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荣县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称杨佳乡民办教师黄茂才过去是渣滓洞的看守，是杀害江姐等革命志士的主犯。根据黄茂才的供述，法院判处黄茂才死刑，临刑前黄茂才直言：“我过去为江姐做过很多事。”

一个国民党特务为何会给共产党人做事？黄茂才晚年的待遇又如何？

黄茂才出生在四川荣县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全家人省吃俭用，勉强供黄茂才读完了初中。经人介绍，黄茂才先在成都绥靖公署做文职工作，绥靖公署撤销后，黄茂才又被安排到重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管理档案。

1948年，黄茂才被调到邮检组，特务头子徐远举见黄茂才既没有邮检技能，也没有其他特殊的才能，便下令将其开除。经绥靖公署的同事说情，黄茂才被调到了渣滓洞。

刚到渣滓洞的时候，黄茂才工作“兢兢业业”，和其他看守一样，经常对被关押的革命志士恶语相向。但时间一长，出身贫寒的黄茂才心里泛起了嘀咕：这些“犯人”看着斯斯文文，不像是能干出杀人放火勾当的人。

黄茂才值班的时候，总喜欢在监狱里四处溜达打发时间，和“犯人”们逐渐熟络起来。从他们的口中，黄茂才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决心为这些共产党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利用休假上街的机会，黄茂才经常给狱中的革命者送信，同时用自己的钱买报纸带进监狱。当时江姐唯一的儿子寄养在别人家，黄茂才利用进城的机会，给江姐带回了孩子的照片，江姐激动得热泪盈眶。

黄茂才用实际行动赢得了革命志士的信赖，江姐曾给黄茂才写过一张纸条：“……你的行动已经证明你有了很大的转变……将来政府一定欢迎你，以后我们一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江姐的家乡距离黄茂才的老家相隔仅20多公里，两人算是地地道道的老乡。为了感谢黄茂才为革命做出的特殊贡献，鼓励他为人民做更多艰巨的工作，江姐决定给黄茂才织一件毛衣。

黄茂才听说此事后，不禁红了眼眶——当时蒋介石已经密令军统分批处决狱中的革命志士，江姐作为狱中最出名的共产党员之一，很可能会首先遭遇毒手，但江姐却在临死前还想着别人，这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按照江姐的吩咐，黄茂才买回了蜜蜂牌的蓝色毛线。江姐和难友们轮流协作，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把毛衣织好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重庆的国民党开始遣返多余和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人员。恰好在此时，黄茂才的老母亲病重，让他立刻回家一趟，临行前黄茂才找到江姐，问她有什么要往外捎的信件。

过去江姐担心黄茂才的身份暴露，很少让他捎带私信，这一次想到自己可能离就义的日子不远，便郑重地写了一封信交给黄茂才。这封信就是著名的“示儿信”，也是江姐的绝笔遗书。

就在黄茂才回老家看望母亲期间，江姐等共产党员先后被特务杀害，等黄茂才回到渣滓洞得知此事后，难过的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拿出江姐给自己织的毛衣，眼泪刷刷地滴落下来。

两天后，黄茂才被以“动摇分子”资遣回家。临走前，他为党组织带出去最后一封秘密急信，报告了敌人对革命志士进行大屠杀的罪行，请求组织立即设法营救。自此，黄茂才脱下了国民党军装，在家乡的学校教书育人。

1951年黄茂才被公安机关逮捕后，尽管他将过去的经历作了详细交代，但审讯人员始终不相信。在无人证明的情况下，黄茂才违心承认自己参与了大屠杀，是潜伏下来的敌特分子，但仍然否认自己是杀害江姐的凶手。

法院因此判处黄茂才死刑，但在征求当地贫协意见时，贫协主席如实汇报了黄茂才的出身贫苦，为求生存才误入敌营的情况，有关部门研究后决定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

在劳改农场，黄茂才因表现出色，1964年获准提前释放。回到家乡之后，黄茂才继续在群众的监督下劳动改造，每周到大队汇报一次情况，每月向公社和公安局作一次汇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茂才了解了国家对冤假错案的政策，鼓起勇气给有关部门递交了申诉材料，但迟迟没有回应。后来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在清理材料时，发现脱险志士在材料中提到黄茂才当年的义举，特意请他到重庆核实情况。

当纪念馆馆长听说黄茂才解放后的情况，当即想办法帮黄茂才联系到当年脱险的志士之一曾紫霞。曾紫霞得知黄茂才的苦难经历后，立刻写了一份详细的说明材料，并将此事通报给其他脱险者，请他们写材料为黄茂才作证。

四川省委统战部收到为黄茂才证明的材料后，责令荣县公安局复查核实。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取证，荣县法院撤销了对黄茂才的判决，宣告黄茂才无罪。后来组织上增补黄茂才为政协委员，补发了部分工资，还给他安排了新的住处。

1997年，73岁的黄茂才受聘到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指导渣滓洞的修复工作。站在当年关押江姐等革命志士的牢室前，黄茂才老泪纵横，深深地三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