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运周/文

方振武将军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曾听说方将军为人正真，性格豪爽，作战勇猛，很有民主草命思想。以后有幸两度同他接触，更多地工解到他的思想、性格和作风。

第一次是一九二八年夏至一九二九年秋。南昌起义以后，我受党的派遣，回到安徽寿县家乡从事兵运工作，因共产党员的身份暴露，党组织及时通知我们几个同志转移到北平。当时任第六路军总指挥的方振武，热情地接待和安置了我们。我先在九十六师任参谋，后因平定吴杰兵乱有功，方留我在总指挥部任职。当他得知我是曾参加辛亥淮上起义的廖梓英的侄子后，便把我作为贴身参谋。

第二次是一九三二年底，方振武亲到山西介休组织队伍，北上参加抗日同盟军。我当时任西北军独立二师营长，驻防介休，亲自参加了这一过程。

两次接触，不过是方振武将军革命生涯中短暂的一瞬，但他追求真理、反对新旧军阀危害国家的立场；不谋私利、毁家纡难的爱国精神；朴实诚恳、豪迈爽朗的性格，都给我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

投身北伐 驰骋中原

辛亥革命前后，方振武曾参加安庆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和光复南京的战斗。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东渡日本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国，曾在卢永祥部任别动队司令。卢败，方闲住天津。奉军入关，他参加张宗昌率领的鲁军。方治军甚严，约束部属，善待百姓，而张军多系土匪、地痞，军纪败坏，无所不为。方振武对此深恶痛绝，于是在一九二六年初毅然在肥城起事，脱离张军，投奔冯玉祥，任国民军第五军军长，掉转枪口，在山东、河南、河北一带讨伐直鲁联军。

五原哲师后，冯玉祥亲率队伍入廿援陕，以方的第五军为主力，击溃了刘镇华的镇嵩军，解除了西安被困八个月之围。蒋、冯联合北伐，国民军开出潼关，方率部一路追击奉军，占领灵宝、新安、洛阳，奉军全线溃返。

一九二七年四月，方部东出潼关，击败奉军万福麟部，六月抵许昌，宣布脱离冯玉祥的领导，一九二八年四月，方被蒋介石委任为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总指挥，与刘峙、孙岳等协力攻克济南。奉军败走关外，方振武率部进驻北平。

在北伐战争中，方振武所统率的部队，行军神速，所向披靡，立下了很多战功。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方振武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狡诈阴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走向反蒋的道路。

1933年5月，方振武将军（照片最中间者）与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部下合影

“四方”会议 联合反蒋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张学良东北易帜，表示接受南京国民党政府领导，“二次北伐”结束。蒋介石以完成北伐的“统帅”自居，实行军事独裁，以裁军编遣为名，裁减别人的部队，加强自己的实力。冯玉祥、李宗仁、唐生智等都要裁去几万人，方振武的部队也要由三个军、一个独立旅，缩编为两个师。蒋氏此举当然要引起各方的反对，表而上的“统一”，酝酿着更大的战祸。

一九二九年五月，蒋、冯矛盾尖锐化，双方都在调兵遣将。蒋介石派方振武去郑州联络韩复榘、石友三、唐生智，部署武力讨冯。我随同而去。但方振武到郑州后，却邀韩、石、唐到归德开秘密会议，组织同盟，约定互相支持，协同反蒋。当时任安徽省主席的陈调元，也因编裁了他的军队愤愤不平，派代表到郑州联系，也参加了归德会议。谁知派去的这个人是个密探，会后竞向派驻陈部的一个日本记者透露了内情。很快日本报纸以“韩、石、方、唐‘四方’会议，联合反蒋”为题，公诸于众。同时，陈调元也向蒋介石讨好告密。蒋介石得知后，大为恼火，已下决心加害于方。然而正值讨冯之际，不便妄动。

