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杨得志坐火车路过天津，没跟天津市委书记提前说一声。市委书记得知后，气坏了，大发雷霆道，这也太不像话了，得拦住他问问。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1951年2月头上，杨得志带着第十九兵团离开了兖州，登上了去北方的火车，他们即将出国，去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这事儿已经传开了，不是啥秘密，山东的老百姓都非常支持，都知道他们要去朝鲜前线打仗了。杨得志的部队火车要经过天津，他不想给当地增加负担，所以就没提前跟天津的领导说。那时候天津的市委书记是谁呢？说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天津的前三任市委书记都姓黄，人们称之为“三黄治津”。头一位出场的是大将黄克诚，他已经去湖南开展工作了。接下来，黄敬当上了市委书记，然后又换成了黄火青，这就是大家说的“天津三黄”。那时候，天津的市委书记是黄敬，不过他本来不姓黄，真名叫俞启威。按彭德怀的说法，黄敬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在北京大学深造过，还领头搞过有名的“一二·九”运动。杨得志没跟黄敬说一声就擅作主张，黄敬知道后火冒三丈，直埋怨老杨这做法太不地道了。黄敬和杨得志可是老朋友了，还是战场上的老搭档呢。有人可能会奇怪，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挖煤的工人，怎么能成为战友？其实啊，这事儿得说到抗日战争那会儿，当时杨得志是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员。黄敬被调去冀鲁豫区当上了党委书记，并且还兼着军区政委的职务。这样一来，他们俩就成了工作伙伴。这俩人，一个出身、经历都不同，能合作得顺畅吗？事实证明，合作得相当好，因为他们心里都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好好为党干事。

军区遭遇了很大的饥荒，某天夜里，黄敬把灾情报告交给了杨得志，扶了扶鼻梁上的厚眼镜，神色凝重地说，这饥荒太厉害了，不光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还会让部队士气低落，咱们得快点想办法应对啊。杨得志非常赞同，问黄敬分享一下他们的经验，接着又说，反正就是利用当地的资源嘛。黄敬点了点头，说他们在冀中地区以前就是这么做的，方法多种多样，得根据实际情况来，自己动手发展生产解决困难。他们一起想出了开合作社的点子，这样老百姓就有救了。反动派老是骚扰和攻打冀鲁豫军区，黄敬拿着朱老总写给蒋介石的抗议信，还有毛主席反驳他的文章，对杨得志讲，现在全国都在声讨蒋介石，咱们也得有所行动啊！杨得志回答说：“我就一个想法，干！”黄敬点头同意，并让人去请参谋长，大家一起琢磨怎么打仗。在冀鲁豫军区的日子里，杨得志和黄敬总是这样，彼此敬重，拧成一股绳，遇事都一块儿讨论解决。部队赢得了战斗，大伙儿都乐开了花。黄敬不知从哪儿弄来了酒，还有面粉，张罗着包了顿美味的饺子。他说：“咱们平常不喝酒，家里也没啥酒，但今天破个例，既是给大家补补身子，也是为胜利干杯，咱们一块儿来点儿吧！”酒杯举起了手，可谁也没心思喝。杨得志瞧出大伙儿心里都挺不是滋味，毕竟我们失去了好多兄弟。他便说，既然大家都没心思喝，那咱就用这酒来怀念那些牺牲的烈士吧。

1944年刚过完新年没多久，黄敬兴高采烈地跑到杨得志那儿，喊道：“老杨，我听说上头有命令了，说要你去延安带兵保护党中央，是不是真的呀？”杨得志笑了笑，说：“其实啊，我几天前就收到这命令了，就是怕大伙儿知道了太激动，就没急着说。”他看着黄敬，满心不舍地说：“我其实真不想和大家分开，可你们也知道，我非得走不可。”黄敬同样情绪激动，尽管在一起的时间短暂，但他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很深的战友感情。那时候，黄敬没多说啥，只是满怀感情地告诉杨得志：“出发吧，去延安，把我们的心愿告诉毛主席。”到了杨得志启程的日子，黄敬还亲自去给他送行。从那以后，他们就没见过面了，这一别整整七年呢。现在杨得志经过天津，居然也不说一声，黄敬肯定气坏了。那咋办？当然不能就这么让杨得志走了。黄敬派人探明了情况，得知杨得志将乘坐的火车会在夜里抵达天津。于是，他亲自领着市委和省委的头头们，站在冷清的铁轨边守候，打算拦住杨得志。二月里的天津寒风凛冽，铁轨边上黑漆漆的，几乎看不见一点光亮。火车停下后，杨得志瞧见这场景，心里头特别激动。黄敬也是激动得不行，他紧紧抓着杨得志的手，啥话都不用说了，啥都懂了。杨得志马上就要去打仗保卫国家，而他们又是好久不见的老战友重逢，不管是为了工作还是私交，黄敬都得好好给杨得志接个风。当杨得志离开的时候，黄敬特意给他拎来了一大包礼品，说是让他带给彭老总的，里面装的是些下酒菜。彭老总得知此事后，感慨地说，黄敬这人办事总是那么细心周全。1958年，黄敬年纪轻轻就遗憾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