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越来越多的公众舆论热点的出现，“公关”这个词，也从过去略显神秘的角色变成围绕热点的关键因素。但公众对“公关”这个概念，要么是妖魔化的觉得无所不能，要么是污名化的觉得有见不得人的一面，就连很多在“公关行业”中的人，对公关也是人云亦云的认知。
在主流的大众认知里，“公关”从来没有获得过跟隔壁邻居“广告”同样的地位。最早人们把以办事为目的的吃饭喝酒称为公关，后来泛化到凡是涉及到非正常手段达成目的都可以用公关来称呼。其实这里面可能有个误会，这种场景下用“攻关”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舆论环境更加开放了之后，“公关”又被引导向企业、个人出现危机的时候，对媒体的控制行为，这就是公众目前对公关对主要的印象——危机公关。这也导致了大多数人谈公关而色变，对公关产生了一种方案，认为其实在操纵舆论甚至颠倒是非。
作为一个干了快二十年的“公关人”，一方面，经受着公众的误解的变迁，从最开始羞于说自己的职业，甚至对自己的家人都解释不清楚，会被认为是在“酒店”工作，到后来被妖魔化为能够操弄媒体呼风唤雨；另一方面，也在反思和探索，“公关”到底是什么，作为一个从事这个领域工作的人，究竟有什么能力，能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
而随着公众舆论热点越来越频繁的出现，更刺激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的时候问题往往在思考之外会获得解决的方向，最近的一部电影，让我跳出了公关，从外部，从一个更宏大的视角来看待此前做过的、现在也还在做的事情。
《美国叛徒：轴心萨莉的审判》（American Traitor: The Trial of AxisSally）主要讲述了二战之后的一次著名的审判。二战期间，美国百老汇女演员米尔德里德·吉拉斯无意间成为了针对美国军队的德国宣传人员，以其甜美的声音，在德国电台上开展对美军的攻心宣传。“轴心莎莉”为米尔德里德·吉拉尔的昵称。1949年，在战后柏林被捕的三年后，她被送上了法庭。影片呈现的就是阿尔·帕西诺饰作为轴心萨莉的律师，为其辩护的过程。
就影片来说，上了年纪的阿尔·帕西诺非常适合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律师形象，整个影片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集中在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上，几乎汇集了整个影片的最核心内容，下面就是双方对于此事观点的交锋。
——控方陈词——
她的朋友是纳粹，她的未婚夫是纳粹，她周围的每个人都是纳粹分子。她选择在那里，她觉得他们不会输，她觉得她在正确的一边，她只关心自己的野心，自己自私的名声，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以至于战争结束后，她用了假名逃走，直到我们最终找到她，这是一个无辜受害者的行为吗，或者说是一个说谎的，投机的叛徒。她所做的是使我们的士兵失去勇气，给我们的敌人带来帮助和安慰，就宪法而言，这就是叛国的定义。我恳求你们，认定那个女人对我们伟大的国土，犯下了滔天罪行。
——控方陈词结束——
——辩方陈词——
“任何一个想加入这场战争的人，就如同他想自杀”这是埃莉诺·罗斯福说过的话（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妻子），“永远不要认为这场战争无论它多么富有正义，就说它不是犯罪”这是海明威说的。但他们都没有因叛国罪受审，为什么是这样，他们和吉拉斯小姐一样也都反对过这场战争，他们也和吉拉斯小姐一样，公开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但和吉拉斯小姐不同的是，他们都没有被枪指着脑袋，他们的话语不是纳粹用勺子灌输给他们的。
吉拉斯小姐被控八项叛国罪，罪名是朗读她没有写过的剧本，说过她不相信的话，并被命令说这些话，否则将处以死刑，现在公诉方要把她判处绞刑。“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的法律”这是第一修正案。罗斯福夫人、海明威和所有其他人，他们说了他们想说的，我们的美国法律保护他们。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必须理解，全美国都在观看，全世界都在观看我们，我们的全体。如果吉拉斯小姐被判有罪，言论自由可能就不再是我们的权利了，这将是一种特权，而且这种特权能以任何理由被取消。