五月二日，方振武率部南下，前往山东就任省政府主席职务，行至泰安，突然接到与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对调的命令。而陈调元在令下的第二天已到济南走马上任。方振武一时茫然，复折回北平，经蒋接连去电催促，才不得不离平赴任。当他抵南京时，邵力子、陈紫枫，以及安徽同乡会诸友到车站欢迎，方振武对大家表示：就任安徽省主席，事先未曾得知，方某本系军人，从未问政，是否赴皖，尚未确定。

及至他而见蒋介石后，知已毫无松动余地，才匆匆赴安庆就职，五月十八日举行就职典礼。将方振武与陈调元对调，将唐生智派去湖北接替李宗仁，石友三调广东，韩复榘调河南，拆散同盟，削弱力量，是蒋介石对四方会议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接下来便是各个击破了。

任职四月 锒铛入狱

方振武匆忙上任，仅带了指挥部部分成员和一营手枪卫队，所辖四十四、四十五两个师，留在许昌一带驻防。安徽省主要厅、署负责人均为南京政府委派；同时，蒋介石又将大批嫡系部队调到安徽，如方鼎英的第十师驻蚌埠津浦路一线，五十六师刘和鼎率十个团驻芜湖、合肥、六安一带，第七师王均部驻寿县、凤台等地；原省内驻军、保安团、自卫团等亦不属方指挥。方振武虽然遭到排挤，受到掣肘，但因他在皖素有良好声誉，且是皖人治皖，深受省内人民欢迎。方振武也愿乘机为桑梓做些有益的事。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方振武强行撤换了一批厅、署官员，又以“剿匪”为名多次申请将四十五师调来安徽。七月底，四十五师来皖，蒋介石为了将他的兵力分散，又从四十五师调走两个团，前往浙江温州驻防。

由于方振武安排了一批自己的人在省府任职，必然与蒋派人员发生尖锐矛盾，蒋派人员不断去南京告状，方振武又一再要求将四十四师调来安徽。另外，方振武有一个特务团，每人配短枪一支，大刀一把，有的人还有一支马枪，并配有自行车。这支队伍剽悍精干，训练有素，很有快速纵队的作风，蒋介石知道后颇为赏识，想占为己用。方振武呈诉系私人卫队，如果蒋需用，可代为组建培训。蒋自讨没趣，当然要耿耿于怀。适逢反蒋空气日益浓厚，反蒋派多有人来皖联络，蒋介石得知后，立即电令方振武部缩编军队，要将两师六旅编为一师一旅，紧接着又设谋除掉方振武。

记得是西瓜上市的时候，蒋介石突然来电令押解方部与实信参议去宁。吴参议学识渊博，很受方振武的器重。方振武当时既摸不透蒋电的用意，也不知吴参议犯了什么事。后来获悉：蒋介石到上海，在马路上有人向他开枪射击，没有击中，凶手当场被挺。蒋蓄意加害于方，在审诚中强迫凶手供认这次行刺是受方部总参议吴实信的指派（吴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是原安徽省政府主席吴忠信的胞兄）。要凶乎供吴，实则为供方。因此，蒋电令将吴押送南京。方振武叫安微省公安局派人送，我当时正在安庆，省公安局长廖梓英是我族叔，叫我担负此项任务，并嘱咐我对吴参议要妥为照顾，不提“押解”，只说护送。我带了两名便衣公安人员送吴到宁后即回安徽。不几日，蒋派人抓去吴实信逼供，吴坚不承认，要求与凶乎对质。凶手没有见过吴，连吴的相貌都讲不出，所有指控都是拙劣的编造，案子自然审不出结果。这件事正是蒋蓄谋加害方的信号。但心地宽厚的方振武却没有完全看透蒋的毒辣手段。当我向方面报后，他听了感到好笑，说：“吴参议那样子还能杀人吗?连只鸡也不敢杀嘛。可能是他在上海交友不慎吧。”

