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3.00/10-3146 南京，1946年10月31日

阁下:我荣幸地继续就几个少数党和无觉派领袖们试图进行的和平谈判活动作出报告。周恩来将军留在上海已经几个星期，借比表示退出马歇尔将军和我的调解。孙科博士和另外几个政府代表也来到上海参加了会议。周将军最后被说服同所谓第三方面人士回到首都。据说在临行之前,他巧妙地获取了少数党的两个领袖的书面保证:他们同共产党站在一起参加或抵制联合政府和国民大会。

会议在南京进行，马歇尔将军和我同他们保持接触，但小心地避免露面介入这场纯属中国人解决本身问题的努力。以前曾有一次在将要达成协议的时候，政府方面攻占了安东，从而产生了共产党人的强烈反应，中止了和谈。

周恩来将军在一个下午来会见我，他显得非常激动，神色憔悴。他失去了一贯特有的活泼气概，说话缺少气力。……这次会见给我的印象是:他从政府的态度中丝毫看不出好意，从美国的态度中很少看出好意，在越来越多的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中，一切事物对于他都显得乖戾和不正常。

一天以后，他又去会见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将军客气地留他共进午餐。谈话集中在军事方面，我看出来要想得出共同的看法是毫无希望的。

在此同时，第三方面经过几次修正,提出了他们的建议,在十月二十八日送达政府和共方代表。几个小时之后。由于周将军对其中几点的反对,又撤收回去了。十月二十九日蒋委员长热诚地接见了第三方面代表们,指出他们作为调解者应当限于他提出的八点或者从共方要求反建议①而不应当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政府利用目前的延缓(按指和谈一译者)采取军事进攻，志在摧毁共方基地以达到削弱共方的军事态势。这显然是违反调解精神而增加美方的困窘。他们(按指国民党一译者)无疑的辩护是企图借此使共方理智一些和可能导致共方参加联合政府。此外他们对共方的诺言同样失去信任，决心避免重复终于无效的一月十三日那一次的停战令。然而没有迹象表示久经在失败、退却和困难中得到锻炼的共产党人会屈服让步。他们(按指共产党-译者)的军事力量仍然基本上保持完整，退到险峻难达的山寨之后，他们仍然能够进行骚扰性的游击战争。

政府显然想不管其它党派参加与否，如期召开国民大会，一切表示调解阶段似乎已经过去了。假如是这样，希望将寄托于蒋委员长及其同僚们承认结束其一党训政，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进行人们渴望的内部改良。可以着重进行以下各点:

1.改组政府军队，大力缩减编制，加强战斗力，防御将来的共军侵犯，镇压无论来自何方的地方暴乱，维持和平和秩序。

2.在收复的共产党占领区及邻近共区的地区进行真正的行政改革。这点如能做到，地方利益如能得到保障，共产主义将最有效地得以克服而开始实现民主制度。

3.以上两点是使经济复原的最可靠的方法。中国人，只要给他们以相当的安全，不需要政府的多大帮助，就能进行自己的经济活动。中央政府可以采取极为有利的措施，诸如土地改革,有效的税制，交通和技术方面的发展等等。

假如以上各点得以实现，最终把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纳入，使其武装力量收编为国家军队，部分地加以遣散，并不是不可能的。假如杜鲁门总统十二月十五日宣布的、由马歇尔将军始终坚持贯彻的政策似乎终于失败了的话，我们至少可以安慰自己:我们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我体会到马歇尔将军的耐力、机智、同情心，坦率而永远是建设性的批评以及他在无休止的交涉中所表现出的技巧。我自己参加这项工作不久，贡献不多，但我深切感到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尝试来诱使共产党人合作，而他们似乎不能或不愿在任何可能做到的安排之下同我们合作。我们承认共产党人真的认为他们已经做了一次又一次的让步,而受到挫折,政府领袖们应负失败的大部分责任。二十年来的深仇大恨，疑虑和恐惧，加之中国传统上所缺乏的大规模的自愿的合作努力，以及共产党人的纪律训练，自然而然会产生变态心理。

以上所写主要是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来重新估价美国的政策。在同马歇尔将军和大使馆同人商讨之后，不久当做进一步的建议。

注：司徒雷登当时是驻中国大使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三辑，有叶笃义编写于一九八一年，文字少变动，照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注：司徒雷登是当时驻中国大使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三辑，有叶笃义编写于一九八一年，文字少变动，照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