轴心萨莉不是指一个人，轴心萨莉曾经是一个角色，她是吉拉斯小姐所演广播剧中的一个人物，这里只有这部剧在世间上的长短，没有人因这部剧死去，没有一个美国人因为吉拉斯小姐的广播而失去生命。另一方面，会有许多焦虑的家长，他们通过她的广播节目得知了儿子的下落，因此得到了安慰，每周有数百万人收听每一种广播，然而，这位收到不公正诽谤和指责的妇女，今天坐在这里，为自己的生命而战，尽管没有一丝证据表明，她的任何广播对这个国家有害，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我们作战士兵的士气。
当然，她说过一些我们不喜欢的话，但那是在角色中，那是轴心萨莉，那不是吉拉斯小姐，别忘了，那是她被迫扮演的角色，到底是谁该为这些话负责，那是第三帝国丑陋的宣传机器，那是戈培尔（纳粹德国宣传部长，后任纳粹德国总理）和希特勒的话，不是吉拉斯小姐的话。
让我们看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现在还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打赢一场代价如此高昂的战争，但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都受到了这场战争的影响，那我们该怎么办，有些人失去了朋友，有些人失去了家，失去了亲戚、兄弟和儿子，还有我的儿子（律师的儿子在二战中身亡）。
我来读给你听，“如果有伤害，那你就应该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都听过这句话。我们要为这场战争伸张正义，我们希望我们的敌人为他们从我们这里夺走的东西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这样想没错，但我们必须停下来，我们必须在我们指责的地方保持警惕，坐在这张椅子上的女人，不是你们的敌人，她从来都不是。我们不能让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损失，我们的感情，遮蔽我们的判断力，用盲目的复仇混淆了盲目的正义，这感觉像是复仇。
我们不能在爱国主义的圣坛上牺牲这个女人，爱国主义的外衣，很容易掩盖私刑暴民的罪行，那么我们多年来与之斗争的暴政（指纳粹），就会变成我们。
吉拉斯小姐，整个审讯过程，我们都看着她，我们都了解她，我们都听到她的生活故事，我们也听到了她的一些隐私，我们也听到了控方以他们主观臆断进行的起诉。她独自一人，没有护照，身在国外，无处可去，在一个发生战争的区域内，她的生活必然地融入这个战区，要是你们会怎么样。经历这种事情的人会怎么样呢？
作为哲学家的柏拉图和作为心理学家的弗洛伊德都说过，人类基本反应中，放在第一位的就是求生的本能反应。这就是吉拉斯小姐所做的，这也是她做的全部——求生存。让我再问问你们，换了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中，想着你的生命，会被一颗射进脑袋的子弹结束，你们会怎么做。如果在那一刻，你的选择和她不一样的话，那我就无法在这里看到，还会呼吸的你。
轴心萨莉作为一个角色，已经结束，如同战争已经结束了一样。吉拉斯小姐作为一个人，现在还在这里，一个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活了下来的人，让吉拉斯小姐重新回到生活，还给她自由。她是一个美国人，她永远是美国人，让我们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她。我们不会杀掉这个女人，就因为她曾试图生存下来，对吧。我不认为我们会，我也不希望这样。
——辩方陈词结束——
不过，最后吉拉斯还是因一项叛国罪而被定罪，法院对她罚款1万美元，并判处她10至30年的监禁，最后她在服刑12年后于1961年被假释。
“轴心萨莉”是否有罪？如果把这个问题看作事实的话，她的确是有罪的，因为她被陪审团认定是有罪的。但如果把这个问题看作是一个判断的话，那么控方和陪审团是这样认为的，但辩方和吉拉斯本人并不这样认为。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关于“真理”的问题。在常识当中，人们往往认定真理是客观的，不会更改的。但实际上，按照这个标准，这个世界上能够被称作真理的东西并不多，即便是在最稳定的科学领域，牛顿定律后来也被爱因斯坦升级了。
