所，顾宗范把皮箱里的东西全倒在床上，撕开了皮箱底层，把密码胶片剪成一段段的，贴在箱底，盖上底板，恢复了原样。

他又把一瓶发腊抠出来，放进密写粉胶囊，重新把发腊填满。发报机晶体放进一个大蛋糕中心，抹上一层奶油。

最后他拿出一个本子，把记有发报频率、呼号的那页撕下来，分别缩写在几页上。

待一切都处理完毕，顾宗范才舒心地吐出一口气……

顾宗范回来的路上很顺利，他平安地通过了广东海关，来到汉口。然后又坐上汉口驶往北京的火车，在汉口，他给情妇张善缘发了一个电报，让她到北京站接站。

第三天晚上，顾宗范让张善缘将从香港带回的胶卷交给余宗斌，余宗斌携带其前往“老韩”的住处。

此时“老韩”已用上次得到的美元在民园体育场附近租了一处小洋楼。他把胶片对着灯光，用放大镜看了一遍。

上边是美国人要求他们提供的情报调査提纲，共100多个问题，几乎涉及到苏联、中共及朝鲜的各个方面。

“老韩”把调査提纲又重新看了一遍，然后交给余宗斌。

“这是美国人给你的。”余宗斌又把胶片放到桌上。

天津民园体育场

“我已择重要问题记住了。”“老韩”说着擦着一根火柴，胶片呼地燃烧起来。

一天深夜，闪电雷鸣，狂风暴雨。顾宗范穿着黑色雨衣走进北方电器行。

李文华等三人正在喝酒，见顾宗范进来，忙给他让座。

“天线架好了吗？”顾宗范问。

“架好了，就等你回来指挥我们干呢！”电器行里的几个特务回答说。

顾宗范从挎包里拿出一本《斯大林传》，里边夹着几张胶片。他交待说：“这是我们工作用的东西，千万别弄坏。”

又把联络用的呼号、频率、联络次数及时间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一名叫陈巨川的特务。”你把这个分写在一本书的几页上，以免被人发现。”

顾宗范看了三人一眼：“你们以后要有分工，李文华负责交通，方占群负责机务，陈巨川负责报务。你们每天按上边的规定用电台联络，通了后再规定联络时间。”

这时，门外突然传来叩门声，顾宗范一惊，忙命人把东西藏好，叫李文华去开门。

“啊，是孙同志。”顾宗范见来人是本管界民警，心里顿时紧张起来，但他脸上仍呈现着笑容。

“顾先生，您从香港回来了？”民警脸上也露着笑容。

“下这么大的雨，所长怕一些危房出事，叫我们挨家挨户看看。顾先生，香港的买卖怎么样？”

“哎，别提了，香港物价暴涨，许多东西还不如大陆上好买，真是白去了一趟。”

“哎，我想起来了，现在正进行户口登记，顾先生的户口是不是抓紧办理一下？我来了好几趟了。”

“好，我马上办理。”顾宗范答应说。

“那我就不打扰了。”民警笑着走出屋，消失在夜幕里。

顾宗范命人把电台架好，但呼叫不通。顾宗范说可能天线有问题，让陈巨川第二天再改动一下，然后说他准备回北京，民警再来问，就说他不想干买卖了，去一所学校学习。

如果呼叫通了，可往北京给他寄信。

几天后，顾宗范接到李文华的来信，立即从北京赶来在北宁公园同李见了面。

李文华将一份电报稿交给他。顾宗范看后告诉李文华，美国人的经费已汇来，并约定了具体通报时间。

顾宗范将余宗斌给他的关于上次经费处理情况的电报稿交给李文华，命他当夜发出。

第二天晚上，李文华向顾宗范报告，电台又呼叫不通了。顾宗范分析是那台15W的功率太小，立即到他大哥家，让顾宗德将家中那部50W收发报机送来。

但顾宗德说那部机器太大，要分成两部分才能送出，并交给顾宗范一张图纸，让设法制做两个机壳。

顾宗范从钱包里掏出一把钱递给大哥，却没注意到他打给余的一张电报单落到了地上，成了他犯罪的证据……

侦察处长张友恒带领阎铁、李文达、李良等人走进局长办公室。

待大家落座之后，万晓塘看了大家一眼，说：“为配合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和武装侵占台湾，美蒋特务加紧了活动。”