九月中旬，蒋介石请方振武到南京参加会议，我和胡副官陪同。“开会”那天，一辆轿车从花园饭店接走了方振武，不让任何人随从。直到这时，方仍无任何觉察。到了晚间，不见他回来，我们四处打听，蒋介石侍从室说：“总指挥有事情，你们不要等了。”再无二话。没有一句官方解释，一个省主席，就这样被骗扣押。

江淮声援 旧部兵变

方振武被扣之后，蒋介石即令撤销第六路军总指挥部，命令方鼎英和方策，强行点编四十四师、四十五师，强行接防，引起了方振武旧部的强烈反对，鲍刚和余亚农相约同时在芜湖和安庆发动兵变，以营救方振武。当方策率第六师乘兵舰到安庆，在集贤关准备点编部队时，余亚农当场扣押了他，宣布兵变，率领队伍押着方策转移到皖鄂边境的五祖山，并电告南京，用方策作为交换方振武的条件。蒋介石派重兵追击，出动了飞机、大炮。余部队被打散，方策乘乱逃脱。余亚农突围后去了上海。

就在余亚农扣押方策的同时，我随鲍刚到了芜湖，在南陵秘密召开连、营、团军宫会议，到会人员情绪都很激动，认为方振武是我们多年的老上司，深受全省人民拥戴，假如蒋介石继续扣方，我们就拉起队伍武力营救。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十月十八日晚，驻湾沚和南陵的两个团，按计划快行军到达芜湖，分三路向驻芜蒋军韩德勤部发动猛烈进攻，由于韩部多数是安徽人，对方振武畏威怀德，同情我们的行动，因此，刚一接火，韩部不战自溃。我们乘势收缴了大量武器弹药。当夜我们打开了芜湖银行的库房，装了几麻袋银元，以作军饷。蒋介石得到兵变的消息后，派来了大批军队将芜湖四面包围。鲍刚率部边战边撤，分两路退到

电溪，受到徽州各界人士的欢迎。屯溪商会主动筹款为鲍部官兵制作冬服。军民关系相当融洽，显示了安徽广大人民对方振武将军的爱戴，鲍部驻屯溪、休宁、绩溪一带进行整顿、补充，打算将部队拉到江西，向红军根据地靠拢，并派我去上海取电台。

这时，蒋介石派人送信向鲍刚劝降，遭到鲍刚的严词拒绝，鲍坚持要求释放方振武。十一月初，蒋派出重兵向屯溪进攻。

鲍部向江西进军的先头部队，途中受到狙击，激战数日，弹尽援绝，部队被打散。鲍刚秘密潜往上海。经我与上海地下党联系，将他化装护送去天津。

余亚农安庆兵变，鲍刚夜袭芜湖，这两次义举虽然失败，却在全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并使蒋介石受到强烈震动，因而又加罪于方振武。

参加四方会议的石友三，在方振武被扣之后，蒋介石委他接任安徽省主席职务。十一月底，石带队伍到蚌埠，绕道南京谒蒋。蒋却改派他去广东任省主席，并要石进攻占据两广的桂系。石友三约张群一起去见蒋介石，力保方振武，未得允许。石又提出带队伍去广东赴任和见方振武一面这两项要求。当时，蒋满口答应，但次日又变了卦，表明了蒋介石对石的不信任态度。方振武部参议王梓本与石私交甚厚，乘机策动石友三兵变反蒋。石友三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晚在浦口兵变，连夜退回蚌埠。蒋派重兵追击。石在蚌埠血战半个多月后，退往徐州、商丘一带。

蒋介石把石友三的兵变，也归罪于方振武，认为是方振武策动的，原准备将他处死，但又怕引起更大的麻烦，遂将方加上手铐脚镣，投入汤山监狱，与李济深、居正等囚在一起。

“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怒潮的冲击下，蒋介石被迫下野，李济深、方振武等才获得自由。

