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传记《高志远传》第二部《高志远》第二章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
高志远画像
1.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
“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华北武装自卫会”、“华北人民抗日自卫会”，或径称“自卫会”。
《冀东革命史》记：“1937年9月，将设在天津的华北各界联合会改组为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简称‘自卫会’)”，其它目前所见书、文所记，大多与此相同。这可能是史料收能全面的缘故。
其实，其间颇有曲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原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员肖义芳征集抗日战争史料时，原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委员张申府教授将他家保存的、由刘清扬委员主编的《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重要文件》等贡献出来，存于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1987年5月，肖义芳馆员以此为据，撰写了论文《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华北人民军政委员会”及其主要活动》。
肖义芳记：《华北人民杭日军政委员会重要文件》包括三个内容：1.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的“组织大纲及游击队组织系统表”、“成立大会宣言”、“成立大会告华北同胞书”、“政治纲领决议案”；2《在华北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录陶尚行（刘少奇化名)《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3.刘清扬作《华北陷落与游击战争的发动》。
张致祥记：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天津领导“华北各界救国联会”活动的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杨秀峰(杨秀林，中共党员)、中国大学教授张致祥（管彤、中共党员)、刘清扬(爱国民主人士)、董毓华(王春裕，中共地下党员)，“在刘清扬家召开了一个会，参加的人有杨秀峰、董毓华、李楚离、刘清扬、吴承士等。”（张致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一些历史情况》，载《天津党史资料通讯1982-7》）
姚依林记：会上“商讨了抗战开始以后的工作方针与工作方去”，决定(一)在敌后继续抗日救亡运动，努力开展党的统一战我工作，对国民党上层爱国人士进行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参加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二) 在敌后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决定创办油印报刊，用报刊给人民以爱国教育和鼓舞。(三)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给敌人以心腹打击。
在“以杨秀峰为首的，以董毓华为党组书记”的“华北各界救国会”领导下，为了发动和组织华北地区的游击战争，拟于三七年九月将“华北各界救国会”改组为“华北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委员会”。（姚依林《对董毓华同志的怀念》，载《人民日报》，1980年5月5日）
肖义芳记：其时党内的联络点在天津的佛照楼、渤海大楼、基泰大楼。
根据中共北方局和河北省委指示，十月中旬，董毓华等邀集河北各地抗日游击队的代表举行会议，商讨扩大抗日游击武装和统一领导的问题
通过事先的分头酝酿，十一月五日，各地代表十五人以祝贺刘清扬迁居为名，在天津的刘清扬住处，举行了全体会议，成立了“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并通过了军政委员会的组织大纲、宣言、告华北同胞书及政治纲领决议案。
他们在《宣言》中指出，“本月五日，华北各地民众、华北各地武装队伍，为了统一斗争，为了号召各地更广泛的开展游击战，特集合各部，成立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
军政委员会的领导成员由三部分人组成：有我党的杨秀峰、董毓华、李楚离等人；有抗日爱国民主人刘清扬、张申府、高志远(高翔云)、洪麟阁、杨十三等人；有国民党抗日派王若僖、张子奇(张志岐) 等人。
当时，我国抗日战争在组织上是以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下义进行的，“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建立后，要取得国民政府的承认，才能获得合法地位，同时还要争取军事费用，以解决军饷、武器、装备、被服、医药等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董毓华、刘清扬从天津启程，到武汉向国民政府陈立夫报告了华北地区沦陷后的形势和抗日情况，“备案”成立“华北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委员会”。
马辉之记：“国民当局坚持要取消‘抗日’两个字，王仲华同志不能决定，就去请示董必武同志(当时为我党驻武汉代表团负责人)。董老当即表示，华北已被日本人占了，在那里搞自卫，对象自然是日本人，去掉‘抗日’二字可以同意。于是就备了案，取得了合法地位。”（马辉之《中共河北省委对冀东人民抗日武装暴动的准备》，见《纪念冀东人民抗日暴动》，第161页）
刘清扬记：之后，国民政府给予活动经费2000元，当时二千元活动经费解决不了问题。经商议，决定刘清扬留武汉，向各界人士和爱国侨胞开展募捐活动，董毓华返回北方报告情况。不久，刘清扬在武汉向各界同胞和爱国侨胞募得两万元，寄回北方，有力地支持了华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刘清扬《“七·七”追怀抗日青年王春裕》，见《魂系冀东》，第329-331页）
