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解放军在北平城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当入城部队浩浩荡荡走在北平街头，北平市民、学生、工人纷纷倾城而出，手执旗帜，高呼口号，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

后来，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在保护北平这座千年古都和无数灿烂文明以及两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促进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傅冬菊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1947年，蒋介石下令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傅作义被任命为总司令，统管华北军政财文大权。可当时摆在傅作义面前的，是东北野战军即将入关，部队受淮海战役影响，可能无法南撤，华北国民党军所据守的战略要地越来越小。

华北地区悲观的形势，让蒋介石和傅作义都在考虑下一步的指示，是放弃还是坚守？当时蒋、傅二人各自打着各自的小算盘，谁都拿不定主意。

济南战役结束后，华北国民党军和南线国民党军的联系彻底被切断，傅作义不得不立刻做出决定。蒋介石曾提出让傅作义将福建作为后方基地，但傅作义却还在考虑，自己在华北经营了二十年的小集团今后怎么办。

沈阳失守以后，蒋介石认为傅作义应该全军南撤，放弃华北，但傅作义对于蒋介石排斥异己的手段了如指掌，自己一旦率领部队南撤，就会被蒋介石立刻掌握在手中。

因此在国民党国防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面对蒋介石关于华北形势的发问，傅作义当即表态“固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偏安江南”这句话让蒋介石深受刺激，历史上偏安江南的王朝历来没有好结局，蒋介石当即决定让傅作义“暂守平津”。

其实，傅作义当时已经意识到到蒋介石是不得民心的，共产党必将成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因此他开始考虑向共产党靠拢的问题。

傅作义由张家口迁到北平的时候，身边除了工作人员以外，没有任何亲人陪伴身边，为了排解孤独，傅作义将大女儿冬菊叫来身边，一方面是为了关照女儿的生活，身边有个说话的人，不用整日埋头于公务之中；另一方面也是想听听亲人的看法。

当时傅冬菊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经常在报纸副刊上刊登一些进步文章。傅作义感觉女儿可能受了共产党的影响，曾劝她出国深造，还让胡适给她办好了护照，但傅冬菊坚持不肯，反而劝父亲说，自己在国内可以为国家做许多事情。

女儿的独立自主，让傅作义打心底里感到满意，也就不再勉强。至于女儿是不是共产党，傅作义不好问，便交代贴身的警卫副官，等女儿来了以后，记得收好桌上的文件，不要让她乱翻。

傅冬菊到了北平之后，独自一人住在中南海居仁堂里屋，傅作义和警卫副官睡在外屋，担心女儿随便出入，和不明身份的人来往。有一次，傅冬菊劝说父亲不要再打内战了，傅作义告诉女儿，他也是身不由己，他不打人家，人家就要来打他。

不久，傅作义和女儿私下商议与中共秘密联系的问题，傅冬菊告诉父亲，自己有同学和共产党有联系，而且绝对靠得住。因此在北平和谈开始前，傅作义让女儿转交给地下党一个求和电文，结果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共方面毫无反应，只接到五次约傅冬菊单独见面的电话，而且每次都扑个空。

“你们年轻人办事就是不牢靠。”傅作义大失所望，最终决定还是派人出城与中共联系。

北平和谈正式开始后，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能够及时了解到傅作义的思想动态，方便在谈判桌上作出对策，傅冬菊功不可没。

北平解放后，几个北平地下党的同志找到傅冬菊，交给她一张表格，说填完表她就是共产党员了。结果傅冬菊告诉大家，自己早在1947年的时候，已经正式入党。

完成了在北平的任务，傅冬菊又回到了天津，改名“傅冬”继续在报社工作。之后，傅冬跟随南下部队做战地记者，辗转到昆明，还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1951年，陈赓将傅冬带到北京，准备派她上朝鲜战场做翻译工作。当帅孟奇见到傅东后，觉得前线工作不适合她，便将傅冬留在了人民日报社。

自此，傅冬一直担任人民日报记者，做新闻工作。改革开放以后，傅冬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了十几年，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北京。晚年的傅冬省吃俭用，将钱都捐献给希望工程，2007年，傅冬平静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