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宁可绝后，也不让人背后指着脊梁骨骂！”周总理生气地对邓颖超说道：“新中国的宪法是一夫一妻制，我是堂堂大国的国务院总理，如果照你们说的那样做，普天之下岂不乱了套？”

1925年，周总理和邓颖超结婚不久，便率东征军去了汕头。不久，邓颖超因工作前往汕头，周总理一见到她就发现她脸色有些不对，忙问出了什么事。刚开始邓颖超还支支吾吾不肯说，在周总理的一再追问下，邓颖超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周总理离家后不久，邓颖超就发现自己总是恶心呕吐，到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她是怀孕了。听到这个消息后，邓颖超的心中很是慌乱，当时周总理和母亲都不在身边，自己在工作上刚有了起色，根本没有精力带孩子。

想来想去，邓颖超自作主张买了打胎药。原本她想悄悄把孩子打掉，结果打胎药药效太强，她吃了之后疼得在床上打滚，还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

“你是形而上学，怎么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周总理听后顿时火冒三丈：“孩子不是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随便便扼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这是周总理和邓颖超相识以来，第一次发这么大的火，邓颖超当即向周总理承认了错误。等周总理消了气，又反过来安慰邓颖超，让她多注意身体。

1926年，邓颖超第二次怀孕，这一次他们夫妻二人都很重视，结果邓颖超快要生产时，周总理被调去上海工作，岳母陪着邓颖超留在广州。生产时由于胎儿过大，三天三夜都没生出来，医生和邓颖超的母亲商量后用了产钳，结果孩子头颅受到伤害，刚生下就夭折了。

邓颖超产后身体一直很虚弱，本打算在医院多养几天，然而十几天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广州陷入了白色恐怖，邓颖超和母亲决定去上海找周总理。在张治中、陈赓等人的帮助下，邓颖超经香港到了上海，等见到周总理的时候，人已经虚弱的不行。

后来，周总理安排邓颖超住进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医生检查后告诉邓颖超，她由于产后过度疲劳，身体没有恢复好，今后可能不会再怀孕了。果然，从此以后，邓颖超再也没有怀过孕。

在战争年代，周总理夫妇为了革命事业出生入死，连续两次失去亲生骨肉，新中国成立后，有人为周总理没有自己的孩子而遗憾，劝他另娶妻室生儿育女，邓颖超也曾委婉赞同，结果惹得周总理大发雷霆，自此再也没有人敢提及此事。

尽管周总理一生没有亲生子女，但他却抚养了多位烈士后代及亲属子女。其中，有三位是周总理正式承认的义女，她们分别是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叶挺的女儿叶扬眉和谌志笃的女儿谌曼里。

然而在周总理病逝两年后，绍兴市委在整理周总理1939年绍兴之行的有关资料时，意外发现周总理在绍兴还有一个义子，名叫王戍。

1939年，周总理因抗战机缘回到故乡绍兴，与当地各界代表畅谈革命形势后，周总理在秘书的陪同下，前去拜见姑父王子余。和前来相见的亲友们打过招呼后，在姑父的陪同下，周总理瞻仰了姑妈周桂珍的半身遗像，默哀并三鞠躬。

当天晚上，王子余在家中设宴款待周总理，除了他的大儿子王贶甫陪同外，还邀请了几位地方著名人士。正当大家边吃边谈革命形势时，王子余的孙子王戍跑来报告，说门口有两个特务站着不走。

“不要紧的，他们有他们的事，我们说我们的话。”周总理安慰在座的人。其实从踏上故乡的那一刻，周总理就知道自己身边布满了国民党的眼线，时刻监视他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

第二天一早，在王子余和周家族长的陪同下，周总理乘船南下给列祖列宗扫墓，王戍因为当天学校放假，得以跟着表伯周总理去祭祖。扫墓结束后，周总理一行转道禹陵游览，王戍一听高兴得跳了起来，开始给大人们讲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

周总理微笑着听完王戍的讲述，补充说大禹除了在治水方面有建树，在发展农业方面还做了许多贡献。王戍一边听表伯的讲解，一边提出自己的疑问，这种勤于动脑，不懂就问的态度，让周总理对他打心眼儿里喜欢。

游览完禹陵，周总理一行来到百岁堂，族长捧出手抄本家谱让周总理审阅，周总理欣然提笔，在上面补上了他们三兄弟的出生年月日。

当天晚上，表弟在家中设宴招待周总理，作陪的都是自家亲友。酒足饭饱之后，大家纷纷要求周总理题词留念，周总理欣然给每个人都写了题词。当时杭州、嘉兴等地已经沦陷，因此周总理给王戍题词：“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

王戍看到表伯给自己的题词后，激动得心潮澎湃，当即拉着父亲到了屋外，请他帮自己和表伯说，自己愿意跟着他一起到前线打鬼子。父子二人回到屋内后，王贶甫向周总理转达了王戍的愿望，周总理看着稚气未脱的王戍，语重心长地说道：“你现在年纪还小，应该继续上学，这次还不能带你出去。”

王戍听了周总理的话，当场难过地低下了头，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周总理不忍心看王戍难过，伸手将他拉到身边，安慰他说：“你做我干儿子，好不好？”

“好，好！”在场的人纷纷表示赞同，王贶甫让王戍郑重地站在周总理面前，三鞠躬喊了一声：“干爹！”周总理应声答应，当即在宣纸上重新给王戍写了一幅题词：“乘长风破万里浪！慕向表侄义儿 周恩来。”

写好题词后，周总理拿出10块银圆交给王戍，叮嘱他好好学习，学会独立生活，以后可以经常给他写信。离开绍兴后不久，周总理又给王戍寄去一张自己的军装照，背后题写了：“慕向表侄义儿存念 周恩来 廿八·四·五”

自从绍兴一别，王戍再也没见过周总理。后来为躲避战乱，王戍在父亲的安排下到了福建，一边工作一边牢记周总理的教导，坚持刻苦读书，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

1949年上海解放之际，恰好大学毕业的王戍毅然参加了解放军南下服务团，后来被分配到福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王戍多次给周总理写过信，但周总理始终没有回应。

王戍的父亲王贶甫后来因公进京，和周总理有过见面，周总理告诉王贶甫，自己并非不想念王戍这个“表侄义儿”，而是担心给他回了信，会影响到他的进步。王戍得知这个原因后，心中牢记周总理“任何场合都不要讲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的家规，默默无闻地在教育岗位上做贡献，直到离休。

如果不是绍兴市委整理周总理当年回到绍兴的资料，恐怕王戍永远不会公开自己和周总理的这层特殊关系。直到晚年，王戍说起周总理都是称呼“表伯”，而不是“干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