1938年，方振武（右三）与冯玉祥在河南潢川

绵山誓师 北上抗日

方振武出狱后，住上海法租界。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进攻热河，接着又入侵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国难当头，方振武异常悲愤，到处奔走呼号，组织抗日力量，动员旧部协力同心，抗日救国。

一九三二年底，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怒潮、方振武也于此时变卖了在沪的住宅和其它财产充作军费，充分表现了他为了抗日救国丽毁家纾难的高尚品德。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方振武带领随行人员到达介休鲍刚的独立第二师。我当时在二师当营长。他来到介休前经常派人送来抗战宣传品。他一到介休就石集鲍刚、李勇、张人杰等开会，商定成立“抗日救国军”。

十二月二十五日（一说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一-编者），在介休城南举行哲师大会（史称“绵山哲师”）。这天，大雪纷飞，寒风凛冽。参加誓师大会的除独立二师全体官兵外，

还有介体的农、工、商、学各界人士约二万多人。方振武将军站在一个土台子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他介绍了全国形势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表示了抗战到底决不退后的决心，宣

布了“坑日救国军”正式成立，自任总指挥。当时，全场庄严射穆，天气虽冷，但抗日救国的热血在每个人心中沸腾。

会后，以方振武、鲍刚等人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通电。

当天，冯玉祥、吉鸿昌来电，邀请方振武率队北上抗日。

十二月二十六日，方将军召开定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北上的行军路线及序列，决定由张人杰率队先到察哈尔，方、鲍准备经平遥、裹垣、黎城，出东阳关，再经涉县、武安，沿平汉线西侧转张家口。

蒋介有获悉方振武北上与冯玉祥联盟抗目，极方加以阻税，一面电令何应钦派部队拦，一而电告阎锡山设法阻止方振武离境。阎锡山既不敢抗命于蒋介石，又不愿得罪冯玉祥和方振武，落个反对抗日的罪名。他于是一面装出对方部堵截追击的样子，一面暗中给过境的方部以各种帮助。不久，方振武率领的部队过了石家庄，何应钦立即派部队阻截。为了避开蒋军，绕过铁路线，方部改道沿内长城徒步北上，经定县、唐县、灵丘、广灵、蔚县，一路上翻山越岭，历尽艰辛，于四月底到达宣化。宣化的群众听说来了抗日的队伍，夹道欢迎，载歌载舞。在行军途中，很多青年人前来要求参加抗日队伍，部队天天在壮大。在宣化县民众欢迎“抗日救国军”的大会上，方振武为人民群众的抗日激情所感动，咬破中指，血书了“有敌无我，有我无敌”八个殷红大字，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次日，方率部到达张家口，冯玉祥特别高兴，带着吉鸿昌等爱国将领，步出郊外迎接。

方振武率部北上，壮大了察北地区抗日的声势。五月下旬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任前敌总指挥。当时物质条件虽然很差，但士气高昂。方、吉率部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等地，特别是收复了察北重镇多伦，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同年八月，迫于日、蒋两面夹击的严重局势，冯玉祥被迫下野，把抗日同盟军交给宋哲元改编。方振武和吉鸿昌率部继续抗日。他们把原属自己管辖的队伍及一部分愿意继续抗日的官兵，带到张北县集中，并由方振武任代理总司令。

后又到独石口通电改“抗日同盟军”为“抗日讨贼联军”，推选方为总司令，分三路南下，但是，当部队到达滦东后，日、蒋派出重兵将联军层层包围，又有日机狂轰炸。联军伤亡惨重，突围至怀柔、昌乎附近时，已弹尽援绝，无力继续支持，遂被商震缴械。方，吉脱险去天津。次年，吉鸿昌被捕，壮烈牺牲；方振武出走香港。一九四一年日军占领香港，方回国参加抗日，刚入广东境内，即被蒋介石派人杀害。

