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是十二生肖，是中国人最基本的属相之一；也是传奇故事中的常客；有关虎的众多褒义名词和成语，更是说明了中国人对于虎的喜爱。这种喜爱经久不衰，在各朝各代表现不同，在唐代，就体现为虎类小说。

生肖虎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这一特定的时期，文人创作小说的热情空前高涨，众多艺术成就斐然的传奇作品涌现。小说终于得以摆脱子、史的附庸，成为独立而崭新的文学样式。而动物题材小说的崛起，成为唐代小说不容忽视的一大特色。其中以虎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小说，不仅故事类型多样、情节跌宕、意蕴丰富，而且在虎类小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代表着此类小说的最高成就，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虎类小说能成为唐代文言小说创作的主要类型，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其兴盛背景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点：思想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

在思想文化角度来说，虎类小说兴盛的背景就是普遍的“虎崇拜”文化。

虎崇拜图腾

虎，吼啸山林，独来独往，体型庞大，额头具有“王”字花纹。种种表象都充满了力量感和尊贵感，因此，中国人的虎崇拜文化古已有之。

在先秦时期，人们缺乏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认知，就把云和风，当做是龙与虎行动之间的副产物，是所谓“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在此阶段，先民就已经将虎视作掌控大自然力量的神圣存在，形成了对虎的浓浓崇拜。

云从龙，风从虎

而到了战国时期，虎即与方位相结合，是行军布阵时的重要图形标志。在此基础上，虎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渐渐演变为古代社会的“四灵”之一，成为配属西宫，管辖七宿的西方之神，受到极大地推崇。进入唐代以后，虎开始走下神坛并朝着精怪化的方向发展，但其神圣性的一面依然得到了保存。

西方白虎

在这样的基础上，虎崇拜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原始信仰，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虎类小说之所以能在唐代众多小说题材中异军突起，引人注目，追根溯源在思想上，还是由于在万物有灵观这一原始思维方式的指导下，人们一方面相信虎和人一样是有灵魂，有智能的动物，一方面在虎崇拜的历史积淀中，仍然残存着对虎神圣性的认知。

从社会历史角度来说，唐代人的漫游之风是虎类小说盛行的社会背景。

唐代文人好游山玩水，在寻觅山水胜境的过程中，常伐竹取道、不择险峭，与自然拉近距离、饱览秀丽景色的同时也增加了遇虎的概率。这些与虎遭遇的经历，也会促进唐代人对于虎的遐想和尊崇，因此，虎形象就会被广泛应用于文言小说创作之中。

唐人游猎

由此可见，唐代人漫游的时代风尚，是促进虎类小说产生的外部客观环境之一，将其投射进小说，不仅使故事情节有了合乎逻辑的演化，在达到幻设为文的艺术目的同时，还融入了细节的真实，增强了故事的可信度。

正是在多种社会背景的共同影响下，虎类小说才会成为唐代文言小说中盛行的类型，也由此衍生出了不同种类的虎类小说。

唐代虎类小说第一大类，就是人虎互换。

人虎互化是指人和虎两个物种能够相互转化。人虎互化型故事，是唐代虎类小说中最为出彩的部分，与唐代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在唐人极富想象力的改造与润色下，呈现出文采华艳、叙述婉转等与前朝截然不同的风貌，取得了超越以往的艺术成就。

《宣室志》

在人化虎类型中，主人公大多因为疾病或者上天惩罚而化作老虎，在这类故事中，主人公基本都需要经历诸多磨难，或者通过考验，最终才能化人，并且通过这些变故而有所收获。《宣室志》中就记载了因病化虎的故事：