“敌人在我国周围建立了许多据点，其中香港最为重要。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方面的动向。”

局长许建国补充说：“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对一些重点人不但要加强监视，还要深入敌内，掌握敌情，获取证据，在适当时机给敌人以打击。友恒，你们最近的工作进展如何？”

张友恒报告道：“自今年4月军管会发布8号公报后，全市各单位及私人电台已基本实行了登记与管制，通过监视已整理出可疑电台信号XXX个。”

“因没有测向器，故对电台准确位置难以确定。”

许建国一边磕烟斗里的烟灰，一边说：“公安部最近已为我局购进测向器，你们要抓紧训练干部，做好一切准备。另外对已掌握的几个敌特线索要抓紧开始工作。”

两天后，阎铁、李文达走进处长办公室。

阎铁向张友恒报告，昨天晚上电器行的李文华将一提包交给顾宗德。顾宗德家的小屋里亮了一夜灯光。今天早晨顾宗德住进一家医院，准备做痔疮手术。

正说话间，电话铃响了。阎铁拿起电话，“我是阎铁……什么？马上把靳香龄带离现场，我一会儿就到。”

阎铁放下电话。”处长，刚才电信局门卫拦住顾宗德老婆进行检查，发现她的提包里有一部收发报机电源。”

张友恒从沙发上站起来，说：“走，我们马上到现场去。”

发报机电源

在公安局一间不大的屋子里，顾宗德老婆面对审讯人员，进行了交代：

昨天夜里她丈夫装好两部电台机件，今天叫她以探病为名送到医院去。她丈夫和小叔子临解放前就在她家安装了电台，具体内情她不了解。

处长张友恒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兵分两路，让李文达带人去医院逮捕顾宗德，阎铁去顾宗德家搜査。

一辆美式吉普车停在一家医院门前，从车上下来电信局的一名职员。他匆匆走进医院大门，来到二楼一间病房里。顾宗德躺在床上，正焦急地等待着妻子的到来。

“老顾，你爱人出车祸了！”那位职员进到病房后对顾宗德说。顾宗德急忙和那职员走下楼来，钻进停在楼外的那辆吉普车。

“顾宗德，你被逮捕了。”顾宗德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副手铐已戴在他的手腕上。他想挣扎，被李文达死死按在坐位上。

对顾宗德家的搜查也进行得很顺利，共搜出美制15W收发报机2台，50W收发报机1台，英文密码本1册，电报底稿4页，手枪1支，子弹57发。

深夜，经过数小时审讯，顾宗德在大量证据面前初步交代了他和其弟顾宗范为美国间谍机关效劳的罪行，并供出顾宗范现藏在北京的二姐家，地址是北京军区后勤某部宿舍。

李文达带人连夜赶到北京，逮捕了顾宗范。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配合下对顾宗范进行了审讯。

顾宗范开始极力抗拒和狡辩，但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不得不承认和其兄架设电台与海外进行联系的一些情况，并供出了余宗斌及北方电器行的秘密据点。

李文达已看出他还在隐瞒着什么，突然发问：“你在北京与谁联系？”

“我只是住在二姐家里，但她不知道我干的事。”

“顾宗范，狡猾抵赖只会加重你的罪责。”

顾宗范低下头，过了一会儿，把脸扬起来。”我想，我在北京确实没有联系人。”

“哼哼，“李文达冷笑两声，“我劝你不要过早把话封死，否则你会后悔的。”

“首长，我，我真的全坦白了，我……我在北京没有联系人。”顾宗范咬着牙，仍然不吐真情。

李文达把一张纸条放到桌上，“那你看看这个，可能会对你的回忆有点帮助。”

顾宗范走到审讯桌前，当他看到那张纸条后，几乎喊叫出来。那是他从香港回来时在汉口给张善缘发电报的单据，他放进了钱夹里，没想到现在竟会出现在这张桌子上……

经过一阵忙碌，公安人员从张善缘屋里搜出胶片290张，英文密码本1册，密写药粉14瓶，莱卡相机1台，顾宗范的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处证明书及部分黄金、美元、港币。

