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大，宽二长三。一边是门，一边是窗。在书房里，我必须是背部靠书柜，面对白墙。

书房没做太多的修饰，只在正面白墙之上，高高地挂着一副佐叔的书法作品，那是佐叔专门为我写的《春日》。当年，佐叔送我这幅作品饱含有深意。

我特意地将那副作品挂出正常的高度，只有仰视时才能看到。这也是便于我在书房偷懒时，看到这幅作品，心里顿生高山仰止之感，以此激励自己不可懈怠。

桌子不大，上面码放的非常杂乱，拿在手里的书，随手一放，假如老婆不定期整理，这些书可能就在桌上生根了。

桌子上只要能摊开电脑，胳膊能架在桌沿上，我几乎没有了太多讲究。假如说有的话，那就是我的电脑侧前方一定有一本摊开的字帖。离开电脑的时候，我会瞄一眼字帖，换换脑子，换个思维。

虽然字一直写不好，可我还是喜欢看出古人在书写中的笔意，这是我一直欠缺的见识。听书法家说，笔走龙蛇的时候，一定是笔尖在纸面上按压，然后是摩擦着前行，笔力就是在按压和摩擦中达到一种艺术上的美。

从写字的摩擦中，突然发现了自己写作的欠缺，那就是跟码字一样，我喜欢平铺直叙，这样也就难以体现作品的劲道。

当代作家中，我非常喜欢刘震云的语言表达，即便是最平常的一句话，他一定能用非常有张力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也是他能写出《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文学作品。“一句顶一万句”是一句熟语，好像只有在刘震云的笔下，这句熟语才有最准确的意义。

记得他说过写《一句顶一万句》的动愿，他的发小到北京来向他倾诉，他要杀死自己的老婆，原因是老婆对他不忠。可之前，作家一直羡慕自己的发小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且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最后，发小没有杀死老婆，而是变成了一个“思想者”，他问作家，一个跟他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女人，那是因为别人对她说了一句什么动情的话，让她放弃了对家庭的忠贞。

就这么一个小故事，就这么一个思考，读者一下子就能体悟到，《一句顶一万句》一定值得一读，可即便你真的读完了，你也许都找不到这句话。这就是一个作家的表达能力。

就在刚才，我读了迅哥的《皖河散记》，里面摘选了五篇关于家乡的文字，读后让我感觉，迅哥也是擅长笔尖摩擦写作的。比如油菜花那一篇，先前写油菜花上面有无数的蜜蜂和蝴蝶翻飞。我记得油菜花季是有蜜蜂的，是否有蝴蝶我真想不起来，可在一阵春雨之后，黄花遍地，像折了翅膀的蝴蝶，这个映射真的非常好。

还有就是记录油坊的场景，我可能会直接记录和叙述油坊，可他说，油坊在远远的镇子上，就这一句话，我就感觉到了后面他该是什么样的笔法。油坊的场景和人是断片的，可阅读起来一点也感觉不到不连续，那就是因为，他把握了读者阅读的习惯，没有人愿意听作者的絮叨。也许，这就是摩擦后产生的精炼吧。

记得当年把《一乡一世界》的书稿交给编辑的时候，我问编辑稿件的质量，原本想听到编辑狠狠地夸我的笔力，可她的答案不是，她说我有自己的风格，不像很多作家笔法的传统。那时候，其实我还是不了解自己的风格的。

也许平铺直叙就是一种风格呢？这个真的说不好，汪曾祺的散文就是平铺直叙，不会刻意制造摩擦的。再回忆当年读过的桐城派的散文，好像也是直接叙事的，可我怎么也感觉到其中的好呢？

也许写作像书法一样，制造摩擦和平铺直叙，也许就是两种风格，就像行书和正书，当然，行书也有逆录，也有摩擦，但这不是行笔的主流。只要是文学创作，就不可能没有摩擦，关键看，一擦到底，还是适度以摩擦来增加文字的劲道，这也是个课题。

关于书法，先前我有一个结论，除非书法大家，一般的书法者可能都只擅长一种书体，有人擅长行书，有人擅长楷书，这可能是天性决定的，而跟具体人的水平没有关系。这个理论也可以延伸到写作，每个人可能都有属于自己的表达习惯，要是各种表达方式融会贯通那是天才的作家，大多数人可能都只擅长其中的一二，这是符合逻辑的。

作家在写作的时候，看似书法家一样就是按下笔尖，其实，他的每一笔画是经过认真思考的，每个表达不仅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