“征在吴楚周岁，所获馈遗甚多……忽披疾发狂，鞭笞仆者，仆者不甚其苦。如是旬余，疾益甚。无何，夜狂走，莫知其适”。

唐人李征在婴孩周岁时，固然因疾发狂，化作猛虎，夜间发狂，时人不知其故。

另一类人虎互换故事，就是虎化人。在虎化人故事中，能够化成人形的虎，基本都是在山林之中年深日久的猛虎。

人们想象中的精怪

这种虎化人的想象源自唐人的精怪信仰。精怪，是由各种自然物老而成精后的通灵变幻形成，它常常假托人形，参与到人的社会生活中来，多数时候为害作恶，捣乱生灾，有时又能佑护致福。精怪观念，最初发端于原始人对自然物的人格化，是原始思维将自然万物泛灵化的体现。早期的精怪还不具备变幻莫测的特征，待到人类产生了灵魂观念，并将之赋予自然物，它们才具有了精神实体的品格，精怪观念也由此成熟，进而幻想出种系庞大的精怪家族，包括有生命的动植物精怪，与无生命的器物用具精怪等等。

对于这类精怪鬼魅的想象，是虎化人类型小说出现的根源，《论衡》中有记载：

“鬼者，老物精也。夫物之老者，其精为人；亦有未老，性能变化，象人之形”。

在古人认知之中，凡是年月久了的物件，或者是年龄大了的生物，都会成为精怪，吸取天地间的灵气，从而产生变化之能。

《论衡》

老虎在古人观念中是能活到上千岁的长寿动物，经过漫长时光的积聚、磨砺，具备了神异性，从而变成精怪。而且加之古人对虎的普遍崇拜，所以有关虎的精怪化成人形的故事，数量非常多也是很正常的事。

唐代虎类小说另一大类，就是人虎婚恋。

人虎婚恋是指人和虎精相识相恋后结为夫妇，并保持婚姻关系的一类故事。在这类故事中，虎精多为容貌艳丽、风情款款的女子，偶为虎性未脱、自惭形秽的男子。

人虎婚恋是中国异类婚恋故事的一个分支，人和异类通婚，是人类学上人兽婚观念的遗留，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与动物原形婚媾的落后想象逐渐被摒弃。在文言小说中，动物需完全化为人形才能实现与人类的结合。在中国很多原始部落和民族中，人们崇拜老虎、将之作为氏族的标志，且相信自己是老虎的后代，这种人虎同根同源的民间信仰，为人虎婚恋小说的产生提供了内在的思维逻辑，是其能够出现的深层原因。

唐代虎类小说作品繁多，成为唐代文言小说的创作主流题材，也形成了唐代虎类小说的特色艺术成就。

唐代虎类小说艺术成就其一就是更加人情化的虎形象。

唐代虎类小说与前代同类小说相比，一大显著的不同在于，唐人笔下的老虎更具备人情化的特征，它们和人一样有七情六欲，成为鲜活而饱满的文学形象。其中虎女形象的塑造，历来最受关注。

因此有学者认为，唐代小说中的虎女形象“既有女人的共性特征，又有虎女不同于人间女子的个性表现。是唐代小说艺术成熟的标志之一，为中国小说史女性形象画廊增添了新的光彩。”而在前代小说中，老虎出现的目的更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需求，对虎形象的描写也较为粗糙，偏向于平面化和脸谱化。

细腻的虎女形象

比如《五行记》“袁双”篇，描写了虎女嫁人为妻的故事。这篇小说中的虎女“年十五六，姿容端正”，在外表上和唐人笔下的虎女一样，是年轻貌美的佳人，但其行为、个性却迥乎不同。唐人小说中的虎女会诗词歌赋，会在夫妻情和山林志之间纠结徘徊，是完全人情化的精怪形象，仿佛不是由精怪化形而来，而是真正的人类少女一般。

虎女

其第二个艺术成就就是情节更加跌宕曲折。

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诸多与虎有关的小说出现。但这些小说一般篇幅短小，叙述十分简略，情节也较为简单，艺术成就不高，大多是为了搜奇记逸而作，无意于叙述的策略和文采的藻饰，在文学史上影响有限。

唐代虎类小说吸收了魏晋六朝小说中的某些情节，在保留原有故事精彩部分的同时，加入了更多的细节描写，使得情节更加生动完整，同时在对核心情节的发展中还设置了不少的障碍和变数，形成“节外生枝”的艺术效果，使故事呈现出一波三折的风貌，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

虎类小说是唐代动物题材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量上蔚为大观，在艺术风格上也独具特色。它是中国文言小说领域的一抹亮色，是中国博大精深虎文化的体现之一。

《宣室志》

《论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