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某一天，孙洪宪给许世友做完工作汇报后，又告诉了他一个喜讯。原来，许世友的老朋友王震即将来探望他。一听到这话，许世友心里乐开了花，毕竟他和王震从红军那时候起就是一起打仗的老兄弟了。新中国成立后，两个人都在军区忙各自的工作，见面的机会就少了。这次王震能来，许世友真是由衷地感到高兴。
见面那天，许世友早早就站在自家大门口守候。他边等王震，边跟孙洪宪聊起以前和王震一起打仗的那些事儿。旁边的孙洪宪听得迷迷糊糊，感觉有些事情好像对不上茬。但看到许世友讲得兴高采烈，就没好意思打断问清楚。
不一会儿，远远望见一辆吉普车驶近。许世友赶紧扯扯自己的军装，准备迎接来宾。吉普车一停稳，乘客就从车上下来，走到了许世友跟前。许世友这时仔细一瞧，疑惑地说：“不是说要来的是王震将军吗？”
对方瞅着许世友，笑嘻嘻地问道：“哎，许大将军，看到是我来了，难道就不给点面子，不欢迎一下吗？”许世友一下子明白了过来，赶紧说了几声对不起，接着高高兴兴地又把客人带进了屋里。旁边的孙洪宪看得直发呆。走进屋里的时候，许世友对孙洪宪讲道：“王诤可是我们军队里的通信高手，连毛主席都称他为通信界的鼻祖呢。幸好我和他挺熟的，要不然可得闹大笑话了！”
哎，搞错了，来的是王诤，不是王震。这俩人名字读起来差不多，孙洪宪报告时没讲明白。许世友一听，以为是王震呢，结果就闹了个大笑话。虽然认错了人，但许世友和那位朋友之间的情谊还是一样深。提到王诤，他可是我军通信事业的开创者。就连毛主席都对他赞不绝口。
【被俘的国军通讯人才】回到1930年10月那会儿，中原大战的硝烟还没散尽，蒋介石就急忙集合了十万大军，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围攻。在毛泽东和朱德元帅的带领下，咱们部队用了巧妙的打法，往苏区中间地带撤，故意把敌人往里引。没想到，敌人两个旅真的上钩了，30号那天就一头撞进了咱们的包围圈。
这一仗，我们成功打败了敌人的两个旅，还抓到了他们的头头张辉瓒。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可毛主席却在为接下来的仗怎么打而犯难。你想啊，那时候国民党军已经有了很厉害的通讯家伙和武器，而我们这边连个传话的工具都没有，战场上指挥起来，比人家慢了好大一截呢。
不过呢，自打第一次反围剿打完以后，这事儿就开始有了转机。说起来，最关键的还是因为王诤的加入。打完第一次反围剿后，我军士兵在收拾18师留下的东西和抓到的俘虏时，有了个惊喜的收获，那就是一台功率15瓦的电子管收音机。这可把领导乐坏了，可等电台送上来一看，哎，因为这电台里有几个零件坏了，所以只能听不能发。这么说吧，它就相当于半部电台的功能。
但是，哪怕只有半个电台，也比啥都没有强。可话说回来，光有电台还不够，没专业的无线电专家和译码人员，这电台也照样转不起来！不过还好，正当主席为此头疼不已时，下面传来消息，说除了电台，还有9名技术人员也被俘虏了。
一听到这个消息，毛主席马上吩咐要好好对待那几位技术人员，并且迅速安排郭化若前去说服他们投降。郭化若很擅长做劝降工作，他把咱们军队的政策给俘虏们讲得明明白白，话音刚落，就有人立马举手，说要加入我们。第一个抢先举手的是吴人鉴，紧接着，第二个跟着举手的是刘达瑞，他是吴人鉴的弟子。
吴人鉴这家伙背景可不一般，21岁时就从黄埔军校第六期的无线电专业毕业了。一穿越到18世纪，他就直接坐上了中尉报务员的位子。一听吴人鉴的经历，郭化若乐开了花，连忙向主席汇报。后来得知刘达瑞是吴人鉴亲手培养的弟子，他更是笑得合不拢嘴。按照毛主席的吩咐，一切都要简简单单。这边刚把国民党的军装脱下，换上红军的服装，就算是正式加入队伍了。
尽管换身份这事儿挺容易，但毛主席一直信任别人，所以吴人鉴一换身份，就被立马安排了个大任务，就是给红军建个无线电通讯队。听了主席的指示，吴人鉴向主席拍胸脯保证，说要给红军建一支出色的无线电通信团队。打那以后，吴人鉴就改名叫王诤了。