另一名特务余宗斌在家刚刚躺到床上，就被一阵敲门声惊起。他让妻子去开门。楼道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余宗斌刚从床上下来，几支乌黑的枪口已对准了他的胸膛，……

在逮捕余宗赋的同时，阎铁带领一队公安人员包围了“北方电器行”，将特务李文华、陈巨川、方占群等三人捕获，并搜查到藏在壁洞里的两部发报机。

通过审讯，余宗斌交代出“老韩”为其情报的主要来源，以及“老韩”的住处。经侦察，公安机关初步掌握了“老韩”的真实面目：

“老韩”，真名瓦夫罗米也夫，其父是帝俄财政部的科长，1917年十月革命后，全家逃到海参歳。

瓦夫罗米也夫后来毕业于海参威东方大学，曾去过日本、满洲里等地，1940年来津，在苏联公民协会（在日占区充当领事馆职能）当翻译，1946年担任苏联领事馆翻译。

解放后，苏联领事馆应公安机关请求，派他去充当俄文专家，负责给公安局干部上课，翻译撰写苏联公安教材。

看来这个“老韩”真是深藏不漏，居然潜伏在领事馆和公安机关内部，难怪能获取那么多情报。而余宗斌就是以学习俄文为掩护与他接头联系。

看来瓦夫罗米也夫很有特务经验，从不留任何痕迹，传递情报都是由他口述，由余宗赋记录，再由顾宗范译成密码电文发出去。

他们是单线联系，顾宗范从没见过瓦夫罗米也夫。

“局长，我想出一个主意。”李文达说：“我们把余宗斌放出去，利用他继续与瓦夫罗米也夫联络，以获取直接证据。”

许建国对这个主意很感兴趣，点了点头：“是这样的，我们在逮捕余宗斌时周围环境控制得很严，现在余宗斌的单位开滦矿务局也不知道，这是很有利的条件。”

“余宗斌本人通过政策攻心，表示愿意主动赎罪。为防止意外，我们再派人对他进行监控。”

许建国肯定说：“好，对瓦夫罗米也夫的侦察就这么定了。”

芷江路某号，一座独门独院的小楼里，几位公安局的技术人员正在紧张地工作。这是经过反复研究才定下的地点，将在这里对瓦夫罗米也夫进行录音。

余宗斌手挽一女郎胳膊，徘徊在苏联领事馆附近。那女郎20多岁，身材苗条，一张白果型欧亚混血的脸庞，吸引了不少过往男性的目光。

苏联驻天津领事馆旧址

她是舞女，经过工作，她愿意为余宗斌担任掩护，但她并不了解案情，任务只是把瓦夫罗米也夫引至规定地点。他们今天在领事馆门前徘徊，为的是甩开瓦夫罗米也夫的妻子。

瓦夫罗米也夫提着公文包走出苏联领事馆的大门，向四周看看，朝海河方向走去。

“瓦夫罗米也夫先生。”一个女人甜甜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瓦夫罗米也夫停住了脚步。他首先看到了一张漂亮的脸，两片红唇艳红滋润。当他看到余宗斌，先是一惊，然后笑了。

“瓦夫罗米也夫先生，您不认识我了？”那女郎喙声喙气地说。

瓦夫罗米也夫眯起眼睛，突然想起来了，“啊，我们一起跳过舞，您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

余宗斌凑近瓦夫罗米也夫身边用英语说：“经费已经汇来，我还有重要事情对你说

瓦夫罗米也夫点点头，余宗斌改用汉语说道：“瓦夫罗米也夫先生，我们去吃饭吧，然后由她陪您跳个痛快。”

苏联领事馆主楼

“好，我们去哪里？”

余宗斌挽起那女郎的手。”我在外边又租了间屋子，那里很安静。房主去香港了。”

瓦夫罗米也夫看看余宗斌和那女郎，眼里现出猥亵的笑意。他们叫住两辆三轮车，三人分别坐了上去。

芷江路那座小楼里，此时空气异常紧张。录音机突然发生故障，怎么弄也不能运转。李文达头上冒出大汗。

此次行动经过长期准备，如果再失败，那后果……技术人员重新检査了一遍，抬头看看李文达。

从那副表情，李文达已明白。这些同志也是初干这种工作，设备落后，技术水平都不高，他们已尽了最大努力。

“再检査一次，不要慌。”

