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兹涅佐夫将军在他那本题名《前夜》的书中，谈到我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时写道：

“起初我想，只是我同朱可夫的关系处得不好，而他的同行海军参谋长伊萨科夫会同他谈得来。但是，伊萨科夫也毫无结果”。

我现在已经记不得，是这些同志找我“毫无结果”，还是我找他们“毫无结果”，这一点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是为了历史的真实性，我应当说？在斯大林那里讨论海军问题时，无论是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还是总参谋长，根本就未被邀请参加。

1939-1941年期间，党和政府在巩固国防方面采取了何等重大的措施，也可用我军数量的增加来说明。

这个期间，我军数量增长了1.8倍，新建了125个师，到1941年1月1日，陆军、空军、海军和防空军总共在420万人以上。

在本书的一章中，我已经提到过普遍军训的意义。公民首先是青年在入伍前接受保卫祖国的训练，这个传统，在人民中间受到普遍的欢迎。

从事群众性国防活动的是苏联支援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协会，到1941年1月1日，这个协会的成员在1,300万人以上。每年有好几万飞行爱好者、跳伞员、射手和航空机械员，在300所以上的航空和汽车摩托俱乐部、航空学校和滑翔俱乐部学习专业知识。

而且，青年入伍前学到的这些技能，后来在民兵和游击队发挥了多么重大的作用！

前苏联少年军校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各级指挥员的专业训练方面，有200所以上的军事学校、19所学院、10个附设于普通大学的军事系，7所高等海军学校，几十万人在这些院校中受过良好的教育。

根据多次到我负责的总参军事学院所见到的情况，我更加相信，战争前夕在各军事教研室为学员们提供的现代军事理论，相当充分地吸取了已经开始的二次世界大战战的经验。特别强调指出武装斗争的坚决性、残酷性和可能出现的长期性，以及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的必要性。

军事战略主要建立在这样一个正确的论断的基础上，即只有进攻才能粉碎侵略者。与此同时，其他的作战方法，诸如遭遇战、不得已的退却行动、被合围时的战斗、夜间作战等，则没有作认真的研究。

整体说来，那个时期的军事理论可以说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但是，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理论…………

我研究过战役战略问题以后得出结论，在像我国这样一个大国的防御方面，存在许多严重的缺点，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人员也有着同样的意见，据他们讲，我的几位前任也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样的意见。

大量德军集结在东普鲁士、波兰和巴尔干，引起了我们的极大不安。同时，使我们更加不安的是，西部各军区缺乏足够的战斗准备。

全面考虑过这些问题以后，我和瓦杜丁一起向国防人民委员详细报告了我军组织编制和战斗准备方面的缺点，以及动员储备品的情况，特别是炮弹和航空炸弹的情况。

此外，还指出工业来不及完成我们的技术兵器的订货。

“所有这些问题领导上都很清楚。我想，目前国家无法给我们更多的东西。”铁木辛岢冉次这样说。

有一次，他把我叫去说：

“昨天我为火箭炮的问题到过斯大林同志那里。他问及你接替厂梅列茨科夫的工作没有，对新的工作感觉怎样，并且命令你去向他报告情况。”

我问：

“要准备些什么问题呢？”

人民委员说:

“所有问题都要准备。但要注意，他不会听长篇报告。你向我讲几个钟头的东西，向他报告时要在十分钟内讲完”，

我接着说:

“十分钟我能报告什么呢？问题都很大，都要严肃对待。须知要了解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要采取必要的措施。”

国防人民委员说:

“你打算告诉他的东西，他基本上都知道。所以，你只要谈谈其中带关键性的问题。”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随身带了一份准备汇报的问题清单，来到斯大林的别墅，铁木辛哥元帅和库利克元帅早已在那里，在场的还有几位政治局委员。

斯大林同我打过招呼以后，间我见过火箭炮（喀秋莎）没有。我回答说：

“只听说过，但没有见到。”

他说:

“哦，那末最近你应当同铁木辛哥、库利克和阿博连科夫去靶场看一看火箭炮射击。现在就请你向我们谈谈总参谋部的工作吧。”

我把向人民委员报告过的东西简要地重复了一遍。我说，鉴于复杂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及时克眼西部边境防御和军队中存在的缺点。

莫洛托夫打断我的话说：

“怎么，你认为我们很快要同德国人打仗吗？”

然而，斯大林阻止他:“等一等…………，”

听完报告以后，斯大林请所有的人进餐，中断了的谈话又继续下去。斯大林问我对德国空军有什么看法。

我讲了我的想法：

“德国人有一支不错的空军。他们的飞行人员在同陆军协同作战方面受过很好的实际锻炼。至于飞机，我们的新式歼击机和轰炸机丝毫不比德国人的差，甚至还要好一些。可惜的是这种飞机太少。”

“歼击机尤其少”，铁木辛哥补充说。

这时，有人插话说：

“铁木辛哥同志考虑得更多的是防御飞机吧。”

