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统帅部是一个对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实行集体领导的机构，委员制和单一首长制的合理结合构成了最高统帅部的工作基础，最后决定权在一切情况下，均属于最高统帅——斯大林。
各次战略性战役和战局的企图和计划，通常是在作为最高统帅部工作机构的总参谋部准备，并有最高统帅部的有关成员参加。
在此之前，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研究参战国家潜在的政治力量和军事能力。
只是，在对所有共同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之后，人们才做出有关的政治和军事判断，最高统帅部所遵循的政略和战略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复杂工作产生出来的。
每当组织准备一次新战役时，斯大林总是把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叫到身边，同他们一起仔细地研究整个苏德战线的战役—战略情况，各方面军部队的状况、各种情报资料以及各兵种预备队的准备情况。
开赴前线的苏军坦克部队 图片来自网络
然后，斯大林又把红军总后勤部长、各兵种司令和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保障当前战役的各主要部门的首长叫到最高统帅部。
接着，最高统帅、副最高统帅和总参谋长讨论我军的战役—战略能力。总参谋长和副最高统帅还负责考虑和计算我军在即将实施的这一或那一战役中的作战能力。
通常，最高统帅给我们考虑和计算的时间为四至五天，经过四五天的考虑和计算即可定下预先决心。然后，最高统帅让总参谋长征求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对当前战役的意见。
当方面军的首长和司令部进行工作时，总参谋部的工作也十分繁重而又带有创造性，它要拟制战役计划和组织各方面军之间协同动作。
同时，还要给各侦察机关、远程航空兵、敌后游击队以及负责调运补充兵员、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和各种储备物资的军事交通部门明确任务。
最后，要规定各方面军司令员来最高统帅部汇报方面军战役划的日期。通常，最高统帅听取他们汇报时，有总参谋长、副最高统帅和国防委员会的某些委员参加。
在对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报告进行仔细研究之后，斯大林批准战役计划和实施时间，并指出那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接着，确定专人充当最高统帅部代表以协调各方面军之间的行动，并规定具体人选，以检查部队的物质技术保障和督促各部队以及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及时地变更部署。
当然，所有这些在战役或战局准备阶段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远不是最高统帅部的全部活动，其内容及其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施战役的地点、时间、作战对象及使用的兵力兵器。
最高统帅部的决定以最高统帅和总参谋长签署训令的方式下达到各执行人。有时，训令也由斯大林和他的副手签署。
自1943年开始，最高统帅部的训令由斯大林和安东诺夫共同签发，因为这一阶段，副最高统帅和总参谋长经常在部队活动。
在准备一些规模不大的战役时，通常各方面军司令员不到最高统帅部来，而是根据最高统帅部的要求，书面汇报各自对组织实施战役的意见。
关于物质技术保障的总计划，通常是先在总参谋部、在红军总后勤部长赫鲁廖夫、总军械部长雅科夫列夫以及国防人民委员部下属各主要总部首长参加下拟制，然后呈报最高统帅部或国防人民委员会。
准备参加当前战役的各方面军在受领作战训令的同时，也会得到有关物质技术供给的指示。
我们已经说过，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整个战争期间都在莫斯科，当德军逼近首都时，总参谋部曾一分为二。一部分由第一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率领留在莫斯科同最高统帅部在一起；另一部分由沙波什尼科夫率领，临时转移到设有预备指挥部的地区，后来这一部分很快又回到了莫斯科。
斯大林在战争期间一人身兼五职。除最高统帅外，他还保留着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同时他又是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国防人民委员，经常紧张地工作，每昼夜达十五、六小时。
斯大林高度评价总参谋部的工作，并且给予完全信任，在事先没有听取总参对情况的分析意见和没有研究总参提出的建议前，他是不会作出重要决定的。
一般情况下，分析从研究敌情开始。战争的经验表明，领导机关善于组织对敌侦察、迅速分析所获得的资料并做出正确结论的能力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应当说，最高统帅部在整个战争期间，除初期的某些时候外，一直正确地领导了各种侦察活动，我们的侦察机关及时而又高质量地执行着自己受领的任务，并学会了很好地分析情况。
最高统帅部对各方面军的情况掌握得十分清楚，一有变化，马上就能做出反应。它通过总参谋部细心地注视着战役进程，不断对部队的行动作出必要的改变，并根据新出现的情况给部队明确或提出新的任务。