一个技术人员拿起电流表，突然大声说：“电池没电了！”

天津芷江路

“马上更换。”

“可是，可是我们没带备用电池。”

“快坐车回去拿！”

余宗斌坐在头一辆三轮车上，他身边是那女郎。瓦夫罗米也夫乘坐的三轮车紧随其后，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前边三轮车上的人。

当余宗斌乘坐的三轮车拐过上海道时，一辆吉普车从他们身后超了过去。

余宗斌用钥匙打开院门，院子里静悄悄的，他的心脏几乎要蹦出来。他走上台阶，开了楼房的门。此时技术员刚换好最后一块电池，李文达抹了一下头上的汗。

瓦夫罗米也夫随余宗斌走进一间屋子，笑着说：“啊，真像间新房！”瓦夫罗米也夫笑着说。

余宗斌把一个圆桌抬到沙发前边，那女郎忙摆上早已准备好的酒菜。瓦夫罗米也夫环顾着屋子，走到一扇拉门前。余宗斌紧张起来，他知道，隔壁就是公安人员。

瓦夫罗米也夫用力拉了一下拉门，没有拉开。余宗斌忙走过去，“这扇门从那边锁上了，那边是房主人的卧室。”

瓦夫罗米也夫坐到餐桌前，那女郎为瓦夫罗米也夫和余宗斌斟满酒。三人一饮而尽。那女郎看了看手表，突然说：“哎呀，我该去上班了。瓦夫罗米也夫先生，我就不陪您了。”

瓦夫罗米也夫带着色迷迷的眼神，贪婪地看着那女郎的背影。待她走出关上房口后，他伸手打开了茶几上的收音机。屋里响起轻柔悦耳的广东音乐，余宗斌的头上渐渐冒出汗来。

突然，收音机不响了，瓦夫罗米也夫脸上立即露出惊疑之色。

余宗斌走到收音机前旋转了几下电钮，又走到门边拉了一下灯绳，“真他妈的倒霉，又停电！”

瓦夫罗米也夫脸上的疑云消失了，举起酒杯，“来，我们干了！”

民国收音机

第二天上午，瓦夫罗米也夫应邀给天津市公安局的干部们上课，坐在位置上的几个民警突然站了起来，快步冲上讲台，将其双手反剪，抓了起来。

局长许建国走进教室，拍了拍瓦夫罗米也夫的肩膀，笑着说：“老韩，我找你好苦。”

对瓦夫罗米也夫的审讯进行了很长时间，但瓦夫罗米也夫对其罪行拒不供认。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张友恒命人把余宗斌带进来，“你认识这个人吗？”

瓦夫罗米也夫看看余宗斌，点了点头。”认识，他是我的俄文学生。”

张友恒命人把余宗斌带出去。”你们只是师生关系吗？”

"如果您不相信，可以向王通先生了解，是他介绍的。”

“你编导了一出很有意思的戏，但您的学生把戏演砸了。”

瓦夫罗米也夫摊开双手，耸耸肩膀，“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张友恒知道，对这种老练狡猾的特务，没有有力的证据很难使他屈服。他向担任翻译的李良示意，李良按了一下录音电键。屋里响起瓦夫罗米也夫与余宗斌的谈话声……

瓦夫罗米也夫吃惊地睁大眼睛，脸上渐渐现出恐惧。他没料到，这些穿着粗布军装的共产党公安人员竟能有如此高超的侦察本领。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瓦夫罗米也夫不得不承认：自1937年起即以“老韩”这个代号，为美国间谍机关工作……

在瓦夫罗米也夫招供后，天津市公安局又对李普德等一些外国间谍分子进行了细致的侦査工作。

在获取了充分证据后，天津市公安局于1951年1月28日对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处”在津的潜伏组织实施了最后一次打击。

当夜，李普德、东星、罗特凯露、李福德等多名间谍分子落入了法网。

天津市公安局在这次侦破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处潜伏在津的组织过程中，共逮捕主从犯21名，其中有外国间谍8名。

这一案件的破获，有力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颠覆破坏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