人民委员没有回答。我想，他的听力不佳，根本就没有完全听明白。

晚餐很简单，第一道是乌克兰浓汤，第二道是烧得很考究的荞麦米饭和很多熟肉，第三道是煮水果和新鲜水果。斯大林兴致很高，有说有笑，喝着一种格鲁吉亚淡酒，并用这种酒招待客人，但多数人却宁愿喝白兰地。

最后，斯大林说:

应当认真研究一下那些最急迫的问题，提交政府作出决定。但是应当依据我们的现实可能性，而不要去空想那些我们的物质条件暂时还不允许的东西。

当夜回到总参谋部以后，我记下了斯大林所讲的一切，并且写出了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并这些建议交给了政府。

1941年2月15-20日，召开了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会议，我有机会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号召党组织认真注意工业、交通，特别是国防企业的需要。

会议决议指出:

航空工业、化学工业、弹药工业、电子工业和国民经济中其他许多有国防意义的部门的领导人，应当从代表会议的批评中吸取教训，大力改进工作。否则，就要被撤销领导职务。

会议通过的最后一个和平时期国民经济计划，要求国防工业在1941年有很大发展。

这次会议上，秋列涅夫、基尔波诺斯、尤马舍夫、特里布茨、奥克佳布里斯基等许多军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我受到了极大的信任，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战争开始前，在总参谋部工作的是一个由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将军和军官组成的团结友爱的集体。我只把其中的几位介绍一下。

瓦杜丁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担任第一副总长的是全国知名的瓦杜丁中将。他工作非常勤奋，很有战役战略头脑。

负责组织编制的副总长索科洛夫斯基中将，于1941年初春由莫斯科军区参谋长调任此职。战争时期，他表现出有很高的天赋和作为一个高级军事首长的才能。

领导作战部的是马兰金少将。他是一位很有教养、很有才能的领导人。

在那里工作的还有华西列夫斯基少将。战争时期，华西列夫斯基成为我军一位杰出的军事首长，许多巨大的、出色的战役都是在他的指挥之下进行的。

战争前夕，华西列夫斯基在总参谋部负责西北和西部方向的作战计划。

除上面提到的以外，在总参谋部还有其他许多有才干的果断的军事首长，他们以创造性的劳动提高了总参谋部这个集体的工作效能。

总参谋部执行着繁重的作战、组织和动员工作，是国防人民委员的主要工作机关。

但是，总参谋部本身的工作中是有缺点的。例如，1941年春天研究工作情况时发现，没有为总参谋部，以及国防人民委员、各军兵种司令员构筑战时指挥所，作为指挥军队，迅速传达大本营指令，接受和研究军队报告之用。

战争爆发前几年中，构筑指挥所的时间错过了。战争爆发以后，统帅部、总参谋部、各兵种司令部和各总部，不得不在和平时期的办公室实施领导，使工作大大复杂化。

战争开始前，有关统帅部大本营的机构问题，如大本营的组织结构、人选、位置、保障机关及物质技术器材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战前五年里，换了四个总参谋长。这样频繁地更换总参的领导，便不可能完全掌握国防情况，也不可能深入地全面考虑未来战争的一切方面。

现在一些战争回忆录的作者说，战前我们没有军队动员计划和战役战略展开计划。

实际上，关于军队作战计划和动员计划在总参谋部当然都是有的。这些汁划的制订和修改工作从来没有间断过。计划修订以后立即上报国家领导人，批准以后马上下达各军区。

战前，在制订和修改作战汁划和动员计划方面，作战部马兰金将军、华西列夫斯基将军、阿尼索夫将军等人，作了大量工作。

我到总参以前，制订计划总的领导由苏联元帅沙波什尼科夫，后来由梅列茨科夫大将和瓦杜丁中将负责。

还在1940年秋天，就对原来的作战计划作过一次重大的修改，使之更加符合一旦遭到袭击时必须完成的任务。但计划存在有战略上的错误，这是由一个不正确的论点造成的。

当时，认为最危险的战略方向是西南方向的乌克兰，而不是西部方向的白俄罗斯。1941年6月，希特勒统帅部正是在白俄罗斯方向集中使用了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集团，这个方向距离我国首都莫斯科最近。

由于这一错误，不得不在战争的头几天里，就把早先集中在乌克兰和后来调往那里的第19集团军全部和第16集团军的许多部队和兵团，转移到西部方向，加入西部方面军的编成内从行进间进入交战。

毫无疑问，这个情况对于西部方向的防御作战进程是有影响的。

1941年春天（2-4月）修订作战计划时，我们没有完全纠正这个错误，没有在西部方向部署更多的兵力。

斯大林认为，希特勒匪徒在对苏战争中首先是力图占领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以夺取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克的煤，然后是高加索的石油。他在1941年春天审查作战计划时说：

“没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德国法西斯就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

我们所有的人当中，斯大林享有崇高的威望。当时，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去怀疑斯大林的意见和他对形势的分析。但是，斯大林在判断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上犯了错误。

1941年2月，批准了军队动员计划（组织问题和物质问题）的最后一个方案，称为“41号计划”。这个计划下发各军区，并指示在1941年5月1日以前完成原动员计划的修改。