与党合作 风雨同舟

方振武将军虽未参加共产党，但与我们党有过长期合作的历史。

五原暂师后，刘伯坚同志推荐苏联顾问安铁而斯到方部帮助工作，方振武热情接待，同他朝夕相处，宛如家人。安铁而斯向方介绍苏联政治制度、红军情况，使方振武很受启发，进一步理解了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教导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正确性。方振武还经常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开会，请苏联顾问作报告。

方部驻湖北襄阳时，创办了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教学、组织、训练大纲都是参照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制订的。方振武自任校长，华北地下党早期党员张兆丰和国民党左派余亚农为副校长，魏昆山为教育长。政治教员大部分是从武汉邀请来的，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如方略、陈启元、史直哉、程械人等。学生是在襄阳地区招去的中学生。校内有共产党的组织，在学员中也不断发展党员，如王文昌、陶东平、王曙光、冷蕴、张育、刘月昭等，都是在学校发展的党员，后来分配到第六路军总部和各师，团搞政治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方振武不畏强暴，收容和掩护了大批投奔到他所率领部队的共产党员，把他们安排到随部迁到北平的军事政治学校里任职，如王汉三（原淮上军总司令王龙廷的儿子）、方寄平、方运筹、孙丕臣、郭尔峰等。

张兆丰同志是我党在西北军中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在方部任旅长。方振武与他推心置腹，亲如手足。“清党”时，有人对使用张兆丰提出异议，方振武却态度依旧，对之反而更加倚重，又委以训练干部的重任。到北平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准张离队。张兆丰推荐山余亚农接替其职务。在此以后，驻北平的中共顺直和华北特委的军委负责人，与方仍继续交往。

王梓木同志（解放后曾任辽宁省副省长）是冯玉祥派到方部的代表，实际是中共党内的联络员，方振武对王很尊重。“清党”时，有人向方写信告密，说王梓木是冯玉祥派来的共产党，应慎重。方振武在信上批道；“既然是代表，应尊重，不得妄加非议。”

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和孙天放等人来到北平，由方振武安排在第六路军工作。我们到后才一个月，武汉警备司令部就给方来电，说：“安徽寿县‘共匪’柯庆施、廖冠洲在贵部供职，希扣押送汉。”方批“查无此人”了事。我的“冠洲”名字，也就从那次才改称“运周”的。十二月，湖北省主席胡宗铎又来密电“据报共匪孙天放任你部九十六师参谋长，着押解来汉”。方通伯（方部机要处长）让我把孙天放送走。孙走后，再将电文呈方振武。方批交军长吴杰查办。吴杰报告说参谋长已失踪，方振武不加追究，又以“查无此人”，回电了事。在这种情况下，第六路军党的地下组织力量比较充实，组织代号叫“方钧”，联络站设在北京西单威英胡同十七号，直属中共华北特委和顺直省委领导，相互间直接联系的就是王梓木和张兆丰同志。各军和师都有党员，多数同志都是军事政治学校培养出来的学员或者是该校的教员。方振武对这些同志很关心、爱护和照顾。他说：“这些是部队的新生力量，机关的骨干。”他对王梓木和史直哉更为重视，他曾对政治部主任孙光谱和军需处长孟芸生说：“革命工作要有朝气，生动活泼；要搞好群众关系，团结共事；要学习政治，洞悉国家局势。王梓木、史直哉、魏昆山都有这三条优点。你俩工作尚积极，只是左右意见不少，不看政治书籍，这样，就值得反省了。”