这就更不用说在有关人的社会领域，如果去问自由、平等、博爱是什么，可能所有人都会有着共同方向的回答，但也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回答又绝对不可能统一。在这个领域当中，一切的“真理”都是有前提的。比如“轴心萨莉”有罪这个判断，它成立的前提就是“在美国的法律体系和审判制度中”。
那么在社会领域，人们该如何认定“对错”或“真理”，或者说在发生分歧的时候，该如何去判断呢？美国人认定的对，和纳粹德国认定的对，也许会有一致，但也会有截然相反的东西，这取决于人们站在什么位置，考虑什么利益。
如果这时，非要争辩出一个你对我错，这种非此即彼的判断，最终必然没有结论，因为二者的前提是不一样的，美国的前提是以美国利益，纳粹的前提是以纳粹的利益，虽然他们在说着同一件事，但完全不同的前提，会让这件事有着完全不同的判断。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前提之间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像如今我们面临跟美国的问题一样）。
辩方律师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因为他知道，在美国的法庭上，将美国利益作为前提，当事人必然会被宣判有罪。所以辩方律师将前提放到了一个更大范围中，将“轴心萨莉”角色背后的那个人拉了出来，也就是说前提不是美国的利益还是纳粹的利益，而是作为一个人的利益，一个人的最根本利益就是要生存下去，这是无可辩驳的。
这里姑且不去评判辩方律师展开论述的对错，的确人的根本利益是生存，但为了生存就能做所有的事情么？就可以置他人于不顾么？这就涉及到更多的所谓道德问题。单就辩方律师的出发点，或者说他的策略来说，是恰当的。当两种判断体系的前提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要在这两个判断体系之外，寻求一个更大的判断。
而这一切，跟“公关”有什么关系？
简单的整理下，前面的观点，就是在社会层面，很少有所谓的绝对的“真理”，所谓的对和错，都是有前提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群体要用自己的观念指责另一个群体的话，都是很难有说服力的。就像辩方律师所说，如果今天在这里用爱国主义的外衣判处吉拉斯有罪，那美国同纳粹也没什么区别。
在不同体系的“真理”发生冲突的时候，真理就不再是个静态的东西，而变成了双方的交流，真理不是在交流当中，真理就是交流。
所以这也是“言论自由”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一个社会可以因为不爱国而判处一个人死刑，也可以因为生活不检点判处一个人入狱，甚至因为某一个小的行为与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不符就彻底毁掉一个人的一生。但如果能够这个人一个说话的机会，真理就不会仅仅掌握在社会的大群体中，真理就会从交流中生发出来，交流的内容最终变成人们获取生存信念的关键因素。
这可能就是所谓“公关”最大的作用。它跟律师这个行业一样，都在不同程度上维护着每个群体发声的权利。当然也会存在着“坏律师”、“黑公关”被资本垄断，为虎作伥。但刀并没有错，错的是拿刀的人。
一个社会的暴政，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行政体系上，或者说更为恐怖的暴政，就是仅仅维持一种价值体系，并对一切其他价值体系进行无情的打压。多年前的宗教战争如此，纳粹也是如此。
当一个社会，以维护社会稳定、爱国主义、信仰、道德至上等名目，开始对一部分人的人身或利益加以损害的时候，就滑向了暴政的可能。这时，只有在舆论上保持微妙的平衡，让那些处于社会价值体系之外的人，能够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可以将真理从主流群体，或者说从少数人手里释放出来，才能让真理真的在交流中产生。
这时，人们才会避免陷入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境地，也会防止一部分人用所谓的信仰、观念来消灭另一部分人的惨剧发生。很可惜的是，虽然如今这种惨剧没有上升到危及生命的地步，但却每天都在网络空间中发生，以各种能博得大多数人认可的名义，去讨伐另一部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