【我军的通讯部队鼻祖】1931年1月初的几天里，王诤刚加入红军不久，就在江西宁都小布村的龚氏宗祠里，红一方面军的参谋处所在地，他和已经改名为刘寅的刘达瑞一起，拿到了红军之前缴来的那半台无线电收发报机。把天线稳稳架好，转动一下开关，开始调整频率。当耳机里传来“嘀嘀嘀嘀”的响声时，红军队伍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无线电设备。
虽然没法播出去，但它还是能用来偷听敌人的无线电消息。这“不完整的电台”在接下来的对抗围剿的战斗里，可是帮了大忙了。那时候，国军以为红军肯定没有电台，所以在打仗时通讯都用的是直接能听懂的话。这样一来，他们的战斗计划和打算就完全被红军给监听到了。
就这样，红军陆陆续续赢得了好几场战斗。没过几天，在一场新的战役里，红军成功地把谭道源师的部队全歼了，这次他们还缴到了一部完好的电台，随后就把电台交给了王诤。把之前那半部电台也算上，这一部半的电台就是红军无线电通信队的全部装备了。从这一刻起，中国工农红军的作战通信方式迎来了一个大变样。
有了半部能双向通信的电台后，红军不再只是偷听敌人的消息了，而是能够和对方进行来回交流。这样一来，指挥部就能通过电台直接给打仗的部队下命令了。这种新的通信方式的出现，让红军的打仗能力大大增强了。
红一方面军一边用电台联络，一边不断从队伍里挑出年轻战士，送到王诤那里学习发报技术。按照郭化若给中央出的主意，在只有一台电台，还没法正式成立通讯部队的时候，红军就提前成立了直接归参谋处管的无线电通讯小组。尽管装备简陋，但在王诤的指导下，红军里的这支无线电通信小队成员，技术上是真有两把刷子，相当厉害。
无线电通讯小组组建完成后，王诤接着向中央提了两个新点子，并且自己主动要求去执行任务。赶紧把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报抄下来，给总部领导看看；另外，还得监听敌人的电报通信，好让领导了解敌人的动静。
那时候，红军被敌人围追堵截，外面的事情很难传进来。因此，王诤一提出他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当王诤把第一份新闻电报递到毛主席和朱老总面前时，毛主席连声说好：“真棒，真棒，这就像不用纸的‘新闻播报’一样！”
这个从电台里听来并整理好的《无线电资料》，其实就是《参考消息》早期的样子。就在毛主席看到王诤送来的新闻报道时，他还收到了王诤和刘寅两人一起写的一封信。
之前红军还担心，王诤那些从国民党军过来的通信专家，会因为红军条件太差而不愿意待下去。因此，特意从中央机关的预算里划出一部分资金，专门给这批技术人员发补贴。这样一来，王诤和刘寅自打加入红军后，每月都能收到30到50块银元。
不过，这笔钱跟那些平时省吃俭用的战友们比起来，实在是太不对劲了。王诤私下里一打听，这才明白红军的日子过得有多么艰难。了解到红军是在“自己不吃也要招待客人”后，王诤、刘寅还有通信队里几位之前也是国军的技术员一起合计，他们打算写信请求，希望能得到和其他战友一样的伙食标准。
看了王诤他们写的信，毛主席心里暖暖的。从那以后，他就没再给王诤他们多发钱，不过王诤也因此和红军战士们走得更近了，大家成了铁哥们，一起革命的好同志。从那以后的好多年，王诤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承诺。他为我军打造了不少出色的通信能手。真的是我军通信兵队伍的创始人，当之无愧。