必要时，最高统帅部为达成战役目的和完成下达的任务，也变更原兵力兵器部署，而在某些特殊场合甚至中断战役进程。
最高统帅规定了一套严格的制度，要求总参谋部每昼夜向他呈报两次标有各方面军情况变化的地图，图上并附有总参谋长的简短说明。
在总参谋部机关系统，除作战部的一些主要工作人员，即所谓方向参谋外，还有个特殊的总参谋部军官团，这是总参谋部机关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直接在部队、包括在进行战斗的地区做了大量的工作，总参谋部这个军官团的数量相当庞大，从而保证了每个方面军、集团军、军和师都有总参的常驻代表。
总参谋部参谋们的忘我而有益的劳动在我们的军事历史文献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他们都是一些熟悉本行业务、坚定勇敢的军官，其中有许多人为了胜利而献出了生命，这些在战争中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值得我们永远感激和深切怀念。
总参谋部派到部队工作的参谋以及在总参谋部机关工作的方向参谋，都是最高统帅部尊敬而又得力的助手。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领导部队工作的一个特点是：实施每次战局和战略性战役事先都有周密的计划。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就我军最高统帅部所定企图和决心的效果谈点看法。
大家都知道，任何一项计划，如果不是建立在对战役可能进程、对部队赖以达成作战目的的武装斗争方式方法的科学预见的基础之上，那末，这一计划就是空中楼阁。
苏军最高统帅部比希特勒的战略领导机构看得更远、更准。首先，我们懂得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出的战争总规律；其次，它比敌人更了解前线决定战事进程的具体情况。
因此，通常我军最高统帅部对德国法西斯头目们的可能行动总是十分清楚，并经常采取各种措施粉碎他们的企图，达成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一切，就保证了我军作战计划的高度效能。
当然，最高统帅部的活动不可能局限于只领导武装斗争的主要战役。战争要求最高统帅部能够坚强地领导整个战略战线，即能照顾到陆上、水上和空中。
而实施各个主要战役的兵力又需要次
发起反击的苏军士兵 图片来自网络
要方向上协同作战部队的支援。例如，在进行斯大林格勒反攻战役时，苏军就曾在其他战线准备和组织了一系列进攻战役。
组织这些战役的目的，在于牵制或消灭希特勒统帅部可能用以增援决定性战役地段的兵力兵器，因为敌人在那里连遭失利，急需预备队。
在我国南方，1942年底和1943年初，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情况就是这样；1943年1月，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也是这种情况。
通常，次要方向的战役不是按照事先拟订好的战局计划，而是根据整个形势的发展、临时按最高统帅部的指示进行的。这些战役的准备时间有限，规模较小，它们同主要战役合在一起构成整个战局。
要对预定战役作出计划并做好准备，这是一件非常复杂、涉及面很广的事情，它不仅要求有足够的时间，而且还要求有大批干部——首先是最高统帅部本身的以及总参谋部和各方面军领导机关的干部——去紧张地认真准备和组织力量。担负这项工作的人，对人民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
例如，为了进行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会战并发展这一战役，我们在1943年春天就花了3个月时间进行计划准备工作。后来的每次战局也都是在进攻开始前的两三个月，就动手进行计划准备。
在战局准备阶段，最高统帅部虽对战局的核心内容保密，但它必须给各方面军司令员下达从属于当前总作战企图的具体任务。
各方面军司令员根据接到的指示进行准备，然后将本人对制订方面军战役计划的意见报告总参谋部。总参谋部对提出的计划还要进行研究，分析和修改，然后同方面军领导一起向最高统帅部汇报。
在许多情况下，最高统帅部在考虑当前战役的武装斗争的进程时，不只是研究解决战役—战略问题，而且还研究解决重要的战术问题，如各兵团战斗队形的编成、炮兵和坦克的使用方法等。
有时，甚至还要解决某些直接与方面军、集团军、军、师关键地点上战斗行动有关的战术问题，例如，在斯大林格勒防御战以及尔后的反攻作战中都曾有过这种情况。
战前的计划工作是建立在及时充分占有侦察资料的基础之上的，这就使最高统帅部能够准确掌握敌人的意图和情况。
正确地分析总的军事态势和我军本身的力量及可能也十分重要。作战军队、人力资源和物质器材的后备情况是最高军事领导经常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此外，苏联进行的是联盟战争，因此，对反希特勒联盟中各同盟国的企图和行动也要考虑。
苏联军事领导对战争进程深刻的科学预见是正确制订各次战局和战略性战役计划的根本条件。根据这种预见，最高统帅部正确地规定了必要的兵力兵器，做到既保证能在战役中迅速歼敌，又能为尔后的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关于苏军事先周密组织计划战役的情况，可通过1943年的战事予以说明。