1940年还通过了一个决定，立即将西部各军区的部队部署到新合并到苏联的西部领土的新地区，这些地区虽然还没有防御工事，但在那里部署了西部各军区部队的第一梯队。

1941 年7—8 月，基辅筑垒地域中的一处永备火力点（B 型）的内部设备和室内布局切面图。

这里，我想说一说新老筑垒地域的命运，西部国境新的筑垒地域，是从1940年初开始构筑的。

构筑筑垒地域的方案，是斯大林根据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的报告批准的，但是构筑工程到1941年6月没有完成。

战争开始前建成的钢筋混凝土工事约有2,500个，其中1,000个装备有要塞炮，其余的1,500个只装备有机枪。

乌克兰、俄罗斯拉瓦和佩列梅什利的筑垒地域，在1941年6月间保持着最高度的战斗准备，在战争初期起过极其有益的作用，这一点下面还要说到。

现在，我想澄清一下从老的筑垒地域拆除火炮的问题。

1941年2-3月，红军总军事委员会，就如何加速完成新筑垒地域的构筑和武装问题，进行过两次讨论，我对会上发生的激烈争论记得很清楚。但是，争来争去，却找不到加快生产要塞炮和保障必需的要塞设备的实际办法。

这时，负责军械的副人民委员库利克元帅和负责筑垒地域的副人民委员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还有总军事委员会委员日丹诺夫，建议从某些旧筑垒地域拆下一部分要塞炮，来装备新建的筑垒地域。

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和我没有同意这个意见，指出旧筑垒地域还有用。而且，旧筑垒地域的火炮，在炮的构造上也不适于新的永备发射点。

由于在总军事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分歧，便把问题报告给斯大林，斯大林同意库利克、沙波什尼科夫和日丹诺夫的意见，下令从次要地段拆下部分火炮，送往西部方向和西南方向，使这种老式构造的火炮临时用于新的工事。

老的筑垒地域是在1929-1935年这个期间筑成的，永备发射点装备的基本上是机枪，1938-1939年许多永备发射点得到了火炮的加强。

根据红军总军事委员会1939年11月15日的决定，老筑垒地域部队的编制人数缩减了三分之一以上，而现在又要从某些地段拆除火炮。

但是，在再次报告斯大林之后，我们获准在被拆除武器的地段保留部分火炮。

1941年4月8日，总参谋部就1938-1939年开始构筑的筑垒地域问题，给西部军区和基辅特别军区发出如下内容的训令：

在得到特别指示以前，斯卢茨克、谢别日，舍佩托夫卡、伊贾斯拉夫、旧康斯坦丁诺夫、奥斯特罗波尔筑垒地域予以保存。

为了在战时使用上述筑垒地域，应准备和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各筑垒地域指挥部的骨干；

2、为了完成每个防御枢纽部和支撑点的火炮机枪火力配系，应在土木工事或混凝土工事内构筑发射座。此种发射座应于战争开始后10天内使用野战部队的力量筑成；

3、根据红军国防工程建筑部的设计和技术指示，计算出武器和简单内部设备的需要量；

4、计算兵力兵器和制定作业计划时，应将1938-1939年在列季切夫、莫吉廖夫、扬波尔、沃伦斯基新城、明斯克、波洛茨克和莫济里筑垒地域修筑的钢筋混凝土工事计算在内。

国防工程建筑部部长应拟定在1938-1939年防御工事中安装武器和简单内部设备的技术指示，并在1941年5月1日前将其下达到军区。

科罗斯坚筑垒地域地下指挥所的平面图

不过，旧国境线上筑垒地域永备发射点和土木发射点内武器作好战斗准备的时间搞错了。总参谋部的训令要求这些武器于战争开始后10天内作好战斗准备，而实际上许多筑垒地区早在这个期限之前就已被敌人占领。

旧国境线上的筑垒地域，并不象某些回忆录和历史著作中说的那样，被平毁和全部拆除了武器，所有重要地段和方向上的筑垒地域基本上都被保存下来，并考虑另外予以加强。

但是，战争初期军事行动的进程不允许完全实现预先考虑好的措施，不允许适当地利用旧的筑垒地域。

关于新的筑垒地域，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曾多次指示各军区加速构筑。每年有将近14万人在新国境线上构筑工事。

现将总参谋部1941年4月14日就这个问题的一个训令摘录于下：

红军总参谋部虽三令五申，但永备工事安装武器和作好战斗准备的进度，仍迟缓得令人不能容忍。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1．军区所有用于筑垒地域的武器，应立即安装到工事中，并使工事作好战斗准备。

2．如缺乏专用武器，应暂时（经过简单改造）在射孔内安装带野战枪架的机枪，可能时安装火炮。

3．在对工事作战斗准备时，即使缺乏其他制式的设备，也必须安装装甲的金属栅门。

4．对工事内武器应妥善保养，保持完好无损。

5．红军国防工程建筑部部长应立即将在钢筋混凝土工事内安装暂用武器的技术指示下达到各军区。

各军区应于1941年4月25日前将所采取的措施报告红军总参谋部。

红军总参谋长 大将 朱可夫（签名）

红军总参谋部筑垒地域处处长 少将 希利亚耶夫（签名）