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帝哥想说说周恩来和梁漱溟之间的故事。

梁漱溟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梁漱溟以乡村建设派领袖身份加入“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成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势力代表，周恩来此时正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重庆斡旋各方力量。两人的首次合作始于1941年民盟机关报《光明报》的创办，梁漱溟回忆，周恩来不仅出资支持自己办报，还安排他暂居香港作家许地山家中。这一时期，周恩来对梁漱溟的信任可见一斑。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美国政府脱去“调解”的外衣，公开露骨地援助蒋介石进行内战，国共双方和平谈判成功的希望已经很渺茫。周恩来决定暂时退出谈判，离开南京回到上海，他此举的目的是向世人昭示和谈已处于危急关头，不让国民党利用和谈假象蒙蔽人民。

但当时第三方面的一些人士仍对和平抱有一线希望，他们极力劝说周恩来去南京继续谈判。为了争取民主党派，让事实教育第三方面人士，周恩来在痛斥国民党和蒋介石后，还是回到了南京，作最后和谈的努力。

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

10月25日，国民党军队攻占东北解放区的安东。第二天，黄炎培和梁漱溟等人到梅园新村拜访周恩来，并透露了国民党军队已经攻占安东的消息，周恩来听后大怒，不仅把茶杯摔得粉碎，还愤愤地说：“我们要回延安，从此以后不再谈了。蒋介石和我们打了十几年交道，并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从无到有，从最底层翻上来，哪怕国民党的压力？怕压力，当初就不会有共产党！”

黄炎培和梁漱溟连忙劝周恩来暂时不要回延安，以免不明真相的人误解，他们还表示：第三方面以后有什么重要主张和行动，民盟必先同共产党协商，并征得其同意。

10月28日，梁漱溟提出了一个和谈的方案，其中包括国共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就现地一律停战等。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攻占了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就地停战等于承认这些既成事实，只对国民党有利。但第三方面许多人士求和心切，没有对这个方案细加研究，就同意复写3份，分别送给马歇尔、孙科和周恩来。梁漱溟的这一行动，显然违背了他和周恩来的君子协议。

当梁漱溟赶到梅园新村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时，周恩来气愤地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10年交情从此算完！”

周恩来

周恩来越说越激动，泪水一下子就迸溅出来，声泪俱下：“本是多年的朋友，关键时刻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们这是出卖朋友，不讲信义！你们对得起共产党吗？对得起李公朴、闻一多等烈士吗？”

梁漱溟连忙表态：“恩来兄，你别说了，这件事我理亏了，我们想办法来挽回。”随后他马上采取行动，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民盟的主要领导都找来，大家一商量，决定将已经送出去的方案全部收回来，并且立刻分头行动。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依然和梁漱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53年9月，全国政协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梁漱溟是列席者之一，9月11日，他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

近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水平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搞建设如果忽略或遗漏了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所以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希望引起政府重视。

毛泽东听了梁漱溟的这番话后，很不高兴，并对他进行了批评。周恩来为了保护梁漱溟，先打电话给上海的沈尹默，托他去杭州邀请马一浮到北京，劝梁漱溟自我检讨，以化解僵局。最终梁漱溟没有被追责，还被赋予1954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1966年“运动”爆发后，梁漱溟受到冲击，周恩来再次保护了他。梁漱溟曾回忆说：“……好在这时的红卫兵早到大江南北去进行‘革命大串联’去了，已无人再监督我们，于是照常领取工资的全数。一直到1970年政协学习组恢复学习，才听说当时是周总理办公室通知，对诸如我以及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不应扣发工资。细想起来，那时候除了周总理，还有谁能来照顾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