这一年，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取得辉煌胜利后，从北高加索赶走了敌军，接着，又成功地在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和沃罗涅日附近进行了另两次战役，前出到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使得莫斯科方向上的战线全线拉平，而这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我们在希特勒统帅部寄予很大希望的库尔斯克会战中粉碎了法西斯德军的突击集团，在1943年尔后的各次夏秋战役中就在整个苏德战线为自己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所有这些战役中，德军在人员、武器装备和技术兵器上都遭到了极其巨大而又无法补偿的损失，其中，最主要的则是法西斯德军的士气大为下降。
尽管欧洲没有开辟第二战场，但苏军却使法西斯德国面临着彻底崩溃。为了使德寇的彻底崩溃成为事实，需要组织和实施一系列新的毁灭性的打击。
大家都知道，最高统帅部组织了这些打击，并出色地实施了这些打击。
苏军的行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战场的军事态势影响甚大。正是由于苏军取得了胜利，反希特勒联盟中苏联的盟国才得以在这一时期顺利地实施了西西里岛战役和南意大利战役。
德军在1943年夏秋战局中遭受的失败彻底动摇了法西斯德国各仆从国对希特勒制度的信任。于是法西斯集团开始瓦解。这就为苏军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战略形势。最高统帅部巧妙地利用这一形势为1944年的战役进行了准备。
这一时期，已经没有一个法西斯德国的盟国和中立国相信希特勒制度能够避免彻底崩溃。
但是，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甚至连德国那些曾经把希特勒捧上了台，并在以后多年千方百计给予支持的人物，都对希特勒的统治丧失了信心。
德国许多被战争初期轻易的胜利冲昏头脑的人们现在已经懂得：他们在整个法西斯统治时期犯了致命错误，德国是不能够同得到反希特勒联盟加强的苏联武装力量相抗衡的。
最高统帅参加德黑兰会议回来后说：
“罗斯福已明确表示将于1944年在法国广泛采取行动。我想，他是会履行自己的诺言的。”
同往常一样，斯大林在心情好的时候，总是不慌不忙用“黑塞哥维那弗洛尔”牌的烟叶装满烟斗，巴哒巴哒地抽将起来，吐出一团又一团的烟云，同时，在办公室的长条地毯上踱来踱去。
“如果他不履行自己的诺言，”斯大林大声接着说，“那我们靠自身的力量也足够彻底打垮希特勒德国。”
在斯大林这次谈话之后，1943年12月在他的办公室召开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部分成员的联席会议，全面研究了我国的军事政治形势。
为此，把我和华西列夫斯基从前线叫了回来，当时我们在部队担任最高统帅部代表。最高统帅确定由华西列夫斯基和他的第一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做关于前线形势的报告。
会议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苏联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已取得对敌的军事经济优势。我方的优势现在决定着尔后的战争进程。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利用这一优势的最有效方法。
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计算了我军的全部能力，深刻地分析了从巴伦支海到黑海一线整个战略纵深敌军的状况。通过分析表明，战争进程的转折为我们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兵力兵器方面的对敌优势，苏军手中的主动权，军队的有利配置，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后备以及其他有利因素使我们有可能在现在按一种新的方式来解决苏德战线的战略任务。
1943年，一支吉斯-5卡车组成的车队将F-22 USV野战炮所需的76毫米炮弹送到炮兵阵地。图片来自网络
苏联后方顽强而不间断的工作，保障了对作战部队一切必需物资的计划供应。现在，我们已能够不仅在一两个方向上，而且在整个战略战线连续准备和实施大规模的战役。
与此同时，敌人抗击我军这些突击的能力却大大减少了。
后来，斯大林又在他的办公室召集了少数几个人，提出了有关实施1944年战局新样式的问题。事先，他已分别征求了这些同志的意见。
这次会议，象往常一样，是不做什么记录的。大家讨论的问题是：
为了进一步摧毁敌基本力量和彻底粉碎法西斯集团，究竟应当把兵力兵器集中到哪里。
结果，这样的地区在整个战略战线共有十处。讨论结束后，最高统帅命令总参谋部作出有关在这十个地区实施突击的初步设想。
只要每次战役的基本企图一经确定以及初步计算出所需的兵力兵器，最高统帅部象往常一样，就逐个征求那些准备参加1943-1944年冬季战局有关战役的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
总参谋部在搜集到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后，立即大力展开各次战役的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预备队的组建、训练和装备工作也在全力进行，国防人民委员部下属各总部首长和红军总后勤部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