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运动”爆发后，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的阎红彦对此很不理解，但又不能不执行“最高指示”，他的内心充满了苦闷。

阎红彦

这年8月，阎红彦到北京参加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他在会议期间找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串门，并一股脑儿将自己的看法倒了出来。廖志高对阎红彦的看法很有同感，不住地点头，最后阎红彦说：“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反映，‘运动’不能这样搞，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这哪里叫革命嘛？”

在第二天的小组会上，阎红彦和廖志高都表示了自己对“运动”的不理解，他们的话很快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后来毛泽东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听说阎红彦、廖志高的思想到现在还不通呢！”

李井泉连忙遮掩道：“他们想通了，想通了！”

10月9日至28日，阎红彦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江青、陈伯达召集部分领导干部揭发邓小平的“问题”，谢富治在会上说：“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

谢富治

阎红彦听后大怒，激动地说：“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件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当时我是三纵副政委，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在场的江青、陈伯达气急败坏地看着阎红彦，会议只好草草收场。

阎红彦回到昆明后，儿子阎泽群对他说：“江青在北航对红卫兵讲，中央正在开会，她和毛主席占少数，很多人都反对毛主席，她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阎红彦听后大怒：“怎么能讲出这样不负责任的活！我们跟毛主席几十年，会反对毛主席？”

阎泽群劝阎红彦说：“现在的形势对您很不利，您还是准备戴高帽子游街吧！”

阎红彦却坦然地说：“我怕什么？无非下台当老百姓！但是给共产党的干部戴高帽子，我就是不赞成。这是侮辱我们党，糟蹋我们党！”

阎红彦和邓小平

进入11月后，阎红彦开始受到批斗，当时他已经是近60岁的人了，又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批斗会一开就是一整天，不让他吃不让他喝，不让他休息。即便如此，阎红彦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什么“三反分子”，在造反派要他对被打倒的某个干部表态时，他总是说：“他们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欢迎同志们批评。”

11月中旬的一天，江青在北京召开大会，她在会上说：“昆明的‘运动’还是死水一潭，局面没有打开，保皇派还在保护走资派掌权！我要求中央文革增派力量，赶赴昆明，彻底扭转局势！”

不久以后，昆明的造反派在江青的支持下，开始酝酿夺权，他们还扬言：“哪里抓到阎红彦，就地处决！”

阎红彦听到这些话后，哈哈大笑说：“国民党曾经悬赏要我的脑袋，我都不怕，现在我又不是反革命，怕什么？”

阎红彦（右一）

为了保护阎红彦，叶剑英专门从北京打电话给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让他一定要设法保证阎红彦的人身安全。秦基伟马上召开军区党委会议，责成副司令员王银山专门负责阎红彦全家的安全。王银山安排部队将阎红彦和他的妻子接到了云南省军区警卫团驻地小麦峪。

造反派找不到阎红彦，连忙向江青和陈伯达汇报。1967年1月8日凌晨，陈伯达设法拨通了阎红彦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吼道：“你为什么要躲起来？为什么不敢见革命群众？斗一两次就怕了？我看斗十次八次也没问题，不要见不得风雨。你出去和造反派见面，这是中央的决定！”

阎红彦马上反击：“你能代表中央吗？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的代表！你坐在北京，不了解下面的情况，只知道乱发号令。我看你是想把云南搞乱，把国家搞乱……”最终两人在电话里大吵一架，各自狠狠地挂了电话。

阎红彦挂掉电话后，深知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绝不会就这样放过自己，他也知道造反派很快就会找到小麦峪来，他不愿意再受屈辱，他要以死抗争……

阎红彦

这天晚上，阎红彦服下了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他留下了“逼死我者，江青、陈伯达”的遗言。阎红彦去世时，年仅58岁。

周恩来在得知阎红彦的死讯后，悲痛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他还一心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该死呀！”

后来王银山向周恩来检讨说：“总理，我没有保护好阎红彦同志。”

周恩来听后意味深长地说：“你一个人是保不住阎红彦的。”

1978年1月，中共中央对阎红彦冤案予以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历史本来面貌。

阎红彦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