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效正/文
一，蒋介石评阎锡山
1942年，我与王尊光和第二战区驻重庆办事处处长方闻（彦光）等由重庆河车返回第二战区时，在路上方彦光说，关于阎锡山与日军头子见面的事，由贾景德（时任国民政府铨叙部长）向蒋介石汇报时，蒋说：“阎先生是晋文公，谲而不正。”
大约1938年春，当时楚溪春任第二战区参谋长。我们在吉县南村坡（当时尚未改称克难坡）的住处相距很近，因为没有什么文娱活动，晚间没事时大伙就坐在窑洞前面聊天。楚溪春说，1937年对抗日问题作决策时，我是随老汉（指阎）到南京的。蒋介石后来说的“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原来是咱们老头提出的。蒋介石听了以后说，很好，这样说我就主动了。蒋对老头的主意很佩服。
二、苏体仁出主意帮我向阎锡山要钱
1946年，我打算将接收的日军的破旧汽车加以彻底整修，但核计一下，花钱很多，估计老汉不会批准。那天正巧碰见曾任伪省长的汉奸苏体仁，于是就问计于他，苏说：“好办!你交代老汉时，就说某年某月有个外国人（美国人英国人都行）参观你厂时，建议你将旧车修复，因为修旧车比买新车既快而又省钱。这样说，他一定批。”他又说：“你记住，向老汉交代问题时，说是别人的主意就比你自己的主意容易批，说是外国人的主意就比中国人的主意容易批。”我按照他的话去办，果然批准了。
又一次，我打算购买一批汽油，因为数字大，又怕批不准，于是又向苏体仁求教。他说：“这么大的数字，是批不准。如果分为两次，就能批准。”我当即请批原计划的一半，果然批准了。
过了几天，找了个借口，请批另一半，也批准了，看来，苏体仁是把阎锡山的脾气摸透了。
三、吴绍之口中的阎锡山
多年来担任阎锡山的秘书长的吴绍之，对阎的了解是十分深刻的，他曾对我说，老汉爱养老虎（指组织新军），梁化之要当驯虎英雄，结果被老虎咬了一口，一直痛在心头。
1949年初太原被围而未解放时，我很担心自己的出路问题，既不甘心出国做“白华”，又怕留在太原不安全，于是常和吴绍之谈论这个问题。吴说，老汉喜欢人叫他“不倒翁”，到时候他要不走是会起义的，他不会等着做俘虏。老汉看了徐向前劝他起义的信后，未动声色，看来不像他所说的要与太原城共存亡的样子。事情坏在李宗仁身上，李宗仁当了代总统，请他到南京议事的电报一来，他就逃之夭夭了。
四、王尊光谈阎锡山的计算才能
1941年我任宝鸡裕兴汽车公司（后改称汽车厂，归山西公营事业董事会管辖，对外称第二战区汽车管理处）协理时，一直为阎锡山管理经济的高干王尊光是监理。他对我说，你向老汉交代问题，事先一定要计算准确；否则，让他三问两问把你问住，事情就难办了。老汉的心算，绝非一般人所能比拟。他算起来又快又准，你想在他眼前打马虎是办不到的。
五、张书田谈如何欺骗阎锡山
张书田在战前就是阎锡山的兵工总办，负责制造军火。抗战期间在秋林，我和他闲谈起来，他说：老汉的聪明是人所共知的，但是要想骗他，取得他的赏识也不难。例如，他叫我造枪，总叫同时配备子弹。可是制造子弹的原料一时弄不到，无法制造，但又不能不接受任务。于是我就对他说，我有个意见不知对不对，现在咱们经费有限，我看多做些枪，暂时不做子弹也好。因为士兵拿上枪就能要回粮，要回钱，要是装上一口袋子弹不拿枪，老乡们是不会给你东西的。老汉听了，当即同意了我的意见。
六、张子奇谈阎锡山
抗战期间，我在成都同曾任天津市副市长的张子奇闲谈起来，他说，向大官们交代问题，一定要简明扼要，切忌罗嗦，对孔庸之（祥熙）如此，对聪明的阎老头更得如此。对阎交代问题，经常是你说完第一句，他就知道第二句你要说什么；你要罗嗦，他会不耐烦的。他又说，蒋介石很欣赏老头的田赋征实，其实是欣赏他坑老百姓的做法。可是话说回来，不坑老百姓又怎样去抗战呢!
七、梁挺武谈阎锡山
有一次，我同吴绍之、梁武在梁的屋里闲谈。梁说：“咱们老汉不像一般的军阀，他接受新事物真快。例如抗战初期在汉口，同民主人士邓初民、沈钧儒等就谈得很投机，可惜他在太原受了张慕陶的影响，有些托派观点，不过他有丰富的实际经验，他有自己的一套可以自成体系的理论。”“十二月事变”后，吴绍之说，老汉年事已高，现在退休出国，著书立说，做些演讲，我看倒是好的。梁艇武说，我看他还舍不得离开司令长官这个宝座。
八、我所接触的阎锡山
我第一次接触阎锡山是1938年初在汉口，当时我随山东大学住在武昌。他到汉口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住在法租界德民饭店。会后，他提出要办民族革命大学，我找了山东大学一些同学协助办理招生，梁挺武忙着请教授，向教育部立案。阎对这事抓得很紧，提出要带五六百学生回晋。我于是降低标准，不论年龄，不问性别，把愿意抗战不怕吃苦的都录取了。十来天以后，他比较满意地带了三四百名学生回到山西。
1938年2月从临汾向大宁撤退时，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同阎锡山、楚溪春同乘一辆汽车。中途过一小河，我们下车踏石而过，恰遇日机在头顶盘旋。阎有些惊慌，即刻拉楚溪春躲在一土崖下，并在自己身上撒了一层土，让我们给楚溪春也撒了一些。日机走后，因为汽车经常出毛病，我们不时下来走一段路，沿途碰到不少伤兵，认识他的，就向他敬礼说话，他便给附近的县长写一手谕，令予照顾。沿路共开了十几个条子。
1944年冬，拟用汽车从西安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突击运送一批棉军服，阎让我做一计划。因为棉军服体积大、重量轻，汽车运输要亏吨位，因而运费就偏高一些，老汉一听，就批评我太傻，说为什么不把粮服搭配起来运，并且立刻算出每车可装多少粮食和多少棉军服，以及合理的运费。我很奇怪，他怎么对汽车车厢有几平米，可放几包棉衣、几袋小麦，都一清二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