【晚年独挑大梁，建设出我国第一个卫星通信站】新中国成立后，王诤就当上了中央军委通讯部的第一任部长，还在1955年拿到了开国中将的荣誉。朝鲜战争结束后，咱们军队发现现在的战争越来越讲究电子较量和指挥上的自动化了。因此，中央军委让王诤带着团队，着手准备改进部队的通信方式。1973年开年没多久，周总理特地请王诤到西花厅来谈一谈。那时候，周总理已经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但他心里还挂念着件事情，根本没法安心休息。
周总理走到64岁的王诤跟前，掏出一张照片递给他，问道：“咱们能不能造出这样的玩意儿？”王诤从周总理手里接过照片，瞅了半天才瞧出端倪。嘿，这不是尼克松来中国访问时，特意送给周总理的照片嘛。照片上显示的，是美国军队正在紧锣密鼓搞的那个“卫星通信战”里的重头戏——卫星通信地球站。
你得知道，早在1970年，咱们国家的东方红卫星就已经飞上了天。不过呢，光是把卫星送上天，对军事上来说也没啥大用处。建好了卫星通信站，绕地卫星才能在军事通讯上派上用场。尼克松那时的照片，就是戳到了咱们的软肋。而且那时候，全球也没几个国家掌握这技术呢。
周总理心里清楚这事儿不容易，他担心王诤会觉得太难办，就对王诤说：“看你这么忙，我还真不忍心再给你添乱了。但这事儿，还真得靠你来做。”王诤粗略地估算了下项目的大小，接着就在周总理面前拍胸脯保证了。王诤表态：“咱们争取三年内把地球站给建好！”周总理接着问：“1973年要不要算进去呢？”王诤胸有成竹地回答：“算在内了。”
听到王诤的回答后，周总理非常高兴，还特地邀请王诤当天留在家里，一起吃了顿简单的家常饭。不管是红军时代组建无线电通讯小组，还是后来打造卫星通信的地面站，王诤总在我军需要的关键节点挺身而出，创造了从零开始的辉煌成就。
在那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王诤亲自领着科研团队跑遍了各大电子厂和研究所做调研。他们仔细探讨了建设卫星通信地球站的技术细节。那时候，已经过了六十岁的王诤经常熬夜到很晚，常常在台灯下一整夜地研究图纸和报告。
技术讨论尘埃落定后，王诤和技术团队一起踏上了寻找地球站建设地的旅程。那山路弯弯绕绕，特别难走，不光是王诤，就连那些年轻的技术员走久了都直喊累，可王诤还是硬着头皮挺了下来。
1975年12月，咱们国家自己动手造出了第一座卫星通信地球站。这回，咱们又成功突破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取得了新成就。就在那天，66岁的王诤亲自跑到医院，去向周总理报告情况。他递给周总理一张照片，照片上展示的是咱们中国的卫星通信地球站。
躺在病床上的周总理，用尽力气对王诤说：“这三年，你们说到做到，真的很感谢。”1976年初，中国刚建好卫星通信地球站不久，敬爱的周总理就逝世了。紧接着，过了一年时间，王诤也被诊断出得了癌症。
在王诤将军离世前的半年时光里，他最牵挂的就是咱们军队在信息战方面的改进和发展。1978年春天，尽管身体不好，王诤将军还是坚持到武汉，亲眼看了电子对抗的演练。他手里提着氧气瓶，亲自在现场给部队的技术人员打气指导，那次成了王诤将军最后一次在通讯指挥中心露面。
1978年8月13日早上天还没亮，王诤将军就离开了人世，他那时69岁。王诤将军的告别仪式是由叶帅亲自来主持的，而且我军的好多开国将军也都来了。
自打第一次反围剿后进了红军，王诤将军就一次次圆满完成了党给的重大任务。他总是在紧要关头，为我军开创出一片新天地。可以说，王诤将军就是咱们军队通信部队的开创者，也是我国通信事业的打基础的人。
中国电信博物馆里摆放着一尊王诤将军的半身铜像，这是为了缅怀和纪念他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来这儿参观的每个人，听完王诤将军的故事后，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叹：王将军真是永垂不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