故“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又称“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
刘清扬记：“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暨“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建立以后，首先在敌后开展了抗日宣传，当时“在华北，除了几种汉奸报外，民众看不到我们自己的报纸”，得不到关于抗日战争的真实消息，因此决定创办小型抗日报刊，由张致样、杨秀峰、刘清扬等人负责编辑、出版、发行，一九三七年九月，首先出版了《时报》，十月又改名《新闻报》。由于条件的困难，这些报刊都是油印刊物，但却真实报导了群众渴望了解的抗日战争真实情况。
敌人对这些刊物视如洪水猛兽，千方百计进行破坏，而人民为了获得一张小小的油印报刊，甘冒生命危险，“愿出十个铜子、二十个铜子，甚至一毛两毛买一张，也有愿意出两块钱订一个月的。”这些报刊都起到了团结人民，打击日寇的作用。后来还出版了《风雨同舟》和《时代周刊》，这些刊物主要量把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关于全面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的精神，传达到坚持地下抗日斗争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去。（刘清扬《华北陷落与游击战的发动)，载《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重要文件》）
张致祥记：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在统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动员国民党上层人士参加自卫会，如争取了国民党蒋系代表王若僖(天津电报局长)为自卫会的主任委员，桂系代表刘绍襄、阎系代表张子奇(天津电话局长) 等参加了自卫会的领导工作；“另一方面，争取一些国民党上层分子到抗日根据地去”，如曾派“谢甫生和张致样去动员刘绍襄去担任冀东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后来他去了冀东和平西。”（张致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一些历史情况》，载《天津党史资料通讯1982-7》）
肖义芳记：发动和组织冀东抗日大暴动，建立冀东地根据地，更是“军政委员会”的工作重点。
一九三八年二月，......中共河北省委以“自卫会”的名义，在天津召开了秘密会议，河北省委和冀东党委的马辉之、李运昌、李楚离、朱其文等，“军政委员会”领导人董毓华、洪麟阁、王若僖、高志远等共四十五人出席了会议，对实现冀东抗日大起义作了具体部署。
这次会后，李运昌、李楚离、董毓华、高志远等分赴冀东各地，组织起义武装。
一九三八年六月，冀东党在做出起义的决定后，同“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人共同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或称“基泰楼会议”，见《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历史》第一卷，第71页），决定建立“冀东抗日联军”，由高志远任司令员，李运昌、洪麟阁为副司令员，成立三路指挥部，高志远为第一路司令员（《冀东革命史》等书、文均记洪麟阁为第一路军司令员，所记与此不同），董毓华为政治主任；李运昌任第二路司令员，胡锡奎为政治主任；洪麟阁任第三路司令员，杨十三为政治主任，会后分别准备组织起义。
一九三八年七月，冀东人民抗日大起义爆发。一九三八年八月，中共河北省委撤离天津，转移平西，建立了冀热察区党委，从此，“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暨“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完成了历史使命，停止了活动。
陈维记：刺杀刘佐周，“高志远声名大振，成了传奇式人物，国共两党抗日爱国人士不断寻访高志远。1937年9月，高志远应邀加了在天津召开的第一次‘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会议,当选为领导成员之一。”（陈维《我两次跟随高志远除》，见《魂系冀东》，第11页）
又记：“1938年5月在天津召开的‘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第二次大会上，是王仲华以‘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军事部长的身份，提议高志远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三军区司令员的，与会代表一致赞同王仲华的提议，共同推举高志远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三军区司令员。”（陈维《投抗日同盟军未果，高志远结识王仲华》，见《魂系冀东》，第33页）
王仲华之女董继烈记：“通过几年的交往，高志远与我父亲已成为莫逆之交，父亲为了提高高志远的思想意识和军事素质，先后带其到平津参加各种训练班”，“高志远以无党派爱国人士的身份参加‘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并当选为委员，就是父亲推荐的。”（董继烈《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见秦戈《冀东抗联司令高志远·代序》）
高继志记：“七十多年后的今天，重读这些电文（指冀东起义后中共冀热边特委致中共中央电、中共中央贺电），我仍然十分感动，这是对冀东抗日联军的评价，也包含着对我父亲的支持与鼓励。平心而论，父亲当初不过是一个仗义疏财、抱打不平的血性汉子，这种人历史上并不少，固然可敬，但是‘个人奋斗’是很难成就什么事业的。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使父亲成了冀东抗日战争初期的风云人物。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父亲一个人怎么能号召起数万大军呢？！”（高继志《为国家的兴亡流尽了最后的血》，见《魂系冀东》，第92页）
爱国民主人士——刘清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