方振武对这些党员同志提的建议一般比较重视，有时还虚心征求意见。有一次，我跟他去参加整编会议，他表示积极拥护南京军事委员会的整编计划。白崇禧批评他：“方叔平是英勇的武将，却不谙国家政治。”他回来很不高兴，亲自造访张兆丰，又找其他人讨论军队大整编问题。大家认为这是大事，要慎重考虑。不几天，王梓木向方写了一篇万言建议书，大意说蒋介石提出军队大整编，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都不赞成，矛盾重重，将引起军事大分裂，也可能导致内战的爆发，何去何从，不易抉择；不如向南京政府申请将四军团全部开到热河，进行垦荒屯田，既符合整编精神，也可保存我们的实力。方振武反复琢磨，认为王梓木的建议是高瞻远瞩的。但他同总参议和左右亲信研究时，这些人一怕引起蒋介石的误会，加以违抗整编的罪名；二怕到边疆吃苦，否决了此议，还有人对方讲王的建议是共产党的“阴谋”。这个建议的确是中共华北特委指示的精神，如果能策动一部分军队调到热河、内蒙边区，又有党的地下工作，将会大有作为的。方派武对诬陷王梓木“搞兵党阴谋”的人大骂一场。后来，吴杰叛变，方振武懊悔地说：“王梓水的建议是有预见的。”

王梓木同志的另一个建议, 方振武很快采纳了整编将要撤销军事政治学校，王向方建议，提前将干校改为教导团，仍以魏昆山为团长。教导团扩大，也可培养更多的干部。干校改为教导团后，我们将编余的进步同志均安排进去学习和工作，后来又都成为各团举足轻重的力量。

方振武就任安徽省主席时，蒋介石只准他带一个团的部队到安徽，使他成为光杆主席。这时，“方钧”决定：第六路军总指挥部地下党组织的一部分骨干随军去安徽，支持方振武的工作。方根据王梓木等同志的建议，上书蒋介石，强调军政一体，坚决要求把四十五师调来安徽。蒋介石只得勉强答应。方振武根据王梓木等的建议，撤换了一些安徽省的厅署长和县长，下令各县组织保安团队，扩大地方武装。这些，对巩固和加强方在安徽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方振武任安徽省主席时期，勤政爱民，深受各界人士爱戴。安庆监狱关押着一些由陈调元逮捕的政治犯，我向方面报有关情况后，他立即批准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其中有共产党员廖宜民等同志。

方振武被蒋介石非法扣押的消息传到安徽后，各界人士极为义愤。中共安徽地下党组织及时同高夕明、王梓木、余亚农、鲍刚等取得联系，商讨应变措施，确定分头发动“兵变”，以武力营救方振武，地下党组织则发动各地工农群众给予策应。

一九三二年方振武到山西介休，组织抗日救国军，这时，唯一的军事实力是鲍刚的独立第二师，这个师的主要成员，都是在安徽反蒋时的军宫，如：余亚农、乔明理、刘子彬等。我和高夕明是该师地下党特支的负责人，后来华北军委和沿阳地委又先后派朱军（大鹏，解放后任海军学院院长，现离休）、范静轩（菊秋，曾任国家林业部办公厅主任）、武轩之、刘汝璋、王子健（南京军区总翻译）、余恩沛、张慕韩（景唐）、王锦帆、廖宜民、廖多芳等来部队。

在平津一带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也陆续来了不少，党的力量很强，仅我在的二营，就有党员近二十人。后来，又发展了一些党、团员。这些人都是二师的骨干，有了他们的有力支持，方振武、鲍刚才能顺利组织抗日救国军北上抗日。

方振武到达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是在我党直接支持与密切合作下实现抗日反蒋意愿的。中共华北省委组织前线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了同盟军中的党组织，同盟军总部的政治部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冯玉祥下野后，队伍拉到张北，方振武接受了前委关于南下平、津的意见。直到避难天津，方仍保持与我地下党组织的联系。

纵观方振武将军的一生，他不愧是参加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民主斗士；追求真理，拥护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坚决主张抗日，不惜毁家纾难、血战沙场的著名将领；长期与我党合作共事，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朋友。他为推翻帝制，反对新旧军阀的反动统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贡献出毕生的精力，表现出强烈的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可贵精神，他将永远活在安徽以至全国人民的心中。（廖光凤、